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达到了古代社会的巅峰。
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测算，按1990年美元为基准，在公元960年后(赵匡胤建立宋朝)，中国人均GDP为450美元，至宋末达600美元。而处于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仅为422美元。宋朝GDP可谓远超世界各国，高居榜首。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然而先圣孔子告诉人们，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宋代有个非常有名的故事，陆王心学的开创人大儒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义”至痛哭流涕。我们可以想象下，一群大男人聚在一起讲学，至大家痛哭流涕，失态若此，必定是有打动他们的地方。
陆九渊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义”这章意思浅显明白，但如果读的人不能“切己观省”，克己体察，时时在生活中反省关照内心，那读了也未必有益处。他表示自己读到这句感慨很深。又指出学者要“辨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相反，“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志、习、喻的关系其实很简单：有什么样的志向就有什么样的选择；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人生。此中关键就在于一个人的志向，所以志不可不辨。人须得有信仰、有信念。
宋代另一位大儒，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孔子后的又一承前启后的大儒朱熹也参加了陆九渊这次白鹿洞书院讲学，他对这次讲学评价很高。他说，陆九渊所讲恳切明白，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听课的人“莫不悚然动心焉”，一次很成功的讲学，讲的人诚诚恳恳，听的人为之动容。他勉励大家，凡我同志，在此等处能反身而深察之，进德修业就有方向了，就不会迷惑了。
朱熹还记录了一个细节，他说当时天气微冷，他听陆九渊讲学深感动，至“汗出挥扇”。这便是感通，此心活泼泼的。陆九渊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是什么呢？“今人只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痛哭流涕是为何？士大夫尚有羞耻之心，愧负流涕也。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士大夫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若士大夫也失去羞耻之心，那就是国耻。
“义利之辨”在宋代是第一义的问题。正因宋代士大夫贵义贱利、重君子操守，才有仁人君子满朝的佳话，才能励一时之风俗，创造高度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世界第一的经济总量，让宋朝成为最让后人向往的一个朝代。
贵义贱利未尝让你放弃利，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开口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塞回去，“大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
义以为上，这是原则。先义后利，这是次序。义利双成，这是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