念小学时，学校对面有一个全县最大的生猪交易市場，俗称猪儿市場，也是拥挤的县城唯数不多的空旷广场。很多时侯放学后我们都去玩，玩累了就躺在有猪粪味的草地上睡觉。一天，大家聊到理想，那是一个有共同理想的时代：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但怎么做我们并不知道。于是同学们的理想还是具体到做科学家、医生等等之类，问到我的理想时，我毫不犹豫，坚定而向往的说：离家出走。今天想起来那个时侯我就有病了。

  我的种种神神叨叨鬼鬼崇祟的行为让熟知我的朋友私下猜测：在我三岁的时侯是否得了脑膜炎，留下后遗症。我也问过我妈，我妈说：小时侯体弱，患过什么阿里巴痢疾，差点送了小命，但真沒有患过脑膜炎，所以脑子是怎么坏的，便成了我常常发呆的缘由。

 从老家流窜到成都，放弃让人羡慕的工作、环境和前程，看起来很复杂的选择，于我就简单潦草，稀里糊凃的决定.。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求生存，对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长”并且不明白生活本意，不理解努力和奋斗意义的准中年女人是一件多么艰苦卓绝的事。以后展开的人生让我在无数个失眠之夜惊讶那个长不大的女人的单纯和无知。

 老潘是我的第一个老板，也是我見过的真正有钱人。我原来以为有钱人就是手拿大哥大，横着走路，大着嗓子说话的包工头。老潘那个时侯的夫人是我的闺蜜，我们在一起做租车公司，取名“大班”。工作生活都混在一起。在一起久了，老潘很多次欲言有止:五根，你知不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我每次试着回答：长得丑，还敢那么黑:性格激烈，容易走极端:或者胆小怕事，特别不善与领导和陌生人打交道:不会打扮，穿着随意不化妆，漫不经心，不学无术等等。老潘都笑而不答。后来，他们一家人移民澳洲，临行大酒，老潘才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做为女人，你最大的缺点是：不解风情。

 我鄂然。我以为做为一个家庭妇女应该和风情二字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老潘十年后再见我，饭桌上调侃：五根，怎么一点变化没有，还是那么土，还是那么不解风情。

我是我们家的老小，从小娇生惯养，不理世事，不懂人情，懵懵懂懂长大，从来沒有拥有过财富，但也沒有缺过钱，所以对金钱的概念认识极端的肤浅。后来，尝试种种工作试图挣钱养活自己未果，方才明白挣钱不易，谈论金钱并不庸俗，自己沒有资格“视金钱为粪土“。方开始彻底的颠覆自我，从小民工做起。老潘好几次见我，我都在谈所谓的项目，谈过去羞于谈的钱。几番经历后，老潘忍无可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让五根这样的人堕落成只谈钱了。他哪里知道，我是自甘堕落啊……。

 多年秘书的从业经历，养成了服从配合听话的性格，见领导沒水喝比自己沒水喝难受N倍，这绝不是夸張，现在见到过去的老领导还会玩笑的说：我眼里只看得见领导(虽然我眼睛几近失明)。自己开始做公司，全然沒有做老板的气质，甚至人多了依然张口结舌，不敢说话。所以很多了解我的人不相信我能做公司，他们屡屡置疑我的无能，我也只好无奈的说:其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随叫随到，不知道拒绝，沒有原则的处事风格被表弟一针见血的指出:奴颜卑膝，奴性十足。仔细想想，当秘书落下的病根至今未愈。

不论在什么样的埸合，我都会真实的告诉对方:我做的是小公司。包括公司内部的人对此给我提过很多意见:公司虽小，但一步一步的在往前走，你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皮包公司，一点不顾及公司的形象，批评我不会装神弄鬼，犯了兵不厌诈的大忌。我自知沒有经商之才，念书时数学一直在及格线上徘徊，所以很多的事不是不想装神弄鬼，而是能力不够，装都装不出来。表弟还说:别人的智商是商人的商，你的智商是伤心的伤。所以，我能苟延残喘到今天，全靠造化。

王芬芬是我商业道路的启蒙者，我们一起做过饭店，我完全的甩手掌柜，王芬芬活力四射，有极强的商业观念和实战经验。我们经常一起八卦家常，她恨铁不成钢的说女儿某过缺点(比如:乱穿衣服，比如不勤奋，比如胡思乱想，比如不求上进种种)，一定会在后面加一句:珊珊太像你了，是你生的。而她说到珊珊所有优点时，从来沒有说过像我，一点像我的意思都没有。

我是我的敌人。混迹于险恶的江湖而不知其险，得众人之爱而不知其意，行走于天地间不知其幸。我唯一的能耐和可能只有在末来尽全力改变自己，克服朋友无法忍受的种种缺点，让自已成为一个好人，这也许是自已对这个世界的唯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