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处于争议中的人，王安石

——《苏东坡传》中的人物互评

在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中王安石，似是一个穷凶恶极的人物，而文中尤其是第二卷的几章中，又有写到不同的人对他的评价，这些观点之间，有异有同，并多带主观色彩。其中，主观色彩最强烈的便是作者的观点：

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

王安石那样气质的人，不管身居何处，总愿自为首领，而在偏远的外县身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蛙。

他以前像王莽，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

更有概括性极强的一段：

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国，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总是相信通通脏乱才是天才的标志，而最能使自己获有千秋万岁名的办法，就是拒绝正人君子般的装束。还有一种怪想法，就是，肮脏污秽就表示轻视物质环境，因

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结论必然是：天堂者，恶臭熏人的天使集中处也。

但同时作者似乎又有些回转之意：

王安石的悲剧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腐败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施，必得不顾别人的反对。也许这就是他隐退以待时机如此之久的缘故。他有一个幻象，而他的所作所为，都以实现这个光辉灿烂的幻象为依归，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一如汉唐两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人。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家的沉思默想之中，此等上应天命的人，无一不动人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已而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了浮光泡影，消失于虚无飘渺之中。

而在当时之人对王安石的评价，大多也是说他不好的，像苏洵在《辩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

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又或是司马光对皇帝所说：

“百姓批评王安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

而其中最为人所知就是苏东坡的“三不足”：

“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是苏东坡赠与他的标志。

如此自负之人，一旦失去原有的权利、信任和支持，便会马上如从云端堕入深渊，狼狈不堪：

吕惠卿在御史台监狱等待审判之时，他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的一击。原来那些年他保存了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以备敲诈之用。现在他把这些信都呈交给皇帝，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因为有几封信上有“无令上知此一帖”。皇帝对这些纷乱如麻的事早已厌恶，而今在这些信上的发现，真使皇帝对王安石第一次发了脾气。王安石痛骂自己的儿子，不该背着他胡乱攻击吕惠卿。他儿子显然不知道吕惠卿手中藏有这些信，并且握有他父亲的把柄，深悔自己行动卤莽。受父亲斥责之后又心中憋气，立刻病倒，不久背上生出了恶疮。王安石一向信佛。他请和尚诵经，请医生开药，但均无法救儿子一命。儿子王秀之死，是老相国的一个严重的打击。这位相国对政治与人生的虚幻，大彻大悟了，他感觉厌倦，呈请辞官归隐。皇帝允许他在熙宁九年(一0七六)十月辞去职务，但仍保有若干最高爵位，王安石并非遭受罢黜。数年之后，有人在金陵附近的乡间，看见他骑着驴，嘴里喃喃自语，听不清说些什么。

但其实，一些睿智的人也许看懂了王安石，于是就有了这件事：

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那时他以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由此可见，王安石并非一味地坏，他本性不坏，他也有自己所坚持的正道，也有自己深爱的家庭，但正如那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样，王安石变法本是为民，却因为实施时过于激进，而又因为自身的刚愎自用，碰巧又迫害了苏东坡这么一个为人们所敬爱的文人，最终造成有许多人如林语堂一般厌恶他，但是，王安石在文坛上的贡献仍是不容我们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