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自我的领导力：拼起碎片
人和旅馆相同。每天早上都会有新客人到来——喜悦、忧郁、恶作剧，还有那些转瞬即逝的感觉，和不速之客一样……你需要欢迎他们，取悦他们，坦诚地对待每一个客人。即使是那些来自黑暗的思绪、羞耻感和恶意，也要在门口欢笑着迎接它们。你应该对此感谢，无论是哪一种感觉到来，因为它们都是来自更高层面的指引。
——鲁米
有多少人认识你，你就有多少个自我。
——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
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我认识了玛丽，一个害羞、孤单和身体虚弱的年轻女子。在为期三个月、每周一次的心理治疗中，我们一起处理了她早年的创伤史对她造成的破坏。
一天，我一打开候诊室的门，就看到她穿着一条迷你裙，头发染成火红色，姿态撩人地站在那里。她一只手拿着一杯咖啡，脸上出现一丝扭曲。“你一定是范德考克医生，”她说道，“我的名字是简，我是来警告你的，请不要相信玛丽告诉你的任何事。她说的全是谎言。我可以进来，跟你说关于她的事情吗？”我震惊极了。幸好我可以镇定地面对“简”而且耐心地聆听她的故事。在接下来的治疗中，我不仅见到了简，还见到了一个受伤的小女孩和一个愤怒的小男生。这只是这场漫长的、有建设性治疗的开始。
玛丽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患有解离性身份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的人，在那时，这个疾病叫作“多重人格障碍”。虽然DID患者症状非常戏剧化，但他们各个人格的分裂和产生，仅仅是他们内心世界的极端表现。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心中的冲突，但受过创伤的人更有可能生存的压力下，将这些冲突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探索甚至与这些人格部分友好相处，是治疗的重要部分。
17.1绝望时需要采取绝望的手段
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感到屈辱时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用任何手段来保护自己，让自己生存下去。我们可能会压抑我们的感情；我们可能会勃然大怒，阴谋报复；我们可能会决定奋发图强，让自己变得非常强大和成功，让别人不再能够伤害我们。许多被列为精神病问题的行为，包括一些思维偏执、强迫性行为、惊恐发作甚至那些最自我毁灭的行为，一开始都是自我保护的适应性策略。这些对创伤的适应性行为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的各种功能，以至于医护人员和病人自己都认为，完全康复是不可能的。这一视角将这些症状看作永久性残疾，使得治疗局限于药物维持上——这会直接导致创伤幸存者对药物的终身依赖，就好像肾病患者一辈子都离不开透析治疗一样。1
凶悍好斗或悲观绝望、妄尊自大或消极被动——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将这些行为看作后天习得性的适应性行为，将更有益处：曾几何时，病人开始相信，只有自己变得强硬、不引人注意甚至消失、干脆放弃一切，才能让日子好过一点。就像创伤性记忆会不断来袭、直到他们告别人世一样，对创伤的适应性也会不断持续，直到人身体各部分都感到安全、并重新整合起身体的各个部分。在此之前，这些部分都在全力以赴地和创伤战斗，或者躲避。
我遇到的每一个创伤幸存者有各自的振作方式。他们的故事都使人敬佩，感叹于他们如何应对多舛的命运。我知道，他们全力以赴，挣扎求生；我毫不惊讶于他们付出的代价：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思维和灵魂之间的联系毫不关心。
这种应对方式是有恶果的。对许多孩子而言，选择憎恨自己比表达愤怒或离家出走更安全，因为他们不会冒险破坏他们和监护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做的结果是，被虐待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来就不值得被关爱——这是孩子对他们的悲惨待遇唯一能够想到的合理理由。他们依靠否认和无视现实世界来生存，甚至将自己与现实世界分离开来：他们刻意遗忘虐待；他们压抑自己的愤怒和绝望；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感受反应迟钝。如果你童年时经历过虐待，在你内心深处，很可能仍有一块地方保持在幼年状态，这一部分仍然守着这种强烈的自我厌恶和自我否认的情感。许多曾有过可怕经历并幸存下来的成年人都受过同样的困扰。推开激烈的感情可以在短期内奏效，帮助你维持独立和尊严，也可以让你专注于重要任务，比如拯救战友、照顾孩子，或重建你的房子。
直到时间不断推移，问题才逐渐显露。一个士兵即使亲眼看见战友被炸飞，他依然可以回归平民生活，并尝试把这个经历遗忘。他自我保护的一部分知道如何胜任自己的日常工作，如何与同事和平相处。但他可能习惯性地对女友大怒，或者当他沉浸在女朋友的爱抚中时，他感觉到失控，变得僵硬、迟钝或惊恐万分。他可能会不知道，他的思维自动将沉浸于感情中和战友被杀害时令他窒息的绝望和无助联系起来。因此，他身体中自我保护部分介入，创造出一个保护的一面：他生气，但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气；他以为自己是因为女友的一些行为而生气。当然，如果他继续对女友（以及随后的女朋友）发脾气，他会变得越来越孤立。他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在沉浸于感情中触发了他以往受过创伤的部分；而他的另一个部分自我，以一个“愤怒的管理者”的角色保护那个脆弱的、受过创伤的自我部分。帮助这些极端的自我部分放弃极端信念，是治疗之所以能够挽救人生的关键。
正如我们在第13章看到那样，从创伤中康复的关键，是学会如何不让过去的回忆干扰到当下的生活。但大多数幸存者，包括那些社会功能良好甚至绝佳的人们，在生活的某些方面面对着一个不同的甚至是更大的挑战：他们需要重建一个新的大脑/思维系统，因为之前的大脑和思维系统是为了处理和应付最坏的情况而构建成形的，这个系统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状况。正如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创伤性记忆以整合他们，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那些曾经为了让我们幸存下来而构成的充满防卫的自我。
17.2思维是一块马赛克
我们每个人都由很多部分组成。比如现在，我的一部分想睡午觉；一部分想要继续写作；还有一部分的我仍然在因为一封冒犯到我的邮件感到烦躁，想冲动地按下“回复”按钮；但另一部分的我想要冷静下来，随它去。认识我的大多数人都看过我的强烈、真挚甚至急躁的一面；有些人遇到过住在我内心深处咆哮的小狗。我的孩子们喜欢和我调皮、爱玩耍、爱冒险的一面一起度假。
当你早晨走进办公室，看到你老板头上的乌云，你就能准确地知道什么即将发生。他愤怒的一面具有特殊的语调、词汇和身体姿势，和昨天与你共享孩子照片的那一面相比完全不同。自我的各部分的区别，不仅仅包括情绪，还包括不同的存在方式。在我们生活的大环境里，这些不同的自我部分有各自的信念、行事方式和角色。
我们如何和自己相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内在的领导力技巧——也就是说，我们怎样倾听我们不同的部分、确保他们各自得到很好的关注、并防止他们破坏彼此。当我们的每个部分单独出现时，经常被误认为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我们复杂的思想、情绪和感觉中的某一个元素。例如玛格丽特和乔这对情侣，当玛格丽特在争吵中大喊“我恨你”时，乔大概认为她讨厌他——在那一刻，玛格丽特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实际上，她只有一部分在生气，这部分暂时掩盖了她的温柔和深情，当她看到乔脸上伤心的表情时，这些情感很可能会重新返回到她意识里。
每一个主流的心理学流派都承认人有潜在的人格特征，并给予它们不同的名称。2威廉·詹姆斯在1890年写道：“必须承认……意识的总体可以被分成许多共存的部分，这些部分互相看不见彼此，却共享信息。”3卡尔·荣格写道：“心灵是一个自我调节系统，这个系统通过自我调节保持平衡，正如我们的身体一样。”4“人类心理的自然状态由其各部分组合在一起，并由他们的矛盾行为互相制约，”5“这些对立面的整合是一个重大问题。因此，我们的对手不是他者，而是‘我们中的他者’。”6
现代神经科学已经证实，意识只是一种集合。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进行了开创性的左右脑偏侧性和连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意识是由半自动的功能模块组成的，每个部分都有特殊作用。7在他所著的《社会大脑（The Social Brain）》（1985）中，他写道：“如果，自我不是一个统一的存在，而是在我们体内同时存在的几个意识领域呢？……从我们的（大脑偏侧性）研究中，我们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观点：我们确实同时存在若干个自我，而且他们不一定需要在内部从一个意识‘转化’为另一个意识。”8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人工智能的先驱，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宣称：“‘唯一自我’的传统说法只会偏离我们解答意识的努力9……我们有理由相信，你的大脑里存在着一个由不同思想构成的群集。这些不同的思维部分像家庭成员一样，携手合作，互相帮助，同时每个成员也拥有各自不同的心理体验，而且这些体验不被其他成员知道。”10
训练有素的治疗师，能够将人视为具有多种特征和潜力的复杂组成，帮助他们发掘自己的系统的内部，并帮助那些受伤的部分。有几个治疗方法采取这样的方式，其中包括结构离解模式（the structural dissociation model），这是由我的荷兰同事奥诺·范德哈特（Onno van der Hart）和艾勒特·奈恩黑斯（Ellert Nijenhuis）联合位于亚特兰大的凯瑟·斯蒂尔（Kathy Steel）共同开发的，这一疗法被广泛应用在欧洲各地；而理查德·克鲁夫特方法（Richard Kluft’s work）主要在美国使用。11
在治疗玛丽的20多年后，我遇到了理查德·施瓦茨（Richard Schwartz），内部家庭系统治疗（internal family systems therapy，IFS）的创始人。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明斯基的“家庭”比喻才对我真正有意义，并提供了系统的方式来治疗那些由于创伤而分离出的自我部分。IFS的核心理念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就像一个家庭，其中的成员有不同程度的成熟度、兴奋性、智慧和伤痛。改变这一系统或网络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将会影响其他所有的部分。
IFS模型让我意识到，分离有多种程度，而且这些分离程度是连续的。在创伤过程中，自我系统发生故障，其中一些自我的部分变得极端化，并且和其他部分展开战斗。自我厌恶与自我夸大并存（并互相争斗）；深爱与憎恨纠缠；麻木、被动对应着愤怒和凶狠。这些极端的部分都承受着创伤的重担。
IFS认为，“自我部分”不仅仅是暂时的情绪状态或习惯性思维模式，而是独立的精神系统，有着各自的历史、能力、需求和世界观。12创伤给这些部分注入的信念和情感，破坏了其原本自然的、珍贵的状态。例如，我们都有童真和欢乐的部分。但当我们被虐待时，这些部分被伤得最深，于是这些部分被冻结起来，承载着痛苦、恐惧和虐待带来的背叛感。这种负担使这些童真部分变得有毒，我们只能竭尽全力否认我们童真的一部分。由于这些部分受到我们内在的排斥，IFS称它们为“流亡者”。
这时候，为了保护我们的内在家庭不被流亡者伤害，其他部分联合起来。这些保护者将有毒部分排除在外。当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些施虐者的能力。其中，苛刻的、完美主义的“管理者”确保我们永远不接近任何人，或驱使我们永不停歇地工作。另一组保护者是紧急响应者，IFS称其为“消防员”，每当事件触发流亡者的情感时，消防员就开始冲动行事。
每个被分离的部分都带有不同的记忆、信念和身体感觉。一些抱着耻辱，其他的一些带着愤怒，一些带着愉悦和兴奋，其他的也许是强烈的孤独感或顺从。这些都是虐待经历的各方面。关键是，所有这些部分有一个功能：保护自我远离毁灭的终极恐惧。那些表露出痛苦而不是选择压抑的儿童，往往被诊断出患有“对立违抗行为”，“依恋障碍”，或“品行障碍”等症状。但这些标签忽视了一个事实——愤怒和忍耐只是在绝望中求生的一个侧面。试图控制孩子的行为而不解决本质原因，即虐待，将会导致治疗无效甚至有害。随着他们长大，他们的各部分自我不会自发地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继续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存在。
那些“外在”的部分可能完全不知道其他的存在。13因为天主教神父猥亵儿童案件而进行过精神评估的那些男人，大多数都在使用类固醇，并且在健身房花费大量的时间举重。这些有健身强迫的男人生活在要求男人必须阳刚的环境里，这类文化充斥着汗水、足球和啤酒，软弱和恐惧必须小心地隐蔽起来。只有当他们感到和我在一起很安全后，我才能见到他们内心深处那个被吓坏了的孩子。
患者也可能不喜欢那些表露的部分：那些易怒，充满破坏性，或苛刻的一面。但是IFS疗法提供了理解他们的框架。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谈论这些的时候，治疗师并不把这些当成疾病来讨论。认识到每一部分都是因为过去的经历而造成的负担，并且尊重其在整体系统的重要性，使得整个治疗过程不那么具有威胁性或者强烈。
就像施瓦茨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人接受这样的基本概念，认为人有与生俱来的动力照顾好自己的健康，这意味着，当人遇到长期问题，他们会试图挖掘内在资源。认识到人拥有获取内心资源的能力的前提下，治疗师的作用就是合作，而不是教导、对抗，或填补你的心灵空洞。”14合作的第一步，是确保内在系统的所有部分都受到欢迎和确认。所有的这些部分——即使是那些有自杀或自毁倾向的部分——都是为了自我保护而形成的，不管他们现在看上去对自我存在多大的威胁。
17.3自我领导力
IFS认识到，有意识地培养自我的领导能力是治愈创伤的基础。用心观察不仅让我们能以充满同理心和好奇心的视角探索内心，还能积极引导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关心自己。任何系统——包括家庭、组织，或者国家，只有通过清晰有力的领导才能有效运作。内心世界的大家庭也一样：自我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被照顾到。内部的领导者必须明智地分配可用资源，全面地照顾各方各面。
正如理查德·施瓦茨解释的那样：
“虐待受害者的内部系统不同于非受害者，因为他们缺乏稳定有效的领导力，而这些领导力正是自我部分正常运作的关键。而且，他们还缺乏平衡与和谐。在典型情况下，这些自我的部分根据在过往的虐待经历中建立的假设和信念运作，而这些假设和信念往往已经非常陈旧、与当下面对的现实不符——例如，认为对外透露童年经历仍然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危险。”15
当失去对各部分自我的控制之后会发生什么？IFS称此为“混淆”（blending）：它指自我认同为自我的某一个部分，例如“我想自杀”或“我恨你”。请注意，这些观念和“我的一部分希望自己死了”和“当你那样做时，触发了我的一部分自我，让我想要杀了你”之间是存在区别的。
施瓦茨提出两个主张，将正念内观（mindfulness）的概念扩展到自我的积极领导力的领域。其一是，自我不需要被培育或发展。在创伤幸存者自我保护的表面下，存在着完好无损的本质，这是一个拥有自信、好奇心和沉着的“内观自我”（mindful self），这个自我曾经为了生存，不至于被摧毁，而被重重保护起来。一旦那些负责自我保护的部分相信周围的环境足够安全，它们就会慢慢剥离，被隐藏起来的部分自我就会自发地表露出来，参与到治疗过程中。
第二个假设是，“内观自我”除了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还有助于梳理内部系统，并且有助于内在的各个部分沟通，并让那些自我部分相信身体内部存在一个可以应对事情的人。神经科学研究再次表明，这不只是一个比喻——正念内观能够增加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活性，降低像杏仁核这类会影响我们情绪反应的大脑结构的活性。这提高了我们对情绪脑的控制。
IFS不仅仅强调治疗师和病人之间建立起的关系，而且专注于培养自我和各个保护部分的关系。在这种模式下，不同于传统的正念内观，自我不再仅仅是被动的观察者，而是一个积极的领导者投入其中。自我就如同一个乐队指挥，帮助身体所有部分和谐工作，奏出悦耳的乐章而不是刺耳的噪声。
17.4认识内心的景观
治疗师的任务是帮助病人将混淆的各部分自我分开，使病人们能够说：“我的这一部分像一个小孩子，我的那部分比较成熟，但感觉像一个受害者。”他们可能不会喜欢其中的很多部分，但识别这些部分帮助他们减少恐慌和难以承受的感觉。下一步，是要鼓励病人在保护部分出现时让它们逐一“后退”，这样我们就能分清到底是什么在起保护作用。这样重复多次后，各个部分开始从“自我”分离，为“内观自我”的浮现提供空间。患者们学会控制自己的恐惧、愤怒，或者厌恶，并打开心扉容纳好奇心和自我反思。通过一个稳定的“自我”角度，他们的内在各个部分可以开始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
患者被要求察觉那些涉及当前问题的部分自我，比如感觉自己没有用、被遗弃，或沉迷报复。他们在问自己“到底是哪部分自我产生这种感觉？”时，某些画面可能会浮现在他们眼前。16也许，他们抑郁的部分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或一个老人，或因为照顾伤员而不堪重负的护士；他们寻求报复的一部分可能会像一个海军陆战队战士或街头帮派成员的形象出现。
下一步治疗师会问：“你对你的那些部分（悲伤、复仇、害怕）的感觉如何？”这为有意识地自我认知提供了平台，将你作为一个个体和问句中的那些部分区分开来。如果患者的反应比较极端，例如回答“我恨它”，那说明还有其他保护部分和自我混合在一起。治疗师会接着问：“是否能让憎恨它的部分离开？”此时，负责保护的那部分通常都强调自己的警惕性是多么重要，并再三确保它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回来。如果负责保护的部分配合的话，接下来问：“你现在对那个（之前被拒绝的）部分感觉怎么样？”病人很可能会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感到如此（悲伤，想要复仇等）。”这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各个自我部分提供了机会——例如，我们可以询问这个被拒绝的部分的年龄，以及当这些部分被拒绝时它有怎样的感受。
一旦患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我认知，这样的内在对话就能很自然地发生。此时最关键的是，治疗师要在一旁小心地观察，留意那些会进行干扰的其他自我部分，而且不时地表示同情，进行评论或发问，例如：“关于这个问题，你会对你的那个自我部分怎么交代？”或“你现在在转变成哪个部分？”或“你认为下一步该怎么做？”当然还有无时无刻都会出现的自我体验问题：“你现在对那个部分什么感觉？”
17.5与各部分自我一起生活
琼向我寻求帮助，帮她管理无法控制的坏脾气，还有帮她对应多次外遇带来的内疚感。她最近的一次是和她的网球教练。在我们的第一次疗程中，她说：“我从一个很厉害的职业女性，变成一个哭泣的孩子，再转变到愤怒的婊子，最后变成无情的暴食机器，这一切转变只需要10分钟。我不知道这些角色中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
那次疗程进行到这里的时候，琼已经对我的墙纸、摇摇晃晃的家具和凌乱的办公桌进行了批判。进攻是她最好的防御。她已经准备好了再次受伤——但我可能会让她失望，就好像我让她之前的许多人失望了一样。她很清楚，为了让治疗起效，她必须使自己变得脆弱，所以她必须确定我能忍受她的愤怒、恐惧和悲哀。我意识到，对付她的防御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她生活的细节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强烈表明我支持她的冒险、支持她继续向我诉说，并接受她感到最羞耻的部分。
我问琼她是否注意到她有一部分非常挑剔。她承认，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问她对此有什么想法或者感觉。这个关键的问题让她在审视自我的时候将那部分分离出去。琼回应说，她讨厌自己这么喜欢批判，因为这让她回想起她的母亲。我接着问她，这个批判的部分是在试图保护什么的时候，她的怒气平息了，转而变得更加好奇，并更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一直想知道，这部分的我为什么一直用我母亲曾经用来叫我的那些称呼来称呼我，有些称呼甚至更糟糕。”她谈到在母亲身边长大的恐怖经历，并且认为自己不可能做好任何一件事情。她体内批判的部分明显是一个挑剔的管理者：她不仅保护琼不被我伤害，也试图在源头上防止她遭到她母亲的批评。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琼告诉我，在她小学一年级或二年级的时候，她曾经被她母亲的男友性骚扰。她觉得她会被亲密关系“摧毁”。她对自己的丈夫缺乏性欲，并对他非常刻薄挑剔。与此同时，她在外遇过程中却非常激情率性。但这些外遇往往以同样的方式结束：在性交过程中，她会突然被吓坏了一样蜷缩成一团，呜咽得像一个小女孩。这些场景让她感到困惑和反感，最终导致她无法与她的情人继续下去。
像第8章里的玛丽莲一样，琼告诉我，在她被性侵犯的时候，她学会了让自己消失，她感到自己悬浮在场景上面，仿佛一切都发生在其他女孩身上一样。不去想性侵犯的经历，使琼能够得以过上正常的女孩子的校园生活，比如去朋友家过夜，结交了一群女性朋友，也能参与团体运动。问题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而到来，她对那些讨好她的男孩子表现冷淡，却不断寻找一夜情，然后又为此感到屈辱和羞愧。她告诉我，暴食对她来说，就像性高潮给其他人带来的感觉一样，而与丈夫做爱给她带来的感受，就跟呕吐给其他人带来的感受相同。虽然她受虐待的特定记忆被分离了出来（解离），但她不知不觉中一再重演。
我并没有试图向她解释她为什么会感到如此愤怒、内疚，或自闭，她已经认为自己足够受伤了。和记忆处理过程一样，体验身体感觉的疗法（pendulation，也就是我在第13讨论过的渐进方式）是治疗的核心。为了让琼能够应对她的痛苦和伤害，我们需要重新恢复她的力量和自爱，帮助她自愈。
这意味着我必须专注于她的内在资源，并不断提醒自己我不能为她提供儿童时代缺乏的爱和关怀。作为一个治疗师、教师或指导者，一旦试图去填补患者早期被剥夺的东西，你就是在否定这个现实：因为你并不是提供这些关爱的人，而且这些关爱不该出现在此时此刻。这种疗法应该集中在琼的各部分自我的关系上，而不是琼和我之间的关系。
17.6与管理者们的会面
随着琼治疗的进展，我们觉察到许多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的自我部分：一个部分像充满攻击性的孩子一样大发脾气，一个部分像滥交的青少年，一个部分有自杀倾向，一个部分是充满控制欲的管理者，还有一个部分像是神经质的道德家，等等。通常，首先与我们见面的是管理者。他们的任务是防止被羞辱和被遗弃，并保持她生活的条理性和安全。有些管理者可能具有攻击性，就像琼苛刻的那部分一样、其他的可能是完美主义者，或者是保守的一部分、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太多关注。这些内在管理者可能会让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视而不见，让我们被动地规避风险。内在管理者也控制着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触及情绪，使自我系统不至于承受过多的刺激。
要保证系统处在控制之下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一个简单的调情可能会同时触发好几个不同的自我部分：一部分自我有强烈的性唤起，另一部分充满自我厌恶，第三个自我部分试图通过割伤自己来获得平静。还有的管理者甚至会创造强迫行为或强迫观念，或干脆否认全部现实。但每个自我部分都应该被认作是内部的保护者，它们承担了重要的自我保护角色。管理者承受着巨大的责任，往往使他们不堪重负。
有些管理者极为称职。我的许多病人很有责任心，工作非常专业出色，也是非常细心的父母。琼的主要管理者无疑帮助她成为一个成功的眼科医生。我的很多病人都是拥有高级技能的教师或护士。虽然他们的同事可能会觉得他们有一些距离感和生疏，如果他们发现自己堪称楷模的同事有自残行为、进食障碍，或怪异的性癖好，可能会大吃一惊。
琼逐渐开始意识到，同时体验相互冲突的情感和想法是正常现象；这给她带来更多的信心去解决眼前的问题。她不再认为自我厌恶会消耗她的全部精力；她只有部分的功能因为自我厌恶而丧失。然而，在经历了一次工作上的负面评估后，琼陷入了混乱，愤怒地斥责自己，认为没有保护好自己，并感到自己软弱无力。当我让她试着去分析无力的部分源自哪里时，她拒绝了我的请求。她告诉我她不能忍受那个没有能力又总是抱怨的女孩，使她对自己感到如此难堪和屈辱。我怀疑这部分的琼拥有大部分关于虐待的记忆，但我决定暂时不去强迫她。她沉闷沮丧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第二天，她吃空了冰箱里的食物，然后连续呕吐了几个小时。当她回到我办公室复诊时，她说她想自杀，但我的反应令她惊讶：我并没有谴责她的暴食行为和自杀倾向；相反，我表现出真诚和好奇，而非评判她行为的好坏。当我问她的哪些自我部分参与了暴食和自杀时，她那自我批评的部分自我立刻出现，脱口而出道：“她让人恶心。”当她让这部分自我稍作退下时，下一个出现的自我部分说：“没有人会爱我。”紧接着，自我批评的部分又出现了，告诉我帮助她的最好方式是忽略她所有的抱怨，增加她的药物服用量。
显然，这些管理者都只是出于好意，想要保护受伤的自我部分，但却都在无意中伤害了自我。所以，我不断询问他们，如果他们都不自我保护的话，会发生什么。琼回答：“人们会恨我。”“我会独自一人，流落街头。”这引出了一段回忆：她母亲曾告诉她，如果她不服从，她会被其他人带走收养，再也看不到她的姐妹们和她的狗。当我问她对她内心被吓坏的小女孩有什么感觉时，她不禁哭了，她觉得被吓坏的她很可怜。此时，她的内在自我恢复，让我确信我们已经一起将她的系统平静下来。但我太乐观了——这次经历实在是太过严重，治疗无法在太短的时间里产生更多效果。
17.7灭火
琼错过了她的下一个治疗预约。我们惊扰了她的“流亡者”，于是，她的“消防员”出动了。她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在我们谈到她关于被送去寄养所的恐惧之后，她充满了想要放纵自我的冲动。她去了一家酒吧，随便勾搭了一个男人。她很晚才回家，酩酊大醉，衣衫不整，她拒绝跟她丈夫做任何解释，最后在书房里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她表现得好像前一晚什么也没有发生。
“消防员”会尽一切办法使痛苦的感觉消失。这部分的自我除了和管理者一起，保证流亡者被好好封锁起来之外，他们和管理者截然不同：管理者确保他们将一切事物都控制起来，而消防员为了“灭火”（消灭痛苦的情感）甚至能将房子摧毁。紧张的管理者和疯狂的消防员之间永远不会停止争夺对自我的控制，直到承担创伤负担的“流亡者”被重新接纳。任何与幸存者相处过的人都会遇到他们“消防员”的部分。我见到过的“消防员”通过对购物、酒精，或电脑游戏上瘾而缓解痛苦，有的是冲动地进行性行为，还有的是过度健身——只要这些令他们觉得肮脏、卑劣的行为能让他们忘却他们儿时的恐惧和羞耻，哪怕只有几小时的效果。
重点要记住的是，消防员的本质也是为了保护系统。在治疗过程中，管理员通常会在表面上表现出合作的态度，而消防员则完全不同：他们口无遮拦，会愤怒地摔门而出。消防员很狂乱，他们认为，一旦他们停止保护自我，“流放者”的痛苦感情会使整个自我系统崩溃。他们总是坚信有更好的方法来保证身体和情感的安全，即使不通过暴食或割伤自我的方式，消防员总会找到其他方法进行自我伤害。只有当自我能够重新掌控自我，以及整个系统感到安全时，这些恶性循环才会告终。
17.8毒性的负担
“流放者”是系统排除的“有毒废物”。因为这些部分的自我掌握着关于创伤的回忆、感觉、信仰以及情感，随意释放他们显得非常危险。它们保持着那些让人觉得“哦，天啊，我受够了”的经历，这些经历的本质是无法避免的痛苦，以及伴随着恐怖、崩溃和妥协。流亡者可能会感觉自己的身体极度脆弱，或者极端麻木，而且他们同时冒犯了管理员的合理性和消防员的虚张声势。
和许多乱伦幸存者一样，琼痛恨她的流亡者，尤其是那个回应施虐者性要求、因为恐慌而蜷缩在床上独自呜咽的小女孩。当流亡者压倒管理者，他们就会控制住自我——让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而是被拒绝的、脆弱的、没有人爱的、被遗弃的孩子。自我向流亡者妥协后，我们生活的其他可能性都会消失。然后，就好像施瓦茨指出的那样：“我们从他们的眼中看世界，并误以为那就是真实的世界。这种状态下，我们不会意识到自己以及被控制住了。”17
然而，将流亡者封闭起来，不仅抹去了它所承载的回忆和情感，同时也将受创伤伤害最深的那一部分隔绝了。施瓦茨说：“那些部分（流亡者）通常是你最敏感、最有创造性、关于亲密关系与爱情的、活泼的、俏皮的、天真的部分。如果在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将它们封闭起来，它们会遭受双重打击——你的拒绝加上原本的伤害。”18这正如琼发现的那样，将流亡者隐藏起来，令她无法享受真正的亲密和快乐。
17.9解锁过去
琼的治疗进行到几个月的时候，我再次遇到了那个负担着琼童年被性侵犯，并因此而感到耻辱和困惑的、被流放的女孩。在那时，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足够的信任，而且琼也已经建立起足够强大的自我，能够面对和容忍她那脆弱的、一直以来独自承担着恐惧、刺激、无助和复杂感觉的那一部分。她在这一过程中没有说的很多，我的主要工作是让她保持平静，并进行自我观察。恶心和恐惧使她常常使她想冲动地抛下这个孩子般脆弱的自我，让她独自沉沦在痛苦之中。这时，我会请求她的保护者后退一步，让她能够继续倾听这个小女孩想要向她诉说什么。
最后，在我的鼓励下，她能在内心中回到当时，把充满恐惧的女孩带到安全的地方。她坚定地告诉她的施虐者，她不会再让他有机会接近这个小女孩了。她没有否定这个孩子的存在，而是努力地试图让她自由。类似EMDR，我们通过她的想象力来重新创造一个场景以取代那个一直以来都无法动摇的场景，帮助她解决创伤，用积极主动的自主行为来代替无助消极的自我。
一旦琼开始重新掌控她自己的冲动和行为，她意识到她和丈夫布莱恩关系的空虚，并决定开始改变。我邀请她让布莱恩来参加我们的疗程。在此之前我们和琼一共经历了8个单独治疗。
施瓦茨观察到，IFS可以帮助家庭成员学会观察一个人的各部分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我在琼和布莱恩身上直接验证了这一说法。起初，布莱恩为自己能在这么长时间内忍受琼的行为感到自豪；他感到琼真的需要自己，这令他从未考虑过离婚。然而，当琼现在想要更多的亲密时，他反而感到压力和力不从心，露出恐慌，并把一切感觉拒之门外。
布莱恩逐渐开始谈论到他的生长环境。他生长在一个酒鬼的家庭，像琼这样的行为不仅很普遍，而且也不被重视。他父亲经常出入戒毒中心，他母亲则因为抑郁症和自杀倾向而长期住院。当我问他，如果允许布莱恩去感受周围的事物的话，他会因为什么而感到恐慌。他说，他会害怕被痛苦淹没，包括他童年时代的痛苦，以及他与琼的关系中的痛苦。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其他的自我部分逐一出现。首先是一个负责保护自我的部分，这一部分害怕女性，并决心从不让布莱恩因为它们的操纵而变得脆弱。然后，我们遇到了一个强大的照顾者的自我，这部分自我长期以来一直负责照顾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姐妹。这部分自我给了布莱恩生存的自我价值和目的，并帮助他处理自己的恐惧。最终，布莱恩准备好迎接他的流放者，那个被受惊吓、缺乏母爱并且无人照顾的部分。
以上只是长话短说，治疗的过程中其实充满了变化，例如，琼的批评家自我时不时会再度出现。但是从一开始，IFS就帮助琼和布莱恩能够客观、自信并富有同情心地倾听自己和对方的内心。他们不再被过去限制，他们开始迎接各种新的可能性。
17.10自我同情的力量：在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中使用IFS
南希·谢迪克（Nancy Shadick）是波士顿布里格姆妇女医院的风湿病专家，她把自己对于病人个人经历的强烈兴趣结合到她对类风湿关节炎（RA）医学研究中。当她在理查德·施瓦茨的一个讲座中了解到IFS后，她决定运用这一疗法进行一项关于对RA患者心理社会干预的研究。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它引起全身的炎症性反应，导致慢性疼痛和残疾。药物可延缓其发展，减轻一些痛苦，但目前还没有治愈的方法。类风湿关节炎可能导致患者抑郁、焦虑、孤立，最终使生活的整体质量受损。由于我在自己的工作中曾经观察到创伤和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关联，我对这个研究特别感兴趣，于是一直关注着它的进展。
谢迪克博士和资深IFS治疗师南希·索维尔（Nancy Sowell）合作，开展了一个9个月的随机实验，实验中一个组的RA患者会接受小组和个人IFS指导，对照组的成员只会收到普通的关于他们疾病症状和治疗方法的电话和信件。两个小组都继续他们常规的药物治疗，并定期进行评估，帮助他们评估的风湿病医师并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个小组。
这个IFS小组的目标是教患者如何接受和理解不可避免的恐惧、绝望、愤怒，以及照顾自己“内部家庭”成员的情绪。他们学习内在对话的技能，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痛苦，以及相关的思想和情感，然后抱着好奇和同情，去处理这些内在的状态。
在治疗早期，一个基本的问题就出现了。像许多创伤的幸存者一样，RA患者也有述情障碍。正如南希·索维尔后来告诉我的一样，他们从来不抱怨他们的痛苦和疾病，除非他们实在受不了了。每当问他们被问及感觉如何时，他们几乎总是回答说，“我很好。”他们坚忍的部分显然有助于他们应付现实，但这些管理者也让他们不断拒绝承认现实。一些患者将他们身体的感受和情绪的完全封闭起来，以至于他们不能有效地与他们的医生合作。
为了让项目运作起来，项目领导人戏剧性地介绍了IFS的部分，并重新安排家具和道具来代表管理者、流亡者和消防员。在几个星期的课程结束后，小组成员终于透露，他们的管理者告诉他们要“逆来顺受”，因为没有人愿意听到他们对痛苦的抱怨。随后，他们能够让坚忍的部分退后，开始承认他们有想要咆哮和发泄愤怒的冲动，承认他们总想留在床上，承认他们的“流亡者”因为无法发言，而感到自己毫无价值。事实证明，他们在孩提时，几乎都不被倾听，在那时，“安全”意味着他们要把自己的需要隐藏起来。
个人的IFS疗法帮助患者将描述各部分自我的语言运用在日常事务的处理中。例如，治疗中的一位女士感到她的工作充满冲突，她的管理员的自我强调，唯一的出路是过度工作，直到她的风湿性关节炎发作。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她意识到，她可以在不生病的情况下也照顾到自己的需求。
IFS治疗组和对照组这两个小组在长达9个月的研究期间进行了3次评估，然后在治疗结束的一年之后又进行了一次评估。在9个月的实验结束的时候，IFS组在自我报告的关节痛、身体功能、自我同情以及总体的疼痛的结果都比对照组表现更好。他们的抑郁和自我调整的能力也显著改善。一年后，IFS组仍然保持着疼痛感觉和抑郁症状的优势，即使客观的医学测试再也无法检测疼痛或功能的改进。换句话说，IFS改变了病人和疾病相处的能力。谢迪克和索维尔在研究的总结报告中强调，IFS的自我同情是一个关键因素。
这不是第一个证明心理干预可以帮助RA患者的研究。认知行为疗法和正念内观训练也已显示出对疼痛、关节发炎、身体残疾和抑郁症状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考虑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增加心理上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是否有利于提高免疫系统功能？
17.11解放被流亡的自我
彼得在一个久负盛名的学术医疗中心做有关肿瘤的服务工作，这个医疗中心被认为是全国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里。他有完美的体型，这要归功于他经常进行壁球练习。他有些太过自信，甚至到了傲慢的程度。这个人显然没有PTSD。他说他只是想知道他如何能帮助他的妻子变得不那么“敏感”。她扬言要离开他，除非他改变他的一些“冷酷”行为。彼得向我保证，她的看法是扭曲的，因为他的病人可以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冷酷的人。
他喜欢谈论他的工作，社区医生和同事们抢着要找他帮忙，他的员工对他感到敬畏，他为这些感到自豪。他这么形容自己：敢说真话，是个真正的科学家，只看事实，不会因为愚蠢的事物而烦恼（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对事物有很高的标准，但他给自己设的标准最高，他向我保证，他不需要任何人的爱，他只需要他们的尊重。
彼得还告诉我，他在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学习经历让他坚信，精神病医生仍然在运用子虚乌有的技术，而他在进行家庭治疗的一段经历进一步证实了他的想法。他对那些指责父母和社会造成了他们问题的人们表示蔑视。虽然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也有自己的痛苦，但他决心从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受害者。
虽然我被彼得的韧性和他对精确的热爱所吸引，但我不禁怀疑这是不是我通常见到的现象：迷恋权力的内部管理员，这通常是用来对抗无助感的堡垒。
当我问他的家庭状况时，彼得告诉我，他的父亲经营制造业。他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大多数时候表现的残酷和苛刻，但他也有温柔深情的一面，这一面让彼得能够与他进行联系和沟通，并使彼得励志成为一名医生。当他说到他的母亲的时候，他才第一次意识到，她用严谨持家代替了真诚关怀，但彼得否认这一点令他感到困扰。他一直都是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他曾发誓要过上没有排斥和羞辱的生活，但讽刺的是，他生活的每一天都在和死亡以及拒绝打交道：他无法避免癌症病房里的死亡，也一直在为研究资金和论文发表挣扎。
彼得的妻子在下一次治疗中加入了我们。她描述了他一直以来是如何挑剔她的：她对衣着的品位，她抚养子女的方法，她的阅读习惯，她的智商，以及她的朋友。他很少在家，从来不提供情感上的支持。他的肩负着各种重要的工作职责，再加上他是如此易怒，他的家人在他周围一直小心翼翼。于是，她决心离开他，开始新生活，除非他有本质改变。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彼得表现出苦恼。他向我和他的妻子保证，他想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在下次会议上我让他的身体放松，闭上双眼，把注意力集中在内心，并问他那负责批评妻子的那部分自我，如果他停止这些无情的批判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大约经过30秒，他说他觉得自言自语很愚蠢。他不想尝试新的戏法，他来我这里是寻找经过实验证实的治疗。我向他保证说，和他一样，我在自己的领域里是最前沿的专家之一，这个疗法是有用的。他沉默了大概一分钟，低声说：“我会受到伤害。”我追问他是什么意思。彼得仍然闭着眼睛，说：“如果你批评别人，他们就不敢伤害你。”又接着说：“如果你是完美的，就没有人能批评你。”我让他向保护他那负责批判自我的那部分自我表示感谢，因为他保护他不受伤害和屈辱。当他再次变得沉默时，我可以看到他的肩膀放松下来，他的呼吸也变得更缓慢，更深沉。
接下来，他告诉我，他心里非常清楚，他的好面子影响了他与同事、学生的关系；他在员工会议上倍感孤独和被排挤，在医院聚会上也感到不自在。当我问他是否想改变自己这种愤怒的、威胁别人的行为方式时，他承认，他想改变。然后我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内部，并让他感受这些感觉位于身体的哪个部位。他发现它们集中在他的胸膛里。我让他继续保持他的注意力，并问他有什么感觉。他说，他感到害怕。
接着我让他对内在的感觉保持专注，感受自己现在对它的感觉。他表示，他想知道更多关于它的事情。我问他，这种感觉大约像是多大的孩子。他说大概7岁。我让他询问他负责批评自我的部分，这部分自我到底在保护什么。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他还是闭着眼睛，告诉我，他亲眼看见了他童年的场景。他父亲在殴打一个小男孩，也就是他自己。而他站在一边，想着那小子惹怒他爸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当我问他对于那个受伤害的小男孩有什么感想时，他说，他看不起他，这个小男孩是一个弱者，只会抱怨。他在他爸爸高举的手下显得尤其弱小和无力，只能哭着保证他会成为一个好孩子。他一点没有胆量，也没有一点骨气。我请批评家退下，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男孩经历了什么。作为回应，批评者表现特别激烈，甚至用“窝囊废”和“娘娘腔”等词汇来指控小男孩。我再次询问彼得是否能让批评家靠边，给男孩一个发言的机会。这时，他完全封闭起来，直接离开了会议室，并说他再也不会踏进我办公室的大门。
然而，一周后，他还是回来了：因为他的妻子已经找了一个律师，写好了离婚协议。他走投无路，惊慌失措，完全失去了往日完美医生的形象。面对失去家人的风险，他头脑混乱，甚至萌生了可怕的想法，他说如果事情变得太糟糕了，他可能会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们再次进入他的内心，找出他的哪部分自我因为可能被遗弃而吓坏了。当他到内观自我的状态时，我鼓励他向那个吓坏了的小男孩询问他所承载的痛苦。再一次，他的第一反应依然是厌恶男孩的软弱。于是我要求他保护者的那部分退后。接着，他看到了自己身为一个年幼的孩子在他父母的房子里的景象，他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因为恐惧而尖叫。彼得在这一幕观察了几分钟，静静地哭泣。我问他，男孩是否告诉了他想要让他知道的一切。“不，还有其他场景，比如跑到门口拥抱他的父亲，因为没有服从他的母亲而挨耳光。”
他会不时地打断这个过程，解释他的家长为什么无法做得更好，理由是他们是大屠杀幸存者。我建议他向保护者的那部分自我说，让他不要打断男孩痛苦的见证。每一次他都能够重返他的悲伤。
我让彼得告诉小男孩，他现在明白了这些经历有多么糟糕。他沉浸在悲伤中，沉默地坐了很久。然后我让他向他内心中的男孩表示，他很关心他。经过一番安慰，他抱住了男孩。我很惊讶，这个看上去苛刻和冷漠的人其实知道如何照顾他人。
过了一会儿之后，我敦促彼得回到现场，并带走男孩。彼得想象自己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直面他的父亲，告诉他：“如果你再惹那个男孩，我会回来杀了你。”然后，在他的想象中，他把孩子带到一个他熟悉的、美丽的露营地，男孩在那里玩耍，与小马嬉闹，而他则在一旁保护着他。
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他的妻子撤销离婚威胁之后，他的一些旧习惯又回来了，我们不得不多次重新审视那个被孤立的男孩，以确保彼得受伤的部位得到照顾，特别是当他在家里或者工作上觉得受伤了的时候。这在IFS疗法里被称为“放下包袱的阶段”，用来帮助那些被流放的自我部分恢复健康。随着每一次卸下包袱，彼得内心中的批评者一点一点放松下来，他现在更像是一个导师而不是法官，他开始弥补自己和家人以及同事的关系。他的紧张性头痛也停止了。
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用他整个成年时期试图放开他的过去。讽刺的是，他从来没想过，只有去接近这段过去，才能把它真正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