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的一次讲座中，赴美访学的专家谈到，美国交通的实际情况与国人常有认知存在不小的偏差。一来正面规划案例有时存在夸大宣传之嫌，二来一些不具有普遍性的特例被到访人员奉为圭臬，回国后强力推广。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乍看之下有点眼熟的拉斯维加斯，宽阔马路搭配步道高护栏，在夜晚霓虹地标的映衬下格外酸爽。
国际城市的案例借鉴几乎已成为规划圈乃至诸多行业必备套路，困惑随之而来——他山之石，当真可以攻玉？
国际案例借鉴的对象多为西方发达国家，早早通过工业革命和原始积累抢得先机，跨越人均收入门槛，并在全球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印象中这些国家的居民本应过着轻松优渥的生活，放浪形骸于“别人家的城市”，却在近年来屡遭“黑天鹅”与“灰犀牛”，强森力挽狂澜真脱欧，“懂王”呼风唤雨万人挺，隔壁日本出现了“低欲望的一代”，人口负增长的韩国则出现了“三抛一代”（甚至还可进阶到“五抛”、“七抛”乃至“全抛”）。
种种现象看似魔幻异常却又有迹可循，资本巨轮所到之处，人与城市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富足与贫瘠同存，理性与荒诞共生。
资本主义的本质为何物？这几乎是解读现代社会所有现象的根源性问题，在全球化资本的席卷之下，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在工作中，由资本主义渗透和人之异化所带来的“需求与欲望”的变化，往往是一个隐含的大前提，却常常被人遗忘，或者仅作为利好条件，而忽略其矛盾的另一面，与辩证史观相背离，无法看清作为社会发展主动力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渗透的普遍性，让任何行业都存在相通的困境，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
对于资本主义本质的探讨，各学派莫衷一是，需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
亚当·斯密理论中拥有自由市场“无形之手”的资本主义制度终将创造出一个封闭而静态的理想乡，个人逐利行为的终点将带领全体社会实现福利最大化。他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局。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市场失灵下的周期性崩溃和肉眼可见的不平等，蚕食了人们对自由市场的绝对信仰。当下美国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强调保护私有化、反对国家干预、主张经济自由化，与亚当·斯密的理论一脉相承。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自由市场下的经济增长无法自动解决分配公平性问题，“库兹涅茨曲线” （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增长会自动地先上升后下降）是资本家的遮羞布。在经济增长率放缓的时代，财富倾向于通过资本获利而非劳动积累，并且会更明显地向高资本占有人群集中，加剧贫富不均。
卡尔·马克思理论中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在上世纪末达到高峰，卓别林的默剧提醒着全世界的打工人：你不过是流水线上的一颗随时可被替代的小小螺丝钉，与农奴相比看似自在，却不过是个被资本与虚假自由奴役之人。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联合演绎，拧动了世界发条，却加大了预判未来的难度。以发展的动态视角，《资本论》已然参与并改变了历史进程，从而令资本主义通过自我修正藏得更深，走得更远，传得更广。但剥削与人之异化，每分每秒都正在进行。
马克思·韦伯笔下的剥削不再是一个资本家对一群工人的恶行，而变成一个国家或跨国资本集团与另一个国家的权力战争。欧·亨利“香蕉共和国”所暗讽的经济命脉被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全方位控制的洪都拉斯，已渐渐被人淡忘，资本全球化中分得盛宴残羹的日韩财阀，冷眼笑看中产极致内卷，暗自担心青年集体躺平。不同经济阶层民众的普遍冲动是努力垄断他们所处市场的相对优势，而非推翻系统。于是，纯粹经济视角下“成本-收益”精算与预测的极限推演，将以冷冰冰的绝对理性把人性踩得粉碎，《攻壳机动队》和《银翼杀手》中的赛博朋克随之到来，《心理测量者》里的西比拉系统大门常开。
在资本巨轮的推动下，人之异化随处可见。
西方看似自由的言论环境，却只具有约束公权力的效用，将公权置于民权的对立面，却对垄断企业所谓的“自由市场行为”姑息放纵，直至“懂王”的主要社交账号在“自由国度”悉数被封，才颇具讽刺意味地让人恍然大悟。而对公权力的批判自由，往往被转化为对该“制度自身”的无条件赞颂与享有“自由”批判权利民众的集体凡尔赛，却丧失了大半自由言论本应具有的“公众监督”与“推进变革”的功效。看似自由的言论却指向了“公众言论”的无效化，并在后现代主义对“意义”的解构中沦为一个个“自黑的笑料”。政府并不真的在意自由表达的民众意见，所图无非一张选票。
假自由之名，为反对而反对，没有主人的奴隶，没有奴隶的主人，末路便是奴役自己。
美国已陷入价值对立严重的社会割裂状态，随着拉美移民的增多，在可见的未来这种割裂有可能继续扩大；日本的菊与刀令其礼貌与变态共存，有序与压抑同在，为了应对老龄化而推行的老年人雇佣等政策反而进一步挤压了年轻人的上升空间，令低欲望的一代彻底佛系；韩国的财阀经济以及政商勾结几乎无解，在卢武铉与文在寅后不知是否还有敢直面恶龙的勇士，过度的韩式消费主义文化加剧了人的异化，资本玩物何其多；欧盟较早地意识到异化的存在，部分国家通过与自身禀赋相契合的全球化分工占得先机，同时在“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之间反复横跳摸索平衡，在小国寡民且资源丰富的前提下日子过得还算滋润，但疫情再次暴露出欧盟内部成员的组织不协调与精致的民族主义，仍然将令欧盟止步于一个松散的经济联盟，难以在下一个百年的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
各国发展历史、社会文化、资源禀赋、体制机制不同，更重要的是，各国规划服务的核心对象“人”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令许多国际宜居城市榜单名列前茅者，无法真正与“宜居”二字名符其实，尽管其人居环境一流，城市里的人却未必过着幸福健康的生活。
对我国而言，人之异化的削弱，关乎全民健康福祉，关乎人口结构命脉，关乎国家战略转型，需要从个人生活哲学、社会价值引导、资本市场调控、住房教育改革、人居环境提升等诸多方面着手。这是一个无比庞大、涉及全行业战略与政策的“体系科学”（System of systems），单一政策子系统内的孤军奋战极容易被其他“蛛网相连”的政策子系统掣肘，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升维打击”。所幸在人口七普结果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双重压力下，国家已在全行业战略层面开始行动，住房和教育是两大核心抓手，科技则是突破“围追堵截”的关键。
“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在这场全球级别的疫情之中得到再次验证，其潜力远远不止于疫情防控，更在于对“资本普遍渗透下人之异化”的削弱与调控能力。
“我们早期借鉴西方的规划理论与经验，希望在学习中谋求赶超”，但“西方的理论无法完全解释中国奇迹的奥秘，也很难指导中国发展的未来”。
在国际经验观察中，唯有经历“背景化（梳理发展历史与阶段性政策背景）—去背景化（提取普适性的经验与教训）—再背景化（结合实际国情进行政策的本土化改造）”的辩证扬弃后，他山之石，方可攻玉。
此为国际观察话题系列的第一篇，梦游经典间，满纸荒唐言；四顾君莫笑，乘凉艳阳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