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说那些米食区域，甚至我们面食地方的很多人，都无法叫出他的名字；除了能在他背上烙出熟悉的味道，我都看不到他别的用处；中年以前，在对人生和历史缺乏足够认知的时刻，我觉得它土土的，吃着他的果实长大的事实似乎更多的是一种狭隘的羞涩。

      我们喊他“鏊子”。他是一种铸铁制作的灶具，正面乌黑锃亮，腹部被草木秸秆经年烟熏火燎，尘灰和铁锈被烧结死死的抱成一团附着在表层，那种粉尘是真的黑，是一种无法再次调和的颜色；他有三只短短的支撑脚分布在下沿，伏在地面上，像一口反扣的平底锅，又像一只蛰伏的大龟。

        这是我们制作食物的器皿。烙煎饼的时候，就在它的肚皮下面点燃麦穣、稻草或者玉米秸秆，把他烧的滚烫；舀上一勺面糊糊倒在上面，用一根竹制的坯子均匀的摊开；水分和火热的铸铁一朝相遇，化作裹满麦香的雾气，从门窗和灶房的缝隙爬到屋顶，不一会儿整个村子都知道了。

      混沌一团的面糊糊，被看似随意的倒在鏊子上，但是对于经验丰富的大娘大婶，就像被精密仪器计量过一样，它的尺寸和位置都拿捏的正好，摊起来总能进退如意，恰好一张煎饼的分量。

      鏊子底下是持续不断的、均匀的麦草细火，只有已经重复过了千百次动作的大娘大婶才做得到左右逢源、从容不迫。一边是左手续草连绵不断、恰到火候，一边是右手把面糊糊缓缓摊开，沿着鏊子画出一个美丽的圆形、薄如蝉翼。

        没有过多的犹豫和思考，只是根据散发在空气中粮食的味道便能够准确判断火候，竹坯子迅速找到鏊子和煎饼的若有若无的缝隙，果断切入，先是浅浅的一拨，继而深深的一铲，沿着鏊子火热的边缘迅速的起上一圈，便把喷香的果实从鏊子宽广的脊背摘落。

        我喜欢待在边上，看老娘像展开画卷一样把一团团面糊摊开成一个个均匀的圆，摊薄、成型、煎熟、摘落，整个动作行云流水，像音乐会的大师一样指挥每一个抑扬顿挫的细节。

        在几十年前，鏊子成就了我们一种成本最低的生活方式。把卖面或者玉米粉简单的搅拌成糊状，在炙热的鏊子上快速的滚上一圈，不多时便成了一道美食。

        鏊子，是劳动果实入腹的桥梁。收获的庄稼还需最后一道鏊子的烤验，在这个黑色的铸铁舞台上被老娘的坯子鞭笞一轮，才能进入我们的口腹。某种意义上，鏊子是物质世界进入精神世界的通道。

        馒头和包子只是节日的馈赠，只有鏊子制作的煎饼才是一日三餐的主食，他身下金黄的麦草细火和头顶氤氲的麦香滋养了单调而喷香的最初口味。

        贫瘠是一种温馨的记忆。在当初的岁月，在乡下，鏊子也不是每家都可以置办的东西，每一分钱都散发汗水味道的年代，往往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村子才有一张鏊子。

        鏊子，刚在村子的东头看到初升的太阳，又在村子的西边看到流淌的河水，刚刚清点了谁家的鸡鸭，又要赶着数落别家的娃娃；年年岁岁，他在村落之间东奔西走，北下南上，像最操心的主妇，见证每家的烟火，像一根纽带，牵连左邻右舍的日子，又像一面历史的镜子，见证了家家户户的光景。

        每一个苏北的孩子，都是在烟熏火燎的鏊子旁长大的。童年时代，我们在鏊子边上注视老娘每一个纵横捭阖的细节；及至长大，渐渐稀薄了在鏊子旁边的时间和兴趣；到了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在老娘的身旁看她摊煎饼了。

        渐渐的，鏊子像是暮年下岗的工人，经历过千百次生活的炙烤，终于渐渐褪去忙碌，最后终于停下来，斜倚在屋角的墙上，无声无息的在腿脚结满蛛网，一轮明月的余晖铺在他的脚跟。

        我们乡下人，责骂木讷的成年男性，用的最多的语言，就是说你像鏊子一样，以前我颇觉贬义，但是现在我觉得更是一种描述和赞美，其实每一个温馨的农家子弟都有鏊子一样的父兄。

        最初的时候，老父跟着别人北上打工，那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外出，也是一次彻底失败的外出求职经历，被骗的很惨，在遥远的冰天雪地里的北方，他像黄牛一样干了一年，结果老板跑了，差点没办法回家。

        我能想象那个交通闭塞的年代，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工在异地他乡的艰难和窘迫，能够从千里之外回到故乡，可能是他一生少有的高光时刻。

        这让老娘又心疼又生气，一边骂他没用，一边做饭给他吃。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老娘都不依不饶，让他去找那个介绍外出打工的人算账，但是老爹最后还是没去，被老娘说像鏊子一样懦弱和沉闷。

        及至后来，他也释然了，以至于后来成年的我用这个事情取笑他的时候，他更多是像回忆一场人生的壮举一样笑的如此开怀。

        他后来便不再外出，扛着镢头和铁锨，终日踯躅在田间地头，在日光和黑夜的注视中挥汗如雨；在干涸的河堤里取水，在霜冻的大地上推车，在浑黄的芦苇地深一脚浅一脚的收割，艰难的生活，像火焰一样燃烧在他的身底。

      北上如此艰难，我大哥于是选择南下，在农村还没有普及电话的时候，他像父亲一样，装满了老娘烙的煎饼向湿热的南国出发了。

        同样是绿皮火车，同样是音讯隔绝，同样是一年不见，大哥的求职经历似乎并不比老爹成功太多，经历了一个夏天和一个冬天，他回来了，但是收获仅仅局限在绘声绘色的给我讲外面的世界和语言不通的笑话，只有烙印在手脚上的疤痕记载着并非全部快乐的旅程。

        他的归来，是在风雪漫天的春节前夕，他到县城看我，交给我他新买的毛衣，然后在茫茫的雪夜独自回家，留给我一片洁白的回忆。

        老父北上，已近暮年；大哥南下，尚未成熟；不管是经历过人生风雨的老者，还是雄心万丈的稚子，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都不过是漂泊的浮萍，是不可能在异乡的土地上收获丰硕的果实的。

        父兄的身底，都有生活的艰难，像麦秸和稻草一样在燃烧；他们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那张黝黑的鏊子，一次次被生活炙烤，一次次冷却，周而复始；每一次，都以脊背把生活的热量，像传递草木的火焰，送到我的心里。我想，每一个八零后的苏北孩子都有同样的经历。

        后来我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千禧年，我在一个热辣辣的夏天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时间不同，年龄各异，还有不同的方向，唯一相同的是在旅行的背包里装满老娘烙的煎饼，唯一相同的是，老娘一直像定海神针一样在守护在遍布鸡鸭的院落。

        已经摊开的人生不断向家相反的方向延申，在大洋彼岸，在地中海，在长满棕榈的千岛之国，渐渐的淡薄了裹着麦香的氤氲烟火；老娘和父亲的引以为傲的历史，在记忆中像被闲置的鏊子，静静的被立在洒满月光的墙角。

        我这团漂泊的面糊糊似乎特别晚熟，特别难以成型，可是想到老娘说，只要面团还在鏊子上，早晚把它摊圆了。

        时间流逝，沧海桑田。鏊子已经不是一件稀罕的物事，后来家家都有一个鏊子的时候，我还专门为这个事情欣喜过一段时间，再也不用推着车子东借西还了。

        我童年玩伴小四也长大了，娶的老婆也是一把烙煎饼的好手，风风火火的，把鏊子下的秫秸烧的噼啪作响；每次烙煎饼见到娃捣乱，直接就把竹坯子在鏊子上拍的，啪啪啪！惹的小四就很火冒，他说这个鏊子不能随便抽，鏊子就是男人，你抽鏊子就是抽我！

        我忍不住笑，突然惊讶的发现，每一个苏北的男人早就潜移默化活成了鏊子的模样，黝黑锃亮的脊背、结满烟尘的胸腔和稳稳伏在地表的姿态，不就是这个村子里所有的男人吗。

        传说鳌是一种海中的大龟，《列子.汤问》中说，上古时期海中大山被海浪冲走，黄帝命十五只大鳌背负大山，永固海基，这就是巨螯戴山的典故。后来有先民仿巨鳌用石头、陶和生铁陆续铸成“鳌”状，用来摊制煎饼，这个“螯”逐步也就幻化成“鏊”，这就是“鏊子”的来历。

        我才渐渐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它不仅有卓著的功勋，还有辉煌的历史，家学渊源、师出名门，差点被我的浅薄湮没在人生的丰碑里。

        鏊子，是能量传递的载体。把麦秸、稻草、玉米秸秆的燃烧了，通过光秃秃的脊背，把曾经的果实和未来的种子烘烤成一种薄如蝉翼的食品。这种食品既是他的作品，又是他的寄托。

      鏊子，是文明成长的关口。所有的物质进入人类的肉体之前必须经过他热情的催化，才能被我们的肠胃和心肺来接收。入关以前，是大千世界丰收的草木，入关之后，便是我们成长的食粮。

      每一种艰难困苦，每一种努力追求，都是一把金黄的麦草，在身下尽情的燃烧，我们每人都是一张黝黑锃亮的鏊子，心肺结满烧伤的荣光，脊背散发着浑厚的热量。

        中年以后，才有勇气面对当年无知的羞赧，才能发现生活里平淡的物件，都是这些像鏊子一样平淡的物事，稳稳的伏在地表，才推动了我们每个家庭和社会的进步；恰恰是这不起眼的、黝黑的铸铁，悄无声息，像戴山的巨螯，撑起了我们无数个农村的家庭和我们五千年的历史。

                              二零二一年 端午节于南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