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教师别里科夫终日里惶惶不安，怀疑这个防备那个，在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套子中挣扎生活。极端保守的他在新生事物面前感到无所适从。看到同事柯瓦连科和妹妹华连卡骑自行车，他简直吓坏了；而华连卡肆无忌惮的放声大笑更使他无比恐惧，最终在一片哈哈哈的大笑声中，别里科夫走完了自己暗淡无光的一生。而他人在参加完他的葬礼之后，仍旧过着往常的生活。

【作品选录】

在密洛诺西兹果叶村的村郊，有两个误了时辰的猎人在村长普洛柯菲的谷仓里过夜。一个是兽医伊凡·伊凡尼奇，一个是高等学校的教师布尔金。伊凡·伊凡尼奇有一个相当古怪的双姓——契木夏-喜马拉伊斯基——这姓跟他是一点也不配称的；在全省中大家简简单单地叫他一声伊凡·伊凡尼奇。他住在城市附近的一个养马场上，这回出来打猎，是为了透一透新鲜空气。至于高等学校教师布尔金，他每年是在P伯爵的家里消夏的，他对这一带地方早已就熟极了。

他们没睡觉。伊凡·伊凡尼奇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子，留着挺长的唇髭，这时候坐在门外，在月光里吸烟斗。布尔金躺在仓里的干草上；在黑暗里，谁也看不见他长的什么模样。

他们正在闲聊天。除了别的话以外，他们还谈到村长的老婆玛尔娃，一个健康而且绝不愚蠢的女人，说是她从没走出过她的家乡的村子，一辈子也没见过城市或者铁路，近十年来一直依偎着炉子，只有到了晚上才到街上走一走。

“这没什么奇怪！”布尔金说，“这世界上有不少人性情孤僻，跟隐居的龙虾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壳里去。也许这是隔世遗传的事例，这是重又退回从前人类祖先还不是群居的动物，却孤零零地住在自己洞穴里的时代的事例吧；要不然，也许这只不过是人的丰富而多样的性格中的一种罢了——谁知道呢？我不是博物学家，解决这种问题不关我的事；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要说明像玛尔娃那样的人绝不稀少罢了。是啊，不必往远里说，就拿别里科夫来说好了，他是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没问题，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也真怪，即使在顶晴朗的天气，他也穿上雨鞋和衬了夹里的、温暖的大衣，甚至带着雨伞。平时他把雨伞用套子包好，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羊角做的盒子里；遇到他拿出铅笔刀来削铅笔的时候，他的铅笔刀也是放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装在套子里，因为那张脸老是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厚绒线衫，用棉花塞在耳朵眼里；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来。总之，这人表现了一种经常的、难忍难熬的倾向，一心要把自己蒙在一层外壳里，仿佛一心要把自己装在一个套子里一样，好让自己跟外界隔绝，免得受外界的影响。现实，刺激他，吓坏他，使他的心绪不断地激动。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辩护，替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赞美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事情；实际上他所教的死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藉此逃避了现实生活。

“‘啊，希腊文是多么响亮，多么美啊！’他常说，现出甜蜜蜜的表情；他仿佛要证明他的话似的，眯起眼睛，举起手指头，念道： Anthropos！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法令和报纸上的通告，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法令禁止高等学校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或者看到一篇文章批评性爱，他就觉着又清楚又明白： 这种事是禁止的；好，这就行了。他觉着在官方所批准或者大家所默许的事情里面，老是包藏着使人起疑的成分，包藏着隐隐约约、没充分表现出来的成分。每逢经当局批准，城里开了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

“‘当然，好是很好的，可是谁也说不定会弄到什么下场哟。’

“凡是不合规矩的事，凡是脱离常轨、逸出常情的事，虽然依别人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使他闷闷不乐。要是他的一个同事到教堂参加谢恩式的时候去迟了，或者要是他听到流言，说是高等学校的学生闹出了乱子，再不然要是一个女教师傍晚陪着军官玩得很迟才回来，他总是激动得很，一股劲儿地说： 谁也说不定会弄到什么下场。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他那种多疑，他那种特有的论调，简直弄得我们难受极了，他说什么不管男子高等学校里也好，女子高等学校里也好，年青人的行为都不安分，教室里闹闹吵吵——唉，只求这种事别传到当局的耳朵里去才好，只求不出什么乱子才好；他认为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那才是好事。你猜怎么着，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闷闷不乐，他那臭猫样的小脸，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黑眼镜，总之，你知道，他降服了我们，我们只好让步，减少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到后来把他俩开除了事。

“他有一种特别的习惯： 常来访问我们的宿舍。他去拜望一位教师，总是坐下来，就此一声不响地瞪起眼睛，仿佛在仔细地察看什么东西似的。他照这样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钟头，然后就走了。他管这个叫做‘跟同事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事情是明明白白的： 这类的拜访，这样的呆坐，在他是很难受的；他所以来看我们，只不过因为他认为这是他对同事们应尽的责任罢了。我们教师们都怕他。就连校长也怕他。信不信由您，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正派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可是这个老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小人物，却把整个高等学校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光是高等学校吗？全城都受他辖制哟！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在礼拜天不组织私人演戏，因为怕他听见；教士们到了斋期不敢当他的面吃肉，也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赒济穷人，不敢教人认字和写字……”

伊凡·伊凡尼奇嗽了嗽喉咙，那意思是就要开口说话了，可是他先点燃烟斗，瞧了瞧月亮，然后才一板一眼地讲起来：

“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讲过屠格涅夫、谢德林、巴克尔 等等，可是他们却低声下气，忍受这种事——事情就是这样的。”

“别里科夫跟我住在一所房子里，”布尔金接着说，“住在一层楼上，他的房门对着我的房门；我们常常见面，我知道他在家里怎样生活。也还是那一套： 睡衣啦、睡帽啦、百叶窗啦、门扣啦，各式各样的禁条和忌讳，还有：‘唉，谁也说不清这会弄到什么下场哟！’大斋的饮食不合他的胃口，可是他又不能吃肉，因为怕人家说别里科夫不持斋；他就吃用牛油炸的鲈鱼——这东西固然不是大斋的吃食，可也不能叫做肉。他不用女佣人，因为怕人家说他坏话，于是雇了个六十岁的老头子，名叫阿发纳西，傻头傻脑，爱喝酒，从前做过勤务兵，总算马马虎虎的也会烧一点菜。这个阿发纳西经常站在门口，两个胳膊交叉在胸前；他常常长叹一声，老是嘟哝那么一句话：

“‘眼下啊，像<u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他们</u>那样的人可真是多得不行哟！’

“别里科夫的卧室挺小，跟盒子一样；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着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的叫，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他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阿发纳西来谋害他，深怕小贼溜进来；他就通宵做恶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地方，分明使得他满心地害怕和憎恶；跟我并排走路，在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显然也是不痛快的。

“‘课堂里闹得好凶哟，’他常说，仿佛要找一个理由说明他的愁闷似的。‘真叫人受不了。’

“您猜怎么着，这个希腊文教师——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差点结了婚。”

伊凡·伊凡尼奇很快地瞟一眼谷仓，说：“您在开玩笑啦！”

“是啊，看起来虽然奇怪，可是他的确差点结了婚。有一个新的史地教员，一个名叫密哈益·沙维奇·柯瓦连科的人，一个乌克兰人，给派到我们的学校里来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着他妹妹华连卡一路来的。他是个高高的、皮肤发黑的青年，手挺大，从他的脸就看得出来他的嗓子是洪亮的低音，事实上他的声调好像是从桶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嘭，嘭，嘭！’她呢，不怎么年青了，年纪在三十岁上下，可是她也高，身材匀称，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她不是姑娘，而是桃子，那么生龙活虎，那么闹闹哄哄；她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歌，老是笑。只要人家稍稍的一逗，她就发出清脆的笑声：‘哈哈哈！’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认识柯瓦连科兄妹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在那些死板板的、特别沉闷的甚至把参加命名日宴会也看作应公差的教师中间，我们忽然看见了一个新的艾芙柔黛特 从浪花里钻出来；她走起路来把两只手叉在腰上，笑啊唱的，跳跳蹦蹦。她带着感情唱《风在吹》，然后又唱一支乌克兰的歌，随后又一支；她把我们，连别里科夫也在内，都迷住了。他在她身旁坐下，露出甜甜蜜蜜的笑容，说：

“‘小俄罗斯的语言叫人联想到古希腊文的柔和和清脆好听。’

“这话中了她的意，她就开始动情地、热心地对他讲他们在葛嘉契斯基县有一片田地，她的妈就住在那儿，他们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西瓜，那么好的kabak，小俄罗斯人管南瓜叫做kabak，管酒馆叫做shinki，他们用番茄和茄子做浓汤：‘那汤可好吃啦——好吃极了！’

“我们听啊听的，忽然我们大家都想起了同一件事。

“‘把他们配成夫妇，那倒是一桩好事呢。’校长的妻子悄悄对我说。

“不知什么缘故，我们这才全都想起来： 原来我们的朋友别里科夫还没结婚；现在我们才觉着奇怪： 他生活里这么要紧的一件事，我们以前从没理会过，事实上压根儿也没注意过。他对女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他怎样替他自己解决了这要紧问题？这以前，我们一点也不关心这件事；也许我们甚至不承认： 一个不问什么天气总是穿着雨鞋、睡觉总要挂上帐子的人能够有爱情吧。

“‘他已经四十岁出头了，她呢，三十岁了，’校长的太太接着说，进一步说明她的思想，‘我相信她肯嫁给他的。’

“在内地，由于烦闷无聊的缘故，什么事没做过！做过多少无益的蠢事啊！这是因为应该做的事却根本没有做。比方说，这个别里科夫，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把他想象成一个结婚的人，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给他做媒呢？校长的太太啦，训育主任的太太啦，所有我们高等学校的太太们，都变得活泼起来，甚至好看多了，仿佛忽然找到了生活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戏院里订了一个包厢；嘿，瞧啊！华连卡坐在那里面，扇着扇子，满脸放光，高高兴兴；她旁边坐着别里科夫，一个伛偻着的矮子，看上去好像刚用钳子把他从他的住处夹出来一样。要是我开晚会，太太们就坚持着要我请别里科夫和华连卡。总之，机器开动啦。原来华连卡也并不反对结婚呢。她在她哥哥那儿的生活并不很快活；他们不干别的，却一连几天的争论，吵架。这儿是一个典型的场面： 柯瓦连科顺了大街大踏步走着，他是又高又壮的汉子，穿一件绣了花的衬衫，一绺头发从帽子底下钻出来搭拉在他的额头上，一只手拿着一捆书，一只手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他的身后是他妹妹，也拿着书。

“‘可是你没看过这本书，密哈益里克！’她大声争辩道，‘我告诉你，我敢赌咒： 你压根儿没看过！’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柯瓦连科大叫一声，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顿着。

“‘唉，我的天，密哈益里克，你为什么这么别扭？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原则问题啊。’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柯瓦连科嚷道，声音更响了。

“在家里，要是有外人在座，那就一定会闹到开火。她一定过够了这种生活，巴望着有自己的家了。况且，她的年纪也不小，没有工夫来挑啊拣的了；跟什么人结婚都行，即使对象是希腊文教师也不碍。是啊，只要细细一想，就可以明白： 我们的小姐们大多数都不管跟谁结婚，只要嫁出去了就算。不管怎样吧，总之，华连卡对别里科夫开始表现明明白白的好感了。

“别里科夫呢？他常去拜望柯瓦连科，就跟他来拜望我们这些人一样。他去了就坐下，一直那么闷声不响地坐着。他安静地坐着，华连卡对他唱《风在吹》，或者用她那黑眼睛默默地瞧着他，再不然就扬声大笑——‘哈哈哈！’

“在恋爱方面，在婚姻方面，怂恿总要起很大作用的。人人——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们—— 开始向别里科夫坚决游说： 他应当结婚了，他的生活没有别的缺憾，只差结婚了。我们全都向他道喜，而且做出一本正经的脸色发表各种俗套头，例如，‘婚姻是终身大事。’ 况且，华连卡又好看又动人；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她有田产；尤其要紧的是她是第一个待他诚恳亲切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真的应当结婚了。”

“哦，到了这一步，”伊凡·伊凡尼奇说，“您就应该拿掉他的雨鞋和雨伞了。”

“您只要一想就明白： 这可是再怎么样也办不到的。他把华连卡的照片放在桌子上，不断地来找我，谈华连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是终身大事。他常到柯瓦连科家去，可是他一点也没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刚好相反，他那结婚的决定好像对他起了有害的影响。他变得更瘦更白，好像越发缩进他的套子里去了。

“‘我喜欢华尔华拉·沙维希娜，’他对我说，露出淡淡的苦笑，‘我知道人人应当结婚，可是——您知道，这件事发生得这么突然——总得细细想一想才成。’

“‘有什么可想的？’我对他说，‘一结婚——就万事大吉了。’

“‘不成，婚姻是终身大事；人先得估量一下日后的义务和责任——免得日后出什么毛病。这件事弄得我烦死了，我好几夜睡不着觉。我得承认我害怕： 她和她哥哥有一种特别的思想方法；您知道，他们对事情的看法是很古怪的；她的性子很野。结婚倒不要紧，说不定可就要惹出麻烦来了。’

“他没求婚；他一个劲儿地拖延，弄得校长太太和我们所有的太太都烦恼极了；同时，他又差不多天天跟华连卡出去散步——也许他认为这是在这种情形下照理该做的事吧——而且常来看我，谈到家庭生活。要不是因为闹出了一场kolossalischer skandal ，他临了多半会求婚，因而造成一种不必要的、愚蠢的婚姻吧： 在我们这儿，由于纯粹的烦闷和没事可做，照那样结了婚的，正有千千万万的先例呢。

“我得告诉您： 华连卡的哥哥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讨厌他，受不了他。

“‘我不懂，’他常对我们说，耸一耸肩膀，‘我不懂你们怎么能够跟那个爱进谗言的家伙，那副叫人恶心的嘴脸处得下去。唉！你们在这儿怎么住得下去呢？你们呼吸的空气是闷闷的，不干净的！你们是导师，教员？不，你们是芝麻大的小官儿；你们这地方不是学府，而是警察局，而且有警察局里那股腐败的酸臭。不行啊，诸位老兄，我在你们这儿住一阵，就要到我的农庄上，在那儿捉捉龙虾，教教乌克兰的小孩子念书去了。我反正是要走的，你们呢，尽可以跟你们的犹大在这儿住下去——那个该死的东西！’

“要不然他就笑得流出眼泪，他的笑声时而洪亮，时而尖细，他扬起手来问我：‘他干么上这儿来？他要干么？他坐在那儿发呆。’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起了一个绰号‘蜘蛛’。当然，关于他妹妹打算跟‘蜘蛛’结婚的事，我们回避不谈。有一回校长太太向他暗示到，要是他妹妹跟别里科夫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为大家所敬重的人结婚，那倒是一件好事；他却皱起眉头，嘟哝道：

“‘这不干我的事；只要她乐意， 那就跟大蟒结婚也行。我才不爱管别人的事呢。’

“现在，您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个促狭鬼画了一张漫画，画着别里科夫打着雨伞，穿了雨鞋，卷起裤腿，正在走路，臂弯里挽着华连卡；下面缀着一个题名：‘恋爱中的anthropos。’您知道，这位艺术家画得像极了。他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高等学校和女子高等学校里的教师们、神学校里的教师们、衙门里的官儿，全接到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一份。这幅漫画弄得他很痛苦。

“我们一块儿走出了宿舍；那天是五月一日，礼拜天，学生和教师事先约定在高等学校会齐，然后走到城郊的一个树林子里去。我们动身了，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下有多么歹毒的坏人啊！’他说，他的嘴唇发抖了。

“我忍不住为他难过。我们走啊走的，忽然间——信不信由您！——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他的后面，华连卡也骑着自行车来了，涨红了脸，筋疲力尽，可是快活，兴高采烈。

“‘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多可爱的天气！太可爱了！’

“他俩都走远，不见了。别里科夫的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他好像化成了石头。他站住，呆望着我。

“‘天呐，这是怎么回事？’他问，‘我的眼睛会骗了我？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这种事合规矩吗？’

“‘这有什么不合规矩的？’我问，‘让他们尽管骑他们的自行车，快快活活地玩一阵好了。’

“‘可是这怎么行？’他叫起来，看见我平心静气，觉得奇怪，‘您在说什么呀？’

“他心里乱得很，不肯再往前走，就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仍旧绞他的手，心不定地搓他的手；从他的脸色分明看得出来他病了，还没到下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呢。他没吃午饭。将近傍晚，虽然实际上已经是夏天，他却穿得暖暖和和的，到柯瓦连科家里去了。华连卡不在家，他发现只有他哥哥在家。

“‘请坐，’柯瓦连科冷冷地说，皱起眉头。 他的脸上带着睡意；饭后他打了个盹儿，刚刚醒来，心绪很坏。

“别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钟光景，然后开口了：‘我上您这儿来，是为要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我烦恼得很，烦恼得很。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画了一张荒唐的漫画，画的是我和另一个跟您和我的关系都密切的人。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事没一点关系……我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该得到这样的攻击——刚好相反，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

“柯瓦连科坐在那儿闷闷不乐，一句话也不说。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然后压低喉咙，用悲凉的声调接着说：‘另外我有件事情要跟您谈一谈。我在这儿做了多年的事，您最近才来；既然我是一个比您年纪大的同事，我就认为我有责任给您进一个忠告： 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者来说，是绝对不合宜的！’

“‘怎么见得？’柯瓦连科用他那洪亮的声调问。

“‘这当然是用不着解释的，密哈益·沙维奇——这道理当然是不说就很明白的！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倒过来，用脑袋走路啦！既然这种事还没得到明白的批准，那就不该做。昨天我可吓坏啦！我一看见您的妹妹，我的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一位小姐，或者一个姑娘，却骑自行车——这真可怕！’

“‘您到底要怎么样？’

“‘我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忠告您，密哈益·沙维奇。您是年青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这么马马虎虎，唉，这么马马虎虎！您穿着绣花的衬衫出门，人家经常看见您在大街上拿着书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会听说您和您妹妹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是没好下场的。’

“‘要是我妹妹和我骑自行车，这可不干别人的事，’柯瓦连科说，涨红了脸，‘谁要是来管我的私事，就叫鬼逮了他去！’

“别里科夫脸色苍白，站起来。

“‘要是您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那我不能再讲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面前谈到我们的上司的时候不要这样说话，您应当尊重上司才对。’

“‘难道我说了什么冒犯上司的话？’科瓦连科问，生气地瞧着他，‘请您躲开我。我是正大光明的人，不愿意跟您这类的先生讲话。我憎恶那些背地里进谗言的人！’

“别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脸上带着恐怖的神情。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遇到有人对他说话这么不客气。

“‘随您怎么说，都由您好了，’他一面走出门道，到楼梯口去，一面声明，‘只是我得跟您说一声： 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话，为了我们的谈话不致被人家误解，以致弄出坏下场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去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他？去，尽管去报告吧，该死的东西！’

“柯瓦连科从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他的雨鞋一类的东西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了。楼梯又高又陡，可是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华连卡回来了，带着两位女士，她们站在楼下，怔住了，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什么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情愿摔断脖子或者摔断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取笑的对象。 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听说这件事了，这事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谁也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下场来！说不定又会有一张漫画，到头来说不定他会奉命退休吧……

“等到他站起来，华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了，扬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着：

“‘哈哈哈！’

“这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结束了一切事情： 结束了预料中的婚姻，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他没听见华连卡说了什么话；他什么也没看见。一到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撤去华连卡的照片，然后他上了床，从此再也没起过床了。

“两三天以后，阿发纳西来找我，问我要不要去请医生来，因为他的主人不大对劲。我走进屋去看别里科夫。他躺在帐子里一声不响，盖着被子，不管问他什么话，他总是回答‘是’或者‘不’，别的话却没有。他躺在那儿，同时阿发纳西满脸愁容，皱着眉头，在他四周打转儿，深深地叹气，冒出伏特卡的气味，像酒馆一样。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那就是说，所有跟高等学校和神学校有关的人都去了。这时候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暗自庆幸终于装在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似的。是啊，他实现了他的理想！老天爷也仿佛在对他表示敬意似的，他下葬的那天天色阴沉，下着雨；我们大家都穿了雨鞋，打了雨伞。华连卡也去送葬，等到棺材下了墓穴，她掉眼泪了。我发现乌克兰的女人总是不笑就哭——对她们来说，中间的路子是没有的。

“我老实说： 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很大的快活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大斋期间那种正正经经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的自由的时候，是经历过的。啊，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线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难道这不是实实在在的吗？

“我们高高兴兴地从墓园回来。可是一个礼拜还没过完，生活却又落进旧辙，跟先前一样的郁闷、无聊、愚蠢了——这样的生活固然没奉到明令禁止，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也没得到充分的许可啊。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留得有许多，而且将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哟！”

“事情就是这样的。”伊凡·伊凡尼奇说，点上了他的烟斗。

“那样的人，将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哟！”布尔金又说一遍。

这个高等学校教师从谷仓里走出来。他是一个矮胖的男子，头顶全秃了，留着一把黑胡子，差不多齐到腰上；两条狗跟他一块儿走出来。

“多好的月色！”他抬头看，说道。

时候已经是午夜。向右边瞧，可以看见整个村子，一条长街直伸出去，大约有十里路远。一切都落在深沉静寂的睡乡里，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声音，谁都不容易相信大自然能够这么静。在月夜看着整个村子和村里的茅屋、草堆、睡熟的杨柳，就有一种宁静的感觉来到灵魂里；村子照这样安息了，给夜色包得严严紧紧，躲开了劳动、烦恼、忧愁： 它显得那么文静、哀伤、美丽，看上去仿佛星星在亲切而温柔地照着它，大地上仿佛再也没有罪恶，一切都挺好似的。左边，在村子到了尽头的地方，展开空旷的乡野；可以看见田野远远地一直伸展到天边，在这一大片浸透了月光的旷野上也是没有动静，没有声音。

“是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伊凡·伊凡尼奇又说一遍，“我们住在缺乏空气、十分拥挤的城市里，我们写些无益的文章，我们玩‘文特’ ——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岂不也就是套子？至于在渺小的、懒惰的男子和愚蠢的、没事可做的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生涯，自己说而且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在我们不也是套子吗？要是您乐意，那我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故事。”

“不，现在也该睡了，”布尔金说。“明天再讲吧。”

他们走进谷仓，在干草上睡下来。他俩盖好被子，刚要昏昏睡去，忽然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人在谷仓附近走着，走了一忽儿站住了，过一分钟又是吧嗒，吧嗒……狗汪汪地叫起来。

“这是玛尔娃。”布尔金说。

脚步声消散了。

“你看着他们作假，听着他们说谎，”伊凡·伊凡尼奇说，翻了个身，“他们呢，因为你容忍他们的虚伪而骂你傻瓜。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站在正直和自由的一边，于是你自己也作假，还微微地笑；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得到一个温暖的角落，为了当一名卑贱的、没价值的小官儿罢了。不成，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

“唉，算了吧，您扯到别的题目上去啦，伊凡·伊凡尼奇，”教师说，“咱们睡吧！”

过十分钟，布尔金睡着了。可是伊凡·伊凡尼奇不住地叹气，翻身；后来，他起来，又走出去，坐在门边，点上了他的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