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盖茨那里我获得了很多关于智慧、教育和学术卓越方面的认识，当然我也学会了谦卑。盖茨这样的学生不可能出现在哈佛的每一个班级里，但是每个哈佛班级里都有一些比他们的教授更具聪慧和灵性的学生。我开始怀疑大学究竟如何才能给学生带来所谓的“附加值”。
大学课程是学生获得学位而必须参加的一系列学术计划。
“21世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哈佛就把毕业前学生必须学习的内容分成核心课程、专业课程和选修课三大块。
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是教育的价值所在。
学校的目标就是：创造知识，教育年轻人，让他们掌握必须掌握的知识，为他们指明正确的生活道路。
当时哈佛的重要任务就是培养神职人员，并帮助清教徒移民把从英格兰带来的知识在美国发扬广大——这些清教徒中大约有100多人毕业自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
格林伍德面向全校开设课程，介绍天文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在理堂上，格林伍德不再“照本宣科”，因为他的课程没有现成教材。格林伍德给大家讲述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学生则在下面做笔记。
乔治.蒂克纳的留德青年给托马斯.杰斐逊写信说：“如果研究自由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那么德国的教授和学生无疑站在了这条道路的制高点上了”。德国大学自由开放的学习方式，正好与当时哈佛盛行的死记硬背教学形成鲜明对照。
学系建立后，大学需要重新审视学术研究的性质。
哈佛在很多方面己经发生了变化，但这段描述体现的哈佛教育的要素却保留至今。哈佛的国际知名度和家长的期望成为学生们选择哈佛时需要考虑的非学术性因素。
埃里奥特校长提出两大理想——教师的学术卓越和学生的选择自由——至今仍余音绕梁，成为各大学追求的目标。
在呼吁学术卓越的同时，埃里奥特还革命性地把所有的课程向所有学生开放。
埃里奥特计划让哈佛向所有的学生、教师的课程开放。但是他知道，计划要成功，必须改革教学环节。于是就像实业家革新运输，沟通和生产环节一样，埃里奥特设想大规模生产与质量提高可以并行不悖。
关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思想，虽然洛厄尔校长也曾提出让哈佛毕业生“广泛涉猎，学有专攻”。但埃里奥特上任伊始就指出 ，讲座制可以产生协同效应：“激发学生的灵感，提供指导，进行综自化走学，只有那些高屋建瓴的教师，才能驾驭这样的课堂环境。”
研究生教育为本科生教学培养了一支辅助教授工作的教师队伍。
一百多年过去了，现在许多本科生依然将自己看作罗伊斯所谓的“下等，没有价值的新手”。
教育的需要、本科生的需要和教师专业技能之问的矛盾模糊了我们的视线。课程改革应该满足学生你需要，教师的偏好还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学生应该成为教师心目中的好学生，还是学生通过教育为社会谋福利了大学应该服务于学生，教师还是社会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