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在纷乱的春秋时代,第一个称霸。他的功业历来受到后代的推崇,并以他为效仿对象。享有盛名的诸葛亮,高卧隆中之时,每每自比管仲、乐毅。乐毅是战国名将,曾率弱小之燕,差点灭了齐国。连智慧化身的诸葛亮,都如此钦服管仲、乐毅,可见管仲在历史上的地位。
管仲生活的时代,在孔子、孟子之先,对于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孔子、孟子怎么评价他呢?
先说孔子,孔子对管仲既有批评,又有赞誉。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篇》
这是孔子对管仲的批评,因为管仲有两点惹孔子生气。一是铺张浪费,竟然有三处公馆,每处的服务人员都不一样,相当于有三套人马服侍他,你说夸不夸张?二是僭越礼制。周王朝制定的礼制规定,每个人使用的物品应该符合自己的身份,管仲竟然使用“反坫”(接待客人搁酒杯的土台子),“反坫”只有国君才能享用的待遇,这种做法对以恢复周礼为职志的孔夫子而言,实在是太不象话。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孔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篇》
管仲曾经跟随公子纠,公子纠在和公子小白在争夺王位的过程中,失败被杀,公子纠的许多臣僚以自杀表明忠诚。但是管仲不仅没有以死表明忠诚,反而在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手下当起了宰相。所以,孔子的两大弟子子路、子贡有疑问,这样的人怎能称为仁呢?大概孔子在教学中推崇管仲,子路、子贡表示不理解。
孔子为管仲辩护,并高度称赞管仲的功绩,有两个理由。第一,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并不是凭借着武力,而是以外交手段达到目的,使天下安定,避免了战乱。第二,管仲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号召所有的诸侯国共同打击北方的戎狄入侵,保存了中华文化。
有学者认为,孔子对管仲不知礼的批评和“如其仁”的肯定是矛盾的,因为在儒家学说中,仁和礼是统一的。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篇》)
颜渊问怎样才能算是行仁,孔子回答,发扬自我的德性,遵守礼的规范就是行仁(克己复礼,一般译为克制自己,恢复礼的规范。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先生认为,克己复礼应是发扬自己的德性,主动遵守礼的规范的意思。在此,采用傅先生的观点)。可见仁有内在的道德要求的意涵,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外在的行为规范符合内在的道德要求就称得上行仁。反之,不仁的人是无法克已复礼的。
管仲不守礼,怎能称之为仁呢?于是有学者认为,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可能两者是孔子在不同的时期对管仲的看法。
我并不认为两者有什么矛盾。仁是内在外在的统一,内在的“仁”是爱人之心,外在的仁是表现于外的符合仁的行为。仁的根本点是爱人。礼的内容非常的多,包括礼仪、法律、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等。管仲违反礼制,就其内容而言,仅仅是不遵守礼仪的规定而已,而不是对整个礼的颠覆。而管仲一匡天下的功劳,打退北方戎狄入侵,保存中原文化的业绩,却是符合仁者爱人的原则的,因为他使中原各国的人民免受战争之苦,免受亡国灭种的危胁。所以,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又“如其仁”,是客观公允的。
但是,孟子对管仲是不屑一顾的。
公孙丑问曰:“父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怫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夺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孟子·公孙丑》)
公孙丑问:“先生如果在齐国当权,管仲、晏子的功业可以再度兴盛起来吗?”
孟子说:“你真是个齐国人,只知道管仲、晏子。曾经有人问曾西(曾参之子):'您和子路相比,哪个更贤能?'曾西不安的说:‘子路可是我祖父(指曾参的父亲曾皙,二人都师从孔子)所敬畏的人啊,我怎么能和他相比呢?’那人又问:‘那么您和管仲相比,哪个更贤能呢?’曾西马上露出不高兴的脸色,说:‘你怎么拿管仲来和我相比?管仲受到齐桓公那样的信任,秉执国政那样久,而功绩却是那样少,你怎么竟拿他来和我相比呢?’”孟子接着说:“管仲是曾西都不愿跟他相比的人,你以为我愿意跟他相比吗?”
孟子贬低管仲,源于孟子的仁政学说。孟子认为,一个国家应行王道,应该搞好经济民生,仁义教化,如此,则四方之民咸来归附,就可以实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样的功业。但是,管仲实行的是霸道,虽然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期间,不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但管仲的手段是以武力为后盾,以外交手段拉扰、分化、吓唬人,为以后的政治起了个坏头。
孟子贬低管仲,也与时代有关。战国中后期,由于大国的兼并战争,诸侯国已经大大减少。据史料记载,春秋初期,诸侯国有一千多个,但到了战国,仅仅剩有二十二个,实力比较强大的齐、楚、燕、韩、赵、魏、秦,称为战国七雄。这七个国家,为了争夺土地和霸权,彼此争战不休,给天下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孟子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这一切的源头,似可上溯至春秋初年的霸道,而霸道的始作俑者,非管仲莫属,所以孟子痛加挞伐,可以理解。孟子对霸道的深恶痛绝,另有一段文字可作证明。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直截了当的拒绝了齐宣王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情,反而要求讨论王道。
孔子和孟子对于管仲的不同评价,是基于不同的角度,出于不同的目的而言。孔子更多的是着眼于维护国际秩序和保存华夏文化,从而得出有利管仲的评价。孟子着眼于王道与霸道冰炭不同炉,有了你的霸道就不会有我的王道,所以得出了不利管仲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