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于漪老师无疑引领了一个时代。
但于漪留下了很多遗憾。
让我们先来引用于漪老师的“遗憾说”表述几种遗憾吧！
于漪老师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上了一辈子课，教了一辈子语文，但是上了一辈子深感遗憾的课。”
和这句话相似，于漪还说过：“我做了一辈子教师，但一辈子还在学做教师！”
这固然是一种永不满足的精神，张志公曾感叹地说过，于漪教书简直教得着魔了！这样心态下的于漪老师，我从不怀疑她的“遗憾说”的真诚。只是，我觉得，这样一来，其他语文教师的课又该如何评价。于漪是不是动摇了一种语文教学的评估标准？或者说，于漪的“遗憾说”，颠覆了所有的语文评估系统而无法再让新的评估标准建立？
再有，既然有着这样的遗憾，为什么与钱梦龙这样的名师反而不能相互切磋、问难？
再有，这种遗憾，对其他语文名师或准语文名师们的心理重压又有多大？
还是从这一点开始，我想问一句：从语文教学的艺术出发，真正的遗憾不应该是对教学艺术本身的叩问，而应该是对一种教育文化的叩问。于漪直到晚年才明明白白地意识到，语文教师首先要建立自己的文化坐标，语文教学必须站在一种文化的平台上。（参见《年青的语文教师，要发展，要创新！》《语文学习》2001年第9期）
因而我对“遗憾说”充满了遗憾。因为，我们看见了于漪缺少的是一种文本的自信，缺少的是对文化的自信。直言之，于漪的语文教学没能从文化的高度建构起来。其实，教师教学，特别是语文教学，跟作家们的写作是有着某种相似的。很难想象一个作家一辈子面对文本而没有自得与自豪的时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作家的意义何在？作家的个性何在？“得意忘形”，其实在某种时候是可以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否则，还怎么能做到“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还怎么能有那种“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高蹈之风？一个语文教师，在对自己的课案非常满意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应该有一种“得意忘形”的陶醉。总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恐怕无法形成对文本的穿透与对学生的正确引导。
当然，另一方面，有时候，我又感到害怕，我害怕我心中这样的教育的圣徒形象会在这个物质时代的浮躁之气与泡沫中风化。
现在，大家似乎都看到了，于漪是有压力的，文化的压力与意识形态的压力都很重。当她准备面对这一些压力也应该能够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她的时代却又极有可能提前结束。继起的教育新锐们，在没有任何压力的高科技背景下，轻而易举地绕开了于漪。于漪可能是越不过的大山，但后人们绕过了这座大山。这可能又是于漪的一大遗憾吧！因为于漪的身后，真正跟从着的人，是没有多少的。这是否为一种注定寂寞的名山事业的现象，我不敢说，但少人问津的于漪现象是不应该提早到来的。
但我知道，快如疾风思如泉涌的于漪，未必愿意面对这些。是的。她不愿面对。因为在心态上，她确实没有能做好充分的文化准备和情感准备。
于漪说到底未能创造一个语文时代，连撼动一个语文时代都没有能做到。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于漪没有能使语文高考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于漪为什么没能让语文走出真正的低谷状态。
我于是就想到，一个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却没能用巨人的这种影响力推动新的时代。而于氏的弟子们，更多的改换了门庭，或注重于灰色的理论，或孜孜于应试的窠臼，更多的靠语文的手段以自肥，与时俱进的用自己的智慧换来了经济的效益。鲜有以一种内心的定力来面对语文的。而于漪老人则仍然居于上海黄兴路黄兴公寓里的一套蜗居里，更没有想到要以于氏理论与学识建立于氏工作室或什么公司来让亲子得益——当然，这里的根本问题还在于，于漪的语文，似乎缺少一种真正可以抓得住的东西。所以，在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出版的那一套教育家成长丛书里，于漪的语文体系为名无以为名，不像一些聪明的语文名师们早早地为自己贴上了标签，于漪没有标签，但于漪的书名过于泛化——《于漪与教育教学》。这竟然不太像是一个语文类教育名家的著作。
当然，我们还可以认为，这正是于漪本质上的高尚。然而，那种本质上的高尚是否真正影响了她的弟子？师德的传承，其实也应该是一个名家名山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是历史的规律，但我们看到的是，此后的青年语文教师，并没有能挣脱于漪时期就形成的语文的桎梏，反而变本加厉地苦苦挣扎于应试的泥潭里。于漪的几个私淑弟子当然无法摆脱，即便是像高万祥这样的远房子侄，也一样的消解了语文的诗意与人文性，转而以一个高考战士甚至斗士的形象出现或要求自己的员工。我不禁想问一句，再后面的一代，如果沉睡在高考的题海之林里，还有多少人能成为大师，语文还能不能长高？
于漪有这份力量引领语文教师们走向文化与文学的光明地带，引导学生走进灿烂的语文的家园，可是于漪没有去做。于漪放弃了。我因此就不能认为于漪们对语文有着特别杰出的贡献。
于漪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语文高考从应试的阴影里拉出来，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或者说，从语文教改以来，便一直在直陈考试的弊端，但是，她未能找到一条有效的手段。高考同样也是压在她头上的一座大山。而我们知道，高考有时候是残酷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教师，一些学养功底很一般的教师，可能所教学生的高考成绩也不会差到哪里。而如魏书生及前些年崛起的民间语文教改名家王泽钊，最后也未能尽脱以高考成绩作为衡量自己成功与否的标准。只不过像魏书生，是以初中生参加高考来证明自己，而王泽钊是以自己的教材来证明自己而已。于漪未能改变这样的弊端。于漪的责任力无法完美地无怨无悔地体现出她的责任心。当然，另一层遗憾则在于，语文高考制度以及一些把持着语文高考的所谓专家学者们，有负于我们的时代陶铸出的像于漪这样的教育英雄。
我们这样的时代，实际上产生了巨人却无法从纯粹的意义上去热爱一个巨人，更无从真正地承传巨人的精神，继续巨人的伟业，从而去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教育事业的人。当然，另一个有着无尽的悲剧意蕴的命题是：在一个转型社会，一个构筑了虚假的道德偶像时代是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道德偶像的轰然坍塌。这样的情形下，任何人可能都无法再在人们的心中建立起巨人的形象。而大师们本身也再无能力长高了。于漪身处这样的时代，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及她个人的悲哀。
由于漪我还想到了另一个话题：我们时代的语文大师。
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太多了，特别是语文大师，改革开放以来，像雨后春笋一般，冷不丁地就会冒出一个语文名师。可是，在我看来，大师总得要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淘洗才能磨炼出智慧与哲思的光芒，才能引领一个时代。年纪太轻是扛不动教育的，年纪太轻，则更扛不动语文。语文界里大师级的人物，至少在语言修养、文学修养、理论修养（这里的理论修养要求更高一点，包含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教育学理论等）等方面都要臻至很高的境界才可谓之大师。或者说白了，这样的大师集天地钟灵、人文毓秀于一身，百年之中，大浪淘沙，也就数人而已。而精英辈出，则肯定是一种假象。现在的特级教师评选，动辄年均百有余人，我不知道现在的特级教师还有几人堪称大师。一些语文教师年纪轻轻就跻身入特级之列，靠着应试所得来的一点荣耀，在那里自诩自己为大师。我不知道是语文的悲哀还是语文教师本身的悲哀。
如果还有另一层遗憾的话，那就是我个人觉得语文界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于漪、钱梦龙、魏书生这些人都竟然不是中文科班出身，但却成了这一行业里的大腕人物，实在值得人们替那些正牌的中文师范出身的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