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0个故事,告诉你她为什么是丈夫心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上周,读了作家朱云乔写的《百年优雅:杨绛的人生智慧》一书,不得不说,我彻底为杨绛先生的温婉、优雅、智慧所折服。

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的夫人。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

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3岁出版《杨绛文集》九卷。2016年5月25日,杨绛逝世,享年105岁。

杨绛是钱钟书先生的夫人,却因为她的学识、地位被世人尊称为“先生”。

钱钟书评价杨绛先生,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称她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杨绛先生为什么能够得到丈夫钱钟书这么高的评价呢?

掩卷沉思,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以下10个小故事,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自然蕴藏在这10个故事之中。

故事1:古月堂第一次约会,“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

1932年春天,与杨绛结伴来到北京的好友孙令衔要去清华大学看望表兄,杨绛刚好也要去看望好友蒋恩钿,而孙令衔的表兄正是清华大学的有名才子钱钟书。

第一次见面,两人只是互相点头,相视一笑。没有过多言语,却相互认定找到了对的人,同时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于是他们都向孙令衔打听对方的情况。

孙令衔是费孝通的好友,他知道费孝通一向喜欢杨绛,也许是为了帮助好友达成夙愿,他分别在两人面前说了谎话。

孙令衔告诉杨绛,钱钟书已经订婚;又告诉钱钟书,杨绛已经有男朋友。他口中的“男朋友”,说的应该就是费孝通。

面对孙令衔的谎言,他们谁都没有放弃,反而不顾一切地想要从彼此的口中听到真正的答案。

一个春风旖旎的夜晚,杨绛收到了钱钟书写来的一封信,信中约她在古月堂门前见面。

杨绛如约出现,敦厚的钱钟书见到杨绛,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

杨绛回答的第一句话也是:“我也没有男朋友。”

两人相视而笑,心照不宣。

从此两人相伴一生,携手度过了六十多年的风雨岁月。

故事2:楼梯难走,你就不要“知难而上”了

既然认定了自己的爱人,杨绛就态度鲜明,绝不暧昧。

她第一时间把自己有男朋友的事情告诉了费孝通,希望讲明白,让费孝通对自己死心。

然而费孝通似乎并不甘心,专程来到清华找杨绛谈话,认为自己与他认识的时间最久,最有资格做她的男朋友。

然而杨绛却明白地告诉费孝通,做朋友可以,但只能做到朋友为止,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费孝通终于死心,虽然失望,却也无可奈何,依然与杨绛保持着友谊。

既然认定只做朋友,杨绛一坚持就是一生。

钱钟书去世之后,费孝通经常登门看望杨绛,杨绛也依然礼貌地说:“楼梯难走,你就不要‘知难而上’了。”

含蓄而得体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故事3:为了你,愿意舍弃一切相伴相随

1935年7月13日,苏州天气异常闷热,树上蝉鸣阵阵,每一口呼吸都很燥热。

这时,苏州庙堂巷正在举办一场婚礼。新郎穿着黑色西装,白色衣领被汗水浸得又黄又软。新娘身穿洁白婚纱,早已大汗淋漓。

那一年,新郎钱钟书24岁,新娘杨绛23岁。

1935年,钱钟书参加中英庚款留英考试,成为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录取生。

钱钟书高兴的告诉杨绛:“我被录取了,可以出国了。我想让你陪我一同过去,可以吗?”

当时杨绛还是在校生,尚未从清华大学毕业。但是杨绛了解钱钟书,他是个不会系鞋带、走路会摔跤、吃饭用不好筷子的“生活白痴”。

为了照顾他生活起居,杨绛毫不犹豫的同意了,哪怕自己的大学没有毕业。

来到英国后牛津大学后,由于钱钟书吃不惯西方的浓汤和面包,杨绛虽然从来没有做过饭,但还是决定学会“洗手作羹汤”,亲自下厨,让钱钟书吃到家乡的味道。

杨绛知道钱钟书爱吃红烧肉,便专门向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同学学习做红烧肉,一连试了好几天好多次,才做出了钱钟书爱吃的味道。

自从两人结婚,杨绛始终把钱钟书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自己的事情自觉靠后。

从结婚伊始,到生命尽头,杨绛一直照顾着钱钟书。

一次,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评价妻子的一句话:“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她念给钱钟书听,钱钟书当即回答说:“我和他一样”,杨绛说:“我也一样。”

故事4:唯一一次吵架,也是最后一次吵架

再美好的婚姻也会有磕磕绊绊,再恩爱的两个人,也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口角。

在钱钟书和杨绛的婚姻生活中,也发生过一次争吵。这次争吵发生在他们新婚后赴英国留学的邮轮上。

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钱钟书和杨绛像平时一样,在船上的咖啡厅里一边读书,一边消磨时光。两人时不时地也会探讨一些书中的内容,然而一个法语单词“bon”却让两人产生了分歧。

杨绛半开玩笑地说钱钟书的发音带有乡村的特色,钱钟书一时不服气,与杨绛辩论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辩论了许久,言语越来越激烈,竟然演变成了一场小小的争吵,谁也不肯先低头。

邮轮上刚好有一位法国太太,不服输的杨绛找她来评判。听了两人的发音,法国太太果然也认为钱钟书的发音有些问题。

胜负已分,然而两个人却一下子陷入了沉默,不明白为了一个单词发音,为什么会吵得如此激烈。

后来,两人只好默默地坐了半天,谁也没有先开口说话。一直到午饭的时间,杨绛有些饿了,肚子发出咕咕的叫声。

这声音一下子打破了尴尬的局面,钱钟书终于扬起了笑容,拉着杨绛走向餐厅,两个人一路有说有笑,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

经过这次争吵,钱钟书和杨绛都明白了:没有必要去纠结吵架的原因,更没有必要一定去分个胜负。婚姻中,你也许赢得了一场胜仗,却往往会输掉一段爱情。

此后,在六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再也没有红过脸、吵过架。

故事5:做钱家的“如意媳妇”

作为钱钟书的妻子,杨绛非常注重处理好自己与钱钟书家人的关系。

在还没有过门的时候,她就赢得了钱钟书父亲的认可和喜欢。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位饱学的老派人士,人们都称他为“钱老夫子”。

这位老夫子在未经儿子同意的情况下,私自拆开了杨绛写给钱钟书的信,觉得杨绛的字字句句都十分符合他对儿媳的定义,尤其是那句“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

老夫子认为这是只有聪明人才说得出来的话,一下子就认定了杨绛“乃如意媳妇也”,甚至私自给杨绛回信,把钱钟书郑重地托付给杨绛。

杨绛从小是在父母的宠爱和佣人的照顾下长大的,但是作为钱家的媳妇,她学会了许多从前从来不曾做过的事情,她学会了用缝纫机缝制衣服,做各种家务,更学会了隐忍。

在钱钟书创作《围城》期间,杨绛曾形容自己那段时间过着“灶下婢”的生活。她每天要承担生火、做饭、洗衣的全部活计。

在钱家,知书达理、办事稳妥的杨绛,是所有长辈欣赏的媳妇。婶婶最喜欢杨绛,称赞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

故事6:始终保住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

钱钟书是个大才子,生活中却经常犯一些“拙手笨脚”的错误。

钱钟书一辈子分不清左右脚,60岁才学会擦火柴。

即使杨绛在医院“坐月子”期间,也时不时要替钱钟书闯的小祸善后。

钱钟书说自己在家里“干了坏事”。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

钱钟书把台灯砸了或者把门把手弄坏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

钱钟书颧骨上长了个疔,杨绛安慰他说:“不要紧,我会治。”

杨绛每一次都用“不要紧”安慰钱钟书,她可以把弄脏的桌布洗干净,也会修好台灯和把手。

“不要紧”三个字,是钱钟书从杨绛身上得到的最大安慰,只要听到这三个字,他就会莫名地感到一种亲切和放心。

钱钟书为人,孩子气极重,他是女儿阿圆最好的小伙伴,两个人常常结伴胡闹,只要不是太过分,杨绛就随他们去闹。

一次厨房失了火,阿圆慌得跑过来大叫:“娘,不好了,不好了。”钱钟书也跟在后面气急败坏地大叫:“娘,不好了,不好了。”杨绛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赶紧去替他们收拾残局。

钱钟书在人情世故上有极其天真的一面,杨绛就成了他和外界的一道润滑剂。

他们定居北京时,与林徽因做了邻居。有一次,钱家的猫与林徽因家的猫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家的猫是林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妇面!

在杨绛看来,钱钟书身上那些淘气和痴气,都是细枝末节,无关紧要,他身上的优点却是独一无二,旁人无法取代的。

她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让钱钟书的天性没有受到压迫,没有受到损伤。”

正是因为她真正理解他,支持他,保全了他的淘气和一团痴气,这样的钱钟书,再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才成了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大学者和大才子,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

故事7:即使被批斗,也永远保持自己的豁达和善良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被“革命分子”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光了半边头发,成了“阴阳头”。

钱钟书十分担心一向爱整洁的杨绛接受不了自己现在的形象,更担心她因为悲愤交加而想不开。

没想到杨绛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回到家找出女儿圆圆以前剪下来的辫子和一顶钱钟书的帽子,将头发一股一股地缝在帽子上,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制作了一顶带着头发的帽子,第二天她戴着帽子像平常一样出门,正常工作。

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则在下边一角贴了小字报辩解,她因此被批斗,杨绛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

除了批斗、剃“阴阳头”,“革命分子”为了将杨绛羞辱到底,于是分配她去打扫厕所。

难闻的气味和污秽的环境无法弄脏一个洁净的灵魂。

杨绛不把打扫厕所当作一种侮辱,只是当作一份工作,为了将这份工作做好,她自己准备了许多工具:小铲子、去污粉、抹布、脸盆,还自制了小拖把,不在乎他人异样的目光,每天只顾埋头清理厕所。

几天的功夫,原来肮脏不堪的厕所就在杨绛的手中焕然一新,那些原打算羞辱杨绛的人,不由得在心中对她多了一份敬重。

故事8:痛彻心扉的别离,她是丈夫和女儿最后的送行者

随着岁月的流逝,钱钟书和杨绛年事渐高,身体状况开始走下坡路。

1994年开始,钱钟书的身体一直欠佳,始为膀胱部位癌变,后又发现右肾萎缩坏死。

在钱钟书住院的近两个月里,杨绛在病房里放了一张床,日夜服侍。

医护人员和亲朋好友都让她回家休息休息,暂由别人照看一下,她却一往情深地说:钟书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

祸不单行,钱钟书还在病床上,1996年上半年,女儿钱瑗又因脊椎癌和肺癌晚期住进了医院。

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女儿,对于已经八十五岁的杨绛来说,这是上天与她开的最残忍的一个玩笑。她两处奔波,心力交瘁。

病来如山倒,1997年3月钱瑗病逝。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何等沉重的打击!但是,想想还在病榻上的丈夫,已经孱弱如纸片人的杨绛将失女之痛深藏,打起精神,全身心地照顾钱钟书。

但是,再好的照顾、再深的眷恋也未能挽留住丈夫的性命,1998年12月钱钟书也撒手人寰。

弥留之际,她用手轻轻地合上钱钟书没有闭好的眼睛,温柔地在他耳畔低语:“你放心,有我呐!”

钱钟书停止呼吸,杨绛亲吻他的额头,久久地贴着他的脸颊。

按照钱钟书的遗愿,杨绛为钱钟书举办了非常简朴的葬礼。在钱钟书的遗体被推进火化间时,旁人劝她离开,她说:“不,我要再站两分钟”。

相濡以沫一生的伉俪,就此阴阳两隔。痛彻心扉的杨绛只能默默地凝视丈夫最后“两分钟”。

故事9:她成了最后“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的人

女儿和丈夫的先后离世,无异于让杨绛在短时间内遭受了两次剜心之痛。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是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

在人体最柔软的器官上捅出一个血泡,那是怎样的一种痛不欲生的滋味?

从此,一个人的家再也不是家,她只把家当成一个暂时在人间寄居的客栈,用余下的时间,寻觅通往家的路。

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整理钱钟书留下的文字,是杨绛为自己赋予的全新使命。

文字是陪伴了钱钟书一生的伙伴,他生前写下了大量的手稿,想要将这些文字整理好,必须投入大量的精力。也许只有像杨绛这样真正融入钱钟书生命的人,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

她把整理钱钟书的文字,当成了治愈自己心伤的良药,用拼命的工作,掩盖痛苦,掩盖对爱人的思念。

最终,这位近九十岁的老人,用发自灵魂的爱,完成了一项壮举。

她不仅整理完成了数量庞大的手稿,还将这些手稿出版发行。使读者们可以从书中汲取到钱钟书原汁原味的思想精髓。

故事10:一生只做两年事:读书和写作

杨绛和钱钟书,两人都是名副其实的“书痴”,都爱读书,都爱写作。

他们每一次旅行,每一次搬家,书籍都是占大部分的必需品。

当年,他们一起到英国牛津留学的时候,行李箱里放的都是《论语》《孟子》《左传》《随园诗话》等,正是这些书籍陪伴着两个身处异国他乡的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留学期间,他们手头只要有多余的外汇,都会统统拿来买书。只要拿到心仪的书,就会迫不及待地抓紧阅读。

他们的家里,没有华丽的装饰,没有贵重的陈设,只有几件使用了多年的旧家具,还有摆放在书房中的五个巨大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文字的书籍,那是杨绛和钱钟书专有的另一个“围城”,守在里面,仿佛就守住了全世界。

除了读书,写作一直是杨绛不曾放弃的兴趣。

1943、1944年,在上海依然处于沦陷的状态下,杨绛的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获得极大成功,使她成了上海著名的女剧作家。

即使文革中被批斗,她也坚持潜心翻译《堂吉诃德》中译本,还写出了《干校六记》这样的名作。

在女儿和丈夫相继离世后,她一个人留下来“打扫战场”,把一家三口幸福的点滴,记录在了《我们仨》当中。

在96岁的时候,她创作了《走在人生边上》,解开了许多自己对人生的疑惑。

在98岁的时候,她决定续写自己最看重的一部小说《洗澡》,让这部原来没有结局的经典小说圆满地结束。

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杨绛的九卷本《杨绛全集》。

其中,杨绛更是用第一人称撰写了近三万字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回顾了自己从1911年7月17日在北京出生到2014年之间的百岁人生。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从此,“我们仨”的故事悄然谢幕,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我们仨”。

在使人悲伤和悸动之余,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仨”,终于团聚了,再也不用分别!

杨绛在2011年百岁之时,接受了《文汇报·笔会》的访谈,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相互欣赏吸引、支持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朋友或相互尊重的伴侣。

百岁老人,百字箴言,字字玑珠,句句真情!

在这样一个滥情的年代,我们庆幸还有这样真挚浓烈的爱恋、这样情深意坚的伉俪,值得我们永远膜拜和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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