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如何被创造出来？

      1.发现间题一发明问题：某人(如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老师、领导、警察、咨询师)在观察一个或多个人的行为(配偶、家庭成员、学生、工作部门、犯罪嫌疑人)或观察自身时，得出这样的想法—这里“有问题”。

        2.一个由问题决定的交流系统的形成：这种想法在与他人的交流当中传播，使问题变成了参与者交流的主要内容和交流关系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人被牵涉进来，同时他们共同的注意范围变得越来越狭窄，并聚焦在“有回题”的点上。

        3.对问题的解释：会为问题寻找并找出一个解释，并对其进行协商。一方面它是很有说服力的，以至于被人接受，但是另一方面无法提供任何摆脱问题的出路和解决办法。一些对于所谓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解释方式特别适用。

        比如：把过去说成命运：把过去的某些不可逆转的事件(错误、罪责、幼儿时期的创伤、生理缺陷、事故或中毒导致的后果)说成对当前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无法改变的影响，如“他被这段关系毁了”，“她的精神受刺激了”。

        比如：一个无能的或恶劣的、没有能力的或不愿意改变的人的过错：把复杂的人际关系间题归咎于参与者的个人特点，同时否定了其解决间题的能力或意愿(一个本质不良的暴躁的孩子、一个无能的同事、一个不堪重负的组织)。

        比如，“我们太弱小”：所有问题的参与者都被解释成无助的，认为解决的权力掌握在外部第三方（“上级”“社会”“市场”“父母”“孩子”）身上。

        4、使问题固定下来的做法：所有参与者持续这么做，就好像问题根本无法被解决或者解决办法仅仅掌握在其他某个人手中，“描述的力量”被体现，被说成没办法解决或只有某人能解决，可惜行不通，就使得新的创造性的方法无法被找到。在问题被固定下来的持续关系中，往往存在强烈的对称和互补关系形式（对称性关系，一方会对另一方的行为做出同样的行为反应，对称性关系升级会导致战斗和暴力。比如在家庭成员中，老大联合老三和老二、老四冲突；互补性关系一方会对另一方的行为做出相反的行为反应，比如丈夫爱表现自己，妻子表现安静不起眼的，互补性关系升级会造成僵化和联系中断），它们相互强化被稳定彼此。

        解决问题的方式维持了问题或者制造了新的问题。

        二、问题可以是有用的吗？

        问题为什么在系统中被制造和维持？早期的系统论提出一个解释，因为问题有利于维持当前的平衡。同时“系统的内稳态”受到外部和内部环境变化的威胁。由于家庭系统成员的生理方面不断成熟以及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发展，在一个系统的生命周期中，在长期的稳定阶段后会出现“批判性转折”，结婚，孩子的出生，配偶的死亡或离婚，失业。这会使人感到危机，因为系统变化，可控性变化，旧的系统平衡被打破，需要建立新的系统平衡。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家庭成员的症状是有用的（功能性的），因此一些症状出现后不会在波动中消失，而是变得稳定。比如，孩子观察到父母充满冲突的关系，表现出症状，转移父母注意力。

        针对症状人们归纳出一个双重特征，它即是问题，又是解决办法。它导致了痛苦，但同时阻碍了其他参与人所相信的更严重的痛苦。

        同时要关注到，症状在系统中具有某种功能，这是治疗师作为观察者想出来的，以为家庭系统提供不同的新的框架。但是症状消失究竟是否有意义呢？家庭平衡会打乱，会不会制造出新的问题？在采取行动前，先考虑一下目前的状况好的方面，哪些问题被解决了，或者这些“问题”在家庭中对谁来说有哪些优点。

      三、疾病作为问题。

        医疗工作者很难接受系统治疗的认识论（我能认识什么）看法，“疾病”终究是现实，它是存在的，并不仅仅是由某人“命名的”一个“问题”。

        系统治疗师基于认识论的倾向是，把疾病概念，尤其是慢性的，放在背景中考虑，使其相对化（可选择的？），从而对“疾病”这个概念本身提出质疑。

      “尊重事物的存在，如果它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它将不复存在。”疾病概念及其体现可以被看作对恢复健康这一问题而言，暂时的尽可能好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可以同病人，家属，治疗人员和资金提供者一起思考，如何利用疾病概念的规则，满足不同参与者大相径庭的实际生活利益。

        在德语单词中，疾病有三种翻译方法，生物医学的疾病，体验的疾病和社会认可的疾病，需要询问，疾病的哪一方面对谈话对象最为重要。诊断同时被看作“正确的或错误的”或者“有利的或有害的”。

      四、诊断的目的

        医生的诊断即是专业知识被“正确地”制定的，同时又要根据它产生和运用的背景，探究它对于实际生活的益处/害处，以及它所暗示的未来可能性。凭借“双面眼镜”（同时存在好和坏，可以选择的）来考虑诊断，进行有益的谈话。

        在一次案例讨论中，一个年轻的精神病人生气地说，他反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他只是对人很不信任，因为在他的生活中，他有过很多与人打交道时不好的体验。在询问情况后，一位坐在他旁边的住院医生说，过去有位由于偏执表现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患者，但是通过长期观察，把诊断定为早期创伤性精神压力后的分裂样人格。当约亨·施魏策给他读了ICD（国际疾病分类）中的诊断标准指的是“回避与人接触”和“行为退缩，沉浸在自我世界中”时，他表示同意：我就是这样的！”并且作者问清了，哪些地方可以证实他的退缩行为。然后继续讨论，将来在什么样的生活情况下，他可以保持退缩，何时他更想走出个人世界。最后，作者建议他记住，把“精神分裂症样的”这个词，当作聪明的、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与人交往的一种能力的代名词。

        系统的谈论和协商诊断：一个可能的谈话提纲：

        1、谁提出了哪些诊断?——对现实提问

      ·病人(咨客、学生、委托人……)如何给自己下诊断/这个自我诊断对他来说是好是坏?

      ·医生(教师、心理工作者、企业咨询人员……)的诊断触发了病人怎样的想法、希望、担忧?

      ·病人和诊断者的诊断之间如何协调或陷入冲突?

      2、谈论诊断还是保持缄默?—循环提问

      ·在多大程度上病人(咨客、学生、委托人…)能够接受诊断者的决定?

      诊断者应该(不)告诉谁什么?

      病人(咨客、学生、委托人……)想(不)告诉谁什么?

      诊断有利和不利的方面(问题提问和解决办法提问)?

      诊断有哪些积极的副作用(新的机会)

      它有哪些消极的副作用(限制、羞耻感)

      假设诊断能够改变，哪些小的改变会使病人“更容易活下去”?

      3、对诊断能做什么?—总结

      诊断者和病人(咨客、学生、委托人……)能否对诊断名称和治疗结果达成一致？

      如果答案为“是”，他们现在一致的想法是什么？

        如果答案是“不”，对于双方的不一致，他们下一步想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