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炳南 苏振宏
近读一九九零年《山西地方志》第四期赵维勇、刘益令二同志合撰的《王通故里考》（以下简称《故里考》）一文初感惊异，继而追溯回忆，则见怪不怪矣。累代高贤，群情仰慕，而世远年湮，书册记事，辄有分岐，遂启，后来士子文笔兴讼之端，汉张良、诸葛亮生前里籍，至今各抱己见，即其例证。虽然执论尽可不同，旁征博引，索根究据，佐以总合精研，不难澄清真伪，终归于一。兹者欣逢盛世，学术研究之风遍及全国，关于王通故里问题，赵刘二位既考之于前，有异议者，不能不继之于后。爰就管窥所知，就事论事，针对性的阐明个人认识，题外见闻，概不涉及，容当另文述之。先书撰《王通故里考辨析》一文，以与赵刘二位商榷。
一、“河津说没有史料依据”析
《故里考》作者断言：“河津在隋唐之际，曾以龙门称，但在现存隋唐史料中，没有王通是龙门的记载。”
这是对隋唐史书的直观错觉，或者是对隋唐史书的有欠娴熟。
众所周知，《隋书》无王通传，当然不可能有文中子籍隶何地的记载。
在，《故里考》文中，作者清楚指出：“王通之子王福畤”、“王通之弟王绩”，而号称唐初四杰之首的王勃，恰是王福畤第三子、王通之孙。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第一百四十二，《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六、第一百二十一，所载《王勃传》兄勮、勔，《王绩传》均绛州龙门人。孙与弟史有传，传皆注明籍隶，同时以作者合撰的《故里考》，通篇引证史料证明王通与王绩生前的骨肉切情。承认王通王绩兄弟关系，承认王通王福畤父子关系，事实上不得不承认王通王勃祖孙关系，千秋史事，书证无私，世系昭穆。
《故里考》引杜淹在《文中子传》中记述：“……天子赐之地，始家于河汾，故其坟陇于兹，四世矣。”又唐人皮日休在《文中子碑》文中说：“以乱世不仕，退居汾晋……。”又王通之子王福畤在《录关子明事》文中载：“……于是文中子退居汾阳，然后三才五常各得其所。”作者认为王通故里有“河汾”、“汾阳”、“汾晋”三词，只能证明王通故里在汾河流域，并不能证明在某一个具体的地方，更不能证明在河津。
这是对于河津县地理方位及其邻邑历史称谓不太了解的缘故。姑就作者之意，“河汾”、“汾阳”、“汾晋”三词，不能证明人在某一个具体的地方，当然不能证明在太平。但三词所指正是河津的代称，则勿庸置疑。
“河”是黄河的专称，这在我国历史记载中，竖无古今，事例繁多，不胜枚举。例如：《左传：僖公四年》：“东至于海，西至于河”；隋唐时代的：“河中府”、“河东郡”，历代沿递“河西走廊”、“河套”等等，这里每个词的“河”之所指，无一不是黄河的代称。
河津地当秦晋两省连界线，西溯黄河，且是山西第一大川——汾河注入黄河的要冲。王通以圣者之质，素喜滔滔不绝不舍昼夜水的习性，置河于前，排汾于后，把自己的家乡，即当时的龙门县，亲切的以“河汾”代称，其意至美。否则从汾河发源地之宁武、静乐直到河津，流经二十余县，逐县对照，察核名实，除河津外，那一县有条件可以“河汾”代称。
明王朝大儒儒薛瑄著作有《河汾集》，薛文清公故里非出自河津，他的著作就不可以能以《河汾集》命名。
唐人皮日休，湖北襄阳人，平生对文中子备极崇拜，所谓“嗜先生道，业先生文，”意境明朗，洞见肺腑。他在自撰《文中子碑》文中，有“以乱世不仕，退于汾晋”句。这起码说明他知道王通是山西人，也知道山西有条汾河。鄂晋两省，中古时期要算相距较远，皮日休终生是否来过山西，根据史书记载他的生活足迹，可能性不大，因此，皮日休把王通的故里说成“汾晋”，泛指山西，时势所限，可以理解。但仅此一端，绝不能把文中子故里扭曲为不是龙门而是太平县。
王通之子王福畤说：“于是文中子退于汾阳。”这里所谓的“汾阳”正是直指古龙门今河津。
水之南为阴，河津县南邻是今万荣县，而万荣县汉置汾阴县，隋唐县名未改。通化村虽在河津汾河之南，与汾阴县境相距仅十里许，群众间结亲攀故，过从甚密。但作为一个完整行政区划的县，河津县城却在汾之北，即汾之阳，县以县城为中心，通化自不能再称“汾阴”。两县对称，汾阳巧对汾阴，合乎实际，且易领悟。王福畤之所以把“汾阳”作为当时龙门的代称，旨在斯也。
隋文帝时宰执薛道衡，山西汾阳薛吉庄人，才学兼优，与王通故里通化村相距廿里谱。尝与杨素论王通曰：“乡人也，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薛王系同乡，人非一县，导地邻近，薛系汾阴人，王通自是汾阳人——龙门人。
综上所述，结合《河津县志》记载，王通故里隋唐时是龙门县，具体明确，斑斑有据，认识上似不应有出入。但根据《故里考》作者的阐述，显然还存在不少不同意见。以为《太平县志》中，也有着非常相似的“洞”、“溪”、“墓”的记载，只是地方不同。
《太平县志·祠祀类》内有：“文中子祠凡二处，一在县东南卅里王村，旧名万王村，元至元四年，知县郝信臣建，其旁有墓，有龙门沟，有读书洞。”
《太平县志·杂记类》载：“文中子土龛，在县东南汾水之西，龙门沟北，昔文中子读书于此，其深广二丈余，号文中子洞。”又载“‘白牛溪’在县东三十五里万王村，唐史称王文中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今其地有文中墓，墓旁有龙门沟，沟中虽溪流已绝，而流水古迹蜿蜒可寻，则所谓设教地，忆昔之名白牛溪即此。”
上述文载，说明太平县万王村，旧有文中子祠、洞、溪、墓，且有龙门沟。祠、洞、溪、墓河津有，太平亦有，二者不能并存，有真有假，须从实际出发，认真做到堪以使人信服的鉴别，还历史本来面目，公诸于世。
万王村文中子祠，据该村主要负责人谈，抗战期间，日寇盘据晋南，横野肆虐，到处无止境地勒索木柴，无可奈何，拆祠应差。现祠基痕迹全无，早已成为庄禾田。
其沟与洞，位于汾河西侧悬崖间，久经汾水洪峰冲击，崖塌洞毁，沟亦形踪湮没，村中长者只能空指沟、洞原初所在地，总体审势，规模局限狭小，令人怅惘。
万王村原有文中子坟冢，墓园且有围墙，可惜数年前已全部整平，作为农民碾麦场用，遗痕同样一无所有。据悉墓园坟冢有二，中间坟冢大，西侧坟冢小，两个坟冢先后被盗墓贼挖劫三次，第三次盗墓距今有四、五年。中间大坟冢是假的，墓穴地窑尽藏书册，纸已腐烂风化，触手成灰，西侧小坟冢是真的，地窑周围均用砖砌，砖上有刀刻条纹，窑内砌土坑一，土坑上下各有头骨二，余无他物，这是第三次墓被盗后，村中老人许述衡亲自下穴看见的情景，应属事实。然而，正是这一舛错乖误的事实，启人以不能置信的疑窦，有必要详为论证。
《中说·卷三事君篇》载：“子服俭以洁，无长物焉。绮罗锦绣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黄白不御，妇人则有青碧，子宴宾无二馔，食必去生，味不适，果菜非其时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地不食，曰：非地道也。”
又铜川府君之丧，“勺饮不入口者三日，营葬具曰：必俭也，吾家有制焉，棺椁无饰，衣衾而举，帷车而载，涂车刍灵，则不从五世矣。”
《中说·卷二天地篇》载：子躬耕，或问曰：“不亦劳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且庶人之职也。亡职者罪无所逃，天地之间，吾能逃乎。”又薛方士问葬，子曰：“贫者敛手足，富者具棺椁。封域之制无大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伤生，不以厚伤礼。”
节录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有：“寝疾七日而终……，”请谥曰：“文中子。”丝麻设位，哀而送之。礼毕，悉以文中子书还于夫人……并未及行，遭时丧乱，夫人藏其书于箧笥，东西南北未尝离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夫人返于故里，又以书授于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长曰：福郊，少曰：福畤。
节录王福畤正观廿三年正月撰《王氏家书杂录》序曰：十九年，仲父被起为路州录事，又以《中说》授余曰：“先兄之绪言也。”余再拜曰：“《中说》之为教也，务约证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论语之记乎；孺子奉之，，无使失坠。余因辨类分宗，编为十篇，勒成十卷……年序浸远，朝廷事异，同志沦殂，帝阍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传子孙，以为素业云尔。
《中说》是王通学说集大成之专著，它反映了文中子所住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征，由他阐发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论旨，其基本立场，则是“继周公”、“绍宣尼”、“崇尚王道”，拓辟“仁政”。
如前所载，王通生前，服俭以洁，食必适道，丧礼有制，力戒铺张。坚持不以死害生，不以厚伤礼。
文中子寝疾七日而终，家人及门生谨遵遗训，丝麻设位，哀而送之，依然以俭治丧，恪守家风。
王通圣哲耳，设教授徒，虽极一代之盛。但毕其生有道无位，早为历史所公认。这就是说文中子的全部生活历程，既非朝廷中的高爵显贵，也不是尾大不掉的跋扈藩镇，甚或不是社会上高层富有阶级。他始终以庶人自居，不辞劳苦，躬耕尽职。
若然，依据《中说》记述，文中子的立身身遗范对时代遥影响，历史价值和为后世所敬仰的巍巍形象，思想领域，自当有更清晰的亮度。这样举仁执义，勤俭齐家，循规束身进而道济天下的一代巨人，谁能设想在他殁后的墓穴里能有什么珍贵的陪葬品。真的空无所有，为什么盗墓贼潜入墓穴内竟达三次之多，这不能不是个耐人寻味的奥秘，如果说有，珍品是什么？是否有风传，为什么三盗窃墓，革里不报案，上级不察查，这明显是后之作奸者，有意亵渎圣人，假造坟冢，或以别人坟冢，冒充王通圣者的坟冢，行险侥幸，以假乱真。特别是西侧的墓穴里，炕上下各头骨二，炕上头骨，意在赖作文中子与其夫人合葬遗骨，但夫人离世，起码在唐武德四年后，史无记载，不敢妄自推断。这里值得置疑的关键处，是炕下头骨二，除直观设想为殉葬者外，余则不可解释。难道丝麻设位，哀而送之的人众，谁能允许自己尊敬的受业夫子能和其他人合葬？殉葬是奴隶社会主贵族的凶残暴行，与王通的学说精神——王道仁政，格格不入，势成水炎。春秋末季，孔子对作俑者，尚鄙之为不仁。文中子竭毕生之力，修己以仁，而殁后竟一反仁政之旨，做出灭绝人性的殉葬虐制，生前死后，两相对照，道理上讲不通，实际情景也完全背悖公论。诬尧舜为桀纣，视管弦若刀锯，如此光怪陆离的历史奇闻，正直之士，谁也不能做，谁也不敢做。因而于此可断然肯定，原太平县万王村文中子墓，是假的不是真的。
说文中子墓园正中大坟冢穴塞满书册，同样事属荒诞。唐武德四年，夫人始以书授其弟王凝，正观十九年，凝又以书授之文中子次子福畤，福畤敬谨奉书，辨类分宗，于正观廿三年，编《中说》为十篇，勒为十卷。年序寝远，空传子孙，以为素业云尔。
夫“素业”者，即子孙世代奉为家训之谓也。
大业十三年到正观廿三年，共卅五年，《中说》始成书（十卷），书成后，也只眷抄藏之于家，或其家庭子孙人手一份，作为王氏家族言行准则，怎么能说大业十三年文中子逝世后，一个大的墓穴里竟是满藏书册？书多是好事，把好书放在墓穴里，有意使其霉烂，则是斫丧文化，负罪实深。书价无量，它凝聚着著作人的灵感与精力，书在门生手，犹视为珍品，还给夫人，再交王凝、王福畤，他们知道文中子的书，是经世致用的瑰宝，怎么能忍心埋在地底深处墓穴里？让文中子全部心血结晶化为乌有。书凭眷抄，殊不容易，大量眷抄，困难不堪设想，而隋唐时代印刷术，尚未脱离原始版印阶段。百倍辛苦，眷抄或印刷了大量的书。首先眷抄印刷是什么书？其次书已眷抄印刷，积成一定可观的量，回头又大量塞满墓穴，凡此种种，直可说是东方型的天方夜谭；使人莫解所以，故弄玄虚，遗人笑柄。因此，在这里同样有理由可以肯定，所谓在万王村文中子大坟冢的墓穴里藏满书册，纯属伪造，纵然有书，也不是文中子的书，当然不是文中子的墓。
又据万王村主要负责人谈，文中子在该村所有遗迹，解放后，曾奉命作为省级保管文物，然则墓园、祠等人为的先后均修为平地，种了庄稼，作为碾麦场，是否报经上级领导批准？有无批文？墓穴所藏书册，发现后是否上报县转省级收存鉴定？如省不知，县也不问，一切不了了之。可见，原太平县万王村旧有的文中子祠、墓、洞早已不为人所注视，存之可，毁之也可，无关轻重。
至《河津县志》中说：“按绛州、稷山、太平、河津土壤相错，大率皆文中子桑梓也……而河津在河汾中，疏属、黄颊，较有依据，故详列之。”《故里考》作者于此多附一笔“便反映这一情况”。那么这里反映的情况，究竟是说绛州、稷山、太平、河津由于土壤相错，都要算王通故里？还是说河津疏属、黄颊，较有依据，配称文中子故里？习惯上人在本县，故里说村，在本省，故里说县，而出省故里一般是省加县。唐人皮日休指出，文中子故里是“汾晋”，正是本斯意义。疏属、黄颊，河津较有依据，故详列之，而其它三县，无疏属、黄颊，缺少依据，当然就不是文中子故里了。况“按说”是编者的话，属编者个人认识，于分辨问题实质，不起实征作用，可有可无，严格推敲，疏属、黄颊，较有依据的“较”字，用的极不妥贴，疏属、黄颊就是依据，依据应当肯定。
大火烁真金，海阔游舢胪，由此言之，“河津说没有史料根据”旗固偃矣！
二、两个龙门的误会
王绩好友吕才在《东皋子集序》中说：“……隋季板荡，客游河北，去还龙门。”
王绩《答冯宝子华处士书》中说“吾所居南渚，有仲长先生结奄，独处卅载，非其力不食。”
《故里考》作者说：“这条史料右以证明王通、王绩长期居住在龙门。”情况来自史料，反映的当属事实，谁也不能有所异议。
《故里考》载：“……由此可见，太平县也有一龙门。此龙门在万王村北，汾阳山之阴，只不过是太平的龙门没有龙门县的龙门驰名而已。”“河津之说，便是对这两个龙门的误会。吕才所指龙门，应是太平县的龙门。”
两个龙门的误会，听之发怔，顿觉迷茫不解，不可思议。
在我们祖国辽阔和大地上，直到今天，不少地方以龙门名之者颇多，大而计之，有洛阳龙门石窟（亦名伊阙石窟）；广东省龙门县，四川省龙门等；小而计之不可胜数，太平县（襄汾县）南郊新绛县（古之绛州），古交乡村王马村，就有一块地段叫龙门，这个龙门除本村人外，外界鲜有知者。辽宁省辽阳市有龙门区，如此等等。太平县龙门，姑不论到现在早已形体全无，就是追溯至隋唐时代，也只是县东南卅五里之万王村北边一地段，东临汾水，与悬崖为伍的小沟壑。总观当地形势，这个小沟壑，北南向，充其量长不过三数百步。据《太平县志》载：“沟中虽溪流已绝（指白牛溪），而流水古迹蜿蜒可寻。”但据村中长者说：“龙门沟是条自然沟，本无泉源，看不见有什么流水迹象。”对照县志所载，显然不合。
河津龙门，由于大禹治水，凿而导之，利在神州，功著史乘，因而大震中外，铸成中华民族世代骄傲，从民族生存繁衍的价值上讲，任何异地龙门，均不能与之比。
河津县在祖国古代，先后曾置龙门郡，龙门县，而郡县得名即取义于龙门山之峙立，郡县为时代行政区划专称，稽之于史，永不磨灭。
太平县万王村的龙门沟，只能等到同于新绛县北王马村之龙门地段，它是龙门沟，而不是龙门。它既不能作为县的代称，也不是万王村的代称，而是一个小村的沟壑，名不见经传，连旧《太平县志·舆地·山川类》，内部不曾专项提及，原太平县以及当今襄汾县各色地图，也未对龙门沟特标一笔，供人识别。《绛县志》、《省通志》在对太平县记载中，均无龙门沟字样，如此渺不足论的一壑土沟，以之作为圣贤哲人故里的称谓，其意不达，其情不畅，诚如《故里考》所云：万王村人王绩是太平县，不说去还太平，也不说去还万王，偏要把时人不知的小土壑——龙门沟说成龙门。且书寄于友人，不是有意让人不知自己是何许人耶？文中子之道，济世致用，以仁政拯救庶黎，襟怀无垠，万众风从，但对自己的家乡，讳莫如深，不提太平，也不提万王村，即使求教者络绎于途，撮尔龙门沟，问讯无由，将何所至。更有甚者，王通曾以太平十二策入京觐见隋文帝，在当代皇帝面前，常情度之，他至少要说明个人的籍贯和家世，难道面对至尊，他还是不提太平县，不提万王村，依然提出那个小土沟，这不是有意开皇帝的玩笑，轻慢人主吗？曹植诗言：“为君既不易，为臣良徒难。”累代帝王对臣下多存戒备警惕之心，王通对隋文帝不说书册有载的故乡之名，却把龙门沟说出来，无异扑克招疑忌，致罹祸殃。文中子及其弟王绩，皆当代社会出类拔萃名流，慧心远虑，智能及此，他籍隶龙门，一定会说是龙门，不过这龙门是隋唐时代的龙门县，而不是太平县万王村的龙门沟。
廿四史是庞大浩繁的历史世巨帙，信手翻阅，无论那一代列传志介绍的人物。关于籍贯都是直指到县，根本没有提到那一个所住村名，更不可能提出那个人出生的某一地段，作为列传志中人物的故里名称，这样王绩、王勃列传注出的绛州龙门人，竟是指的太平县万王村那个龙门沟？其谁信欤？
王勃上绛州上官司马书，于月日后，直截了当说：“龙门百姓某谨再拜。”王勃以龙门百姓作为上书的开始，这龙门百姓难道能说是龙门沟在百姓？龙门沟有权力管辖百姓？《故里考》作者怕不可能有明确的回答。
唐以后，学者多称韩愈为韩吕黎，苏家父子称湄山三苏，称曾巩为曾南丰；民国以来，黎元洪俗称黎黄陂，冯国璋称河间，段其瑞称段河肥，就连[窃国大盗袁世凯，也一度称袁项城，这是因为昌黎、湄山、黄陂、河间、河肥、项城，都是他们各自故里县的名称。而《故里考》徒对王绩、王勃列传注出的绛州龙门人，不说是古龙门今河津，却硬说成是古太平县万王村的龙门沟。
龙门县就是龙门县，龙门沟就上龙门沟，不能混为一谈，吕才所言是龙门，不是龙门沟，因此我们说吕才所指的是绛州龙门，是古龙门，今河津，不是太平县万王村的龙门沟。泾是泾，渭是渭，龙门县与龙门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误会，要说误会，只是《故里考》作者的有意鱼目混珠，以假乱真。
《旧唐书·地理志·第十九·地理》载：隋绛郡，武德元年，置绛州总管府管绛、潞、盖、建、泽、沁、韩、晋、吕、浍、泰、蒲、虞、芮十五州。绛州领正平、太平、曲沃、闻喜、稷山五县。又武德元年，于龙门县置泰州，而绛州总管府，管的十五州，恰有泰州，泰州管汾阴、万泉、龙门、万春四县，这是层峰管理，绛州总管府管泰州，事实上就是管龙门，只是州管、府管不同而已，管的内容虽未类同，其管则一也。
我国历史习惯，府郡可通称也可借称，陈叔达致王绩的信称“有隋之末，滥尸贵郡。”信是入唐后写的，而此时泰州龙门正受管于绛州总管府，因而“滥尸贵郡”，正符合当时现实情况，《故里考》无难而非难，事载史册，岂容抹杀。
三、“北山与黄颊山的混淆”的析
河津、稷山、新绛三县东西并立于吕梁山南麓，包括万荣、临猗等县在内，习惯的自来称吕梁山为北山。远古至今，群众到吕梁山拉炭，谁也不说吕梁山或根本不知吕梁，而说到北山拉炭。因此，绝大多数群众心目中只知有北山，而不知有吕梁。北山是俗称，是以方位定名，在晋南大地上，相对的所谓南山，是指中条山，南北两大山对峙，形成晋南盆地。
黄颊山是北山一部分的专称，亦犹襄汾县以方位定名，俗称吕梁山为西山，而于西山中又有部分称谓的狼尾山、崔家山一样。河津北山，汾城西山是俗名的总称，但不能因山的总称而抹掉山的部分专称，这不仅在晋南是如此，全国所有山脉莫不皆然，推而至于世界，山脉定名都不例外，因此王通、王绩去黄颊山，说北山可，说黄颊山亦可，这是主支之分，绝不是什么混淆。
那么，北山在何处？
《故里考》指出两个北山，根据《水经注》载：“华水出北山华谷。”华水华谷虽远不可考，华谷华水所出自的北山，应该说迄今是存在的。不管北山的位置，在襄陵还是在更远的地方。它的方位肯定是汾河以东，离太平县遥迢的东北向，不然华水就不可能是“其水又西南流注于汾”。这是要说明的第一座北山。《故里考》又载：“可见北山在襄陵之南，稷山之北。而河津却在稷山之南。再从地图上看，襄陵之南，稷山之北，确有一座山，现称汾阳山。”这是继第一座北山出现的第二座北山。
两个北山，如坠五里雾中，难得捉摸。“北山和吕才笔下的北山并非偶而巧合。”请问巧合的北山，到底是华水出华谷的北山，还是襄陵之南，稷山之北的那个北山——汾阳山。抑是吕才笔下的北山，是双关两个北山？华水年湮日久不可考，华谷当可考，因为谷在山间，而此北山载自《水经注》，山可信谷亦可信。只是这座北山位置究竟在何处？尚难具体有证。况襄陵县东部地区到浮山或临汾两县毗连地带向未闻有王通、王绩的任何遗迹，那么这座北山纵谓存无疑，但于王绩《游北山赋》的北山，则是风马牛不相及。《故里考》作者凭空设想，“北山和吕才笔下的北山并非偶而巧合。”不知何所根据。难道吕才笔下真有北山字样吗？请重读吕才《东皋子集序》，就知道“吕才笔下的北山”是虚构，“并非偶而巧合”，更是无中生有。
汾阴山是原太平县境内较宽阔的丘陵地带，古称汾阳山，清光绪间改称汾阴山。《太平县志》字清句楚是这样记载，太平县地图也标志的汾阴山，访之附近村中群众，则多称为汾阴岭。山也好，岭也好，都有冠以沧阴二字，根本找不至也听不到别有“北山”称谓。为此，硬要把沧阳山称之为北山，这个显系《故里考》作者的杜撰，根据是“可见北山在襄陵之南，稷山之北”。只是“可见”这个词来得太突兀。“可见”究竟承上启下用词，承上始能启下，这里的“可见”究竟承的什么上，而使文理艰涩的转为“可见北山在襄陵之南，稷山之北”。话无由来，极不适耳。退一步说，今天的汾阴山，在撰文者需要之际，右以随心所欲称之为北山。但在隋唐时代，汾阳山是没有这种称谓的，那么王绩的《游北山赋》，题作《游汾阳山赋》名正言顺，切合实际，为什么偏要题《游北山赋》？无北山之名，而以北山名赋，通道汾阴山称之为北山，是始于王绩名之乎？谁要不相信不妨提出史证。再说稷山（稷王山）是在稷山县境内，位当西南，汾阴山是在太平县境内，地处东北，中介新绛县，远隔百里，从《水经注》到近代地理学，两山素无爪葛，为什么《故里考》却偏要越过九原山，把稷山和汾阴山强作南北对称的姊妹山。尽人皆知九原山的海拔虽低，毕竟是山，试翻阅襄汾地图对照查看，九原山算有峰志，汾阴山则无，这一有一无，是山非山，真山假山，判然分明，九原山就是九原山，而汾阴山新近竟命名为北山，用意固良苦，徒贻大方笑。就实论之，汾阴山（汾阴岭），在原太平县城南十里，以县城为中心，为全县各个特殊地位定位，称这为南山则可，称之为北山则脱格，一般惯例，比县皆然。于此我们应该对汾阴山的发展变化有个基本认识，明代以前特别是根据地《太平县志·舆地类·山川门》详细的介绍，中古随唐时期，这里还停留在洪荒阶段，人迹罕至，险性环生，即或偶一涉足，人身受威胁，安全无保障，高贤隐逸慕山坳之清幽，意在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而当时汾阳山恰恰没这个条件，差距遥远，王通、王绩怎么能萌生浓趣，来这里游赏散心。以此情况对照王绩《游北山赋》的豪兴快致。“暮春三月，登于北山……。”爽籁发而清风生，烟光凝而暮山紫，神飞色舞，宠辱皆忘之景象，相去何啻以道里计，为此，可以断言，王绩的《游北山赋》的北山，不是太平县的汾阴山，而是河津、稷山两县连界处的黄颊山，通称北山，位吕梁山南麓，详情见前述，不赘。
结末为进一步明确上述北山之所在，搞清河津县位置是重要的，探讨问题，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各取所需，抹灭历史面目，有辱于学者的风度。虚构“北山和吕才笔下的北山并非偶而巧合”，自封汾阴山为北山，特别是“河津却在稷山（稷王山）之南”句，分明是聪明装糊涂，事出离奇，难安缄默。尽人皆知，新绛、稷山、河津三县由东向西，并排而立，北界都有紧紧依着吕梁山，而稷王山位当稷山县南端，与河津呈东南与西北之势。稷王山之南，则是旧安邑今运城，按作者之意，把河津置于稷王山之南，王绩《游北山赋》的北山，就不在河津了，连龙门山也不属于河津，可叹而复可笑。
四、“河水四绕的地理环境”析
《故里考》指出，万王村“河水四绕，四面环水”。村北有两条泉——彭村泉、绵泉；村西有一条泉——白波泉。
据《太平县志·舆地类·水利门·建置类·村堡门》载：“彭村泉在县东南五里，彭村沟边，芦苇丛生，村人利赖之。”泉的流量，仅村人能以利赖，足见其细微；“南固县泉在城东十五里，其南、南贾新涌泉，旧有芦苇，再先莲池有防涉桥，临汾桥（临汾见乙巳志）又其南、坦泉、西南东毛泉，俱有桥，自固县至此。流衍十数里，屡伏屡见，若断若续，名曰绵泉。达于汾。”绵泉若断若续，实际即若有若无，不足以言流量；“白波泉在县东南二十五里永固村。”只字未提流量，其微细可和。
万王杜在县城南三十五里。
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中有：“吾河渚间有先人故田十五顷，河水四绕，东西趋岸各数百步。”身履其境，实地观察，万王村隔汾水东望曲沃县南北封王村，全程仅三华里，汾东地势高亢，汾西低平，汾东从河岸到封存王村约占全程的五分之三弱。汾西包括河槽到万王村东悬崖下，占全程五分之二强。由此可知，亘古迄今，汾洪暴涨冲塌土方，汾西比汾东损失之大，不知要超若干倍蓰。当前万王村东悬崖距汾河西岸，充其量四五百米，而隋唐后累代封建社会，一如既往对水土保持，向不重视，这样万王村东，峭壁直立，千余年来被汾洪刷去之土方，数字定相当惊人。这是说当隋唐之世，万王村汾河西岸留存空地，条条绺绺，几无能耕之田，村南汾滩，虽较宽阔，也缺少坦展的大块土地，然则诸田何在，无异空谈。
万王村小耳，现有居民176户，户均以四口计，约700口人，而今全部耕地则是1480亩（也可能是1840亩），《故里考》作者认为“就现在实地考察，这种地理特点，仍然十分明显。”未免崇尚虚玄，酷似编造神话小说。所谓“河水四绕，”河津通化（现属万荣县）固然没有这一地理特征。襄汾县万王村同样不存在这种条件，就万王村说：“河水四绕，”东濒汾河，权当一面，其余彭村泉，遥隔卅里；西北部东毛村、中经续村、万宁庄三四个村，相距二十里；最近的白波泉，越过姚村到达永固，其间也在十里外，无论诸泉水量细微，若有若无，既是流水潺潺，叮当不息，这与万王村究有什么相干。数十里外小溪，中经若干村堡，这一情况的展现，要说万王村是“河水四绕，四面环水”，俨然白昼呓语。
千年前，万王村可能更小些，小则小矣，是万王村，不是王通、王绩家独王村，独王村土地属独家私有，万王村土地则是多家所有，中古村封建社会的耕稼生产方式，原始简陋，产量低微，祖居斯土之人众，耕地过少，不足糊口，以万王村现有全部土地，较之王绩先人故田十五六顷，尚存逆差，其他村中多数居民所需之生产耕地，又当向何处企求。
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中有“吾所居南渚”句，是其所居在水之南，而万王村东濒汾河，位水之西，部分在北，此一形势，不管怎样牵强，均无由称之为南渚，然则“就现在实地考察，这种地理特点，仍然十分明显”。正好说明书万王村根本不存在“河水四绕，四面环水”之地理特征。同时万王村也不可能有王绩先人故田十五六顷，加以仲长先生结庵于此，“独处卅载，非其力不食。”食其力必耕其田。田亦出自万王村，这样万王村土地差数就更大了，这个实际问题，一经曝光，人多地少，不切实际，万王村不是王绩所居之南渚，不言而喻。
王绩南渚居所，是否实有其地？回答是肯定的“有”。它不是龙门通化，也不是太平万王村，而是龙门娥眉岭东段一部之疏属山。《山海经》载：“疏属，山名，枕汾水，距县城十里”。《河津县志·古迹陵墓·表附》载：汾亭，在汾河南疏属山。文中子鼓琴于此，王无功云：“吾家三兄于隋末有道无位，作《汾亭操》，盖孔子龟子之流也。”抗战初期，汾亭犹存，亭下石琴台一，面积长一米四五，宽七十，高六十，光洁润滑，可鉴人影，疏属山在现柴家乡吴村境界内，正北隔汾河是吴家关、高家湾两村，汾河由东向西，横隔南北，湾曲而去，田野空旷，土地肥沃，可耕之地，何止百数十顷，在汾水折转处，信步阡陌，河水萦绕，乐趣甚浓，而娥眉岭恰是座南向北，名曰南渚，恰合实际。
在这里《故里考》作者又一次提出王通故里“汾阳”、“汾晋”、“河汾”等到代称，说“万王却在汾水之北，可称‘汾阳’”，实际太平县汾阴山之南，至今还有东西“汾阳”两个村，如万王村可称“汾阳”。当初县定村名，就应把万王村定为汾阳村，结果该定汾阳没有定，不该定汾阳的定了。这是什么缘故？汾阳山改为汾阴山，是清《光绪版太平县志》根据《省通志》改的，而当汾阳山位在汾水之北，《省通志》为什么偏要定汾阳山为汾阴山？是《省通志》不知汾阳山在太平县的方位？还是《省通志》顾全大局，认为汾阳山改汾阴山切合实际？汾阳山在太平县应属特殊地貌之一，《省通志》尚毅然更改，万王村有什么理由，可称“汾阳”？至说万王村又可称“河汾”、“汾晋”、“汾阳”理由何在？再再，不敢苟同，且前所引《故里考》作者意见：但“河汾”、“汾晋”、“汾阳”只能证明王通故里在汾河流域，并不能证明在某一具体的地方，更不能证明在河津，为什么此处笔峰一转，指出具体的地方是万王村，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可谓策之下者也。
《太平县志·艺文上类》载：陈维藩《重修书院碑记》中有：“昔文中子避居龙门洞，韬光匿采，不以仕进为荣，始则设教河津，继则讲学太平。”又儒学训导闫士骧《重刊文中子中说序》中有：“太平龙门书院，文中子讲学地也。邑东南万王村，即古万春乡，其地有先生坟墓，或曰：先生本河津人，而设教于此。”这些记序，不仅载之于县志，县镂石刻木，当时即公诸于众。太平县素称书香胜地，不乏博通耆宿之士，何不挺身更正，以正视听。实际其间奥秘，人人心照不宣，各逢默许。不欲言也不能言。
综上所述种种事实与见解，王通故里在古龙门今河津，在通化，事证历历，彰彰明矣。草编这篇辨析，若鲠在喉，不吐不快，绝不存任何偏见或狭隘的地方意识，至谓附庸风雅，炫耀故里，耿耿愚诚，思想上根本无此设想。《故里考》作者开宗明义即指出：“王通故里在何处？许多学者及文献，都说在山西河津县。”这就说明了问题，王通故里说在山西河津的许多学者的近代文献，执笔人究竟有几人是河津籍的，又有几人是通化村的。他们一无所为，只求以历史的真实撰文饷世，确保历史的真实。否则撰文者都不河津人，更不是通化人，却都说王通故里在山西河津县，竟无一人一文说在山西古太平今襄汾？厚于河津，薄于太平，原因颇费踌躇。再说王通、王绩在他们遗文中，提到黄颊山、疏属山，毫无疑义，实有其他，太平县的黄颊山、疏属山到底在何处？《故里考》作者自始自终避而不谈，这就很值得人躬自深思。
王通故里讹传数代，恕不同意，只是王通系有较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当时经常在稷山、新绛、太平等县讲学、游历，受有崇拜，争而荣之，酿成后来不必要的误解，倒是真情。
附：附一：拙著《王通故里考辨析》一文，在前言中，曾明白指出：“就管窥所知，针对性的阐发个人认识，题外见立，概不涉及，容当另文述之。”本文《王通故里正》之问世，即为履此若言，因而上述两文，就整体意义上说，应视为前后照应的姊妹篇。
附二：光绪版《太平县志·艺文类》载：该县清道光年产儒学训导闫士骧在重刊文中子《中说序》文内称：“邑东南三十五里万王村，即古之万春乡，其地有先生坟墓。”此处：“即古之万春乡”，是闫士骧引自《中说·事君篇》中载：“子之他乡，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适而无禀。万春乡社，子必与执事翼如也。”万春乡社，阮逸注：“所居乡也……。”是知万春乡见于文字记载出处仅《中说》而已，征诸光绪版《太平县志·建置·村堡》所载：“万王村距县三十五里，隋文中子祠、墓焉”并无“万春乡”字样，据此，万王村就是万王村，闫士骧所谓“即古之万春乡”，纯属附会假托。
附三：因为通化村素无村史，隋唐前通化村名有说是雾林镇，有说是北毋村，而薛收又说是万春乡甘泽里第，我们以为无论原村名是什么，无关重要，不必深究，关键是村名在唐代毕竟因为是王通故里而改为通化村的。
附四：王通书载有子三：王福郊（福奖）、王福祚、王福畤。通化村西二王墓，究竟埋的三兄弟强那二位则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