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年11月7日
报告人：熊超成 朱银娇
记录整理：潘舒然
王燃：
这本书较为经典，并且weber提出了价值中立的原则，书的难度较高，需要大家一起讨论，多读几遍。第一遍看不懂没关系，随着知识储备深入，再回来看，会发现有较为深入的理解。
熊超成：
第一次读马克斯••韦伯的著作，读得尤其困难，举步维艰，除了因为翻译可能带来的额外难度，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的知识实在是浅陋，切实感受到触摸到自己知识边界的慌张（当然也有那么一丝愉悦）。想起“债与合同法”课上，石佳友老师向我们推荐阅读韦伯著作时提及的一句话——历史的敏感性。就从这里切入，这本书主要是韦伯的演讲与论文集，无论是演讲还是写论文，都是在向某个或某些对象说话，交流的双方都处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条件下。社会历史过于宏大，我还没有能力把握，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八卦一下韦伯个人史、著述史倒是可以一试。
一、历史的敏感性
韦伯的思想、学术生涯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90年代初韦伯在德国思想界崭露头角开始到1897年精神崩溃；随后整整6年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第二阶段从1903年发表第一篇社会科学方法论文章开始，韦伯重新恢复学术与政治活动，直到1910年发表“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批判”一文。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即在此阶段产生；第三阶段则从1910年到1920年韦伯因肺炎病卒，韦伯日益转向对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比较宗教研究，同时以极大精力主持《社会经济学》研究系列，最后留下《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这部未完成的巨著。
本书中的文章基本都是韦伯第二阶段所作，主要是回答他自己第一阶段思索中所面临的诸多困扰。韦伯在第一阶段思考的中心问题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德国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困境——所引起的。离开了对第一阶段著作，特别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这篇著名就职演讲的了解，将很难理解韦伯大病复出后要首先花如此大的精力论述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晚近以来韦伯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就在于韦伯的“著述史”本身成为焦点并成为进一步弄清思想脉络的前提。
为什么这样说呢？不知道大家提起韦伯首先想到什么，至少从之前的个人听闻中，我得出的刻板印象是：这人是搞社会学的，而我脑海中的社会学是美国的社会学。从甘阳教授的论述中确实发现，韦伯在西方科学界的影响首先经历了“美国化”的过程，并在二战后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重新得到德国和欧洲学界重视。这一“韦伯美国化”的过程，一方面确立了韦伯被公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奠基者的地位，甚至有所谓“谁掌握了对韦伯的解释权，谁也就有望执学术研究之牛耳”的戏言。但另一方面，“美国化的韦伯”主要是二战后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界对韦伯思想的解释，更多是以50、60年代美国社会学建构、社会学理论系统的需要出发，并非从韦伯思想本身的脉络及其历史时代的背景性问题出发。
德国学术界后来群起纠正这种“美国化的韦伯”，1959年蒙森（此人在本书中韦伯有所提及）第一次把韦伯及其问题意识放到韦伯的时代来考察，开始了“使韦伯脱美国化，同年另一位德国学者滕布鲁克也发表长文指出韦伯时代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与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热衷的所谓“方法论“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1975年凯斯勒博士发表了韦伯著述的详细编年考证，提出《经济与社会》不是韦伯主要代表作这一惊世骇俗的论点，此后，”韦伯著述史“的问题成为以后任何韦伯研究再也无法回避的问题。1984年在伦敦，德国学者亨尼斯在主题报告“韦伯与德国历史学派政治经济学”中进一步提出“韦伯不是社会学之父”，这不是在贬低韦伯，而是说韦伯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旨趣与今天人们一般所说的社会学实在相去太远，“从现时社会学的角度将不可能使韦伯著作的基础及基本原则得到历史的解释”。“使韦伯脱美国化”由此同时发展为“使韦伯脱社会学化”。
在甘阳教授看来，这一新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是有利的，而且具有超出韦伯研究本身的意义。其原因在于，“一战前后的德国韦伯”是从德国作为当时欧洲一个后起发展国家的历史处境来思考问题的，韦伯的全部问题意识都是从当时德国大大落后于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这种焦虑意识出发的。这与我们中国现今的历史处境和问题意识具有更多的相关性。而“二战后的美国韦伯”则以一种发达国家的自鸣得意心态，力图描绘一套普遍适用的所谓“现代化理论”，这与身处落后国家的韦伯的心态是不符合的，韦伯终其一生根本反对有任何“普遍历史规律”，根本反对社会系统化的努力，认为“一种系统化的文化社会科学这一观念本身就不知所云”。这种追求系统化、普遍化的企图，在他看来，只可能落入“黑格尔式泛理性主义”甚至“自然主义式的一元论，晚近哈贝马斯批判韦伯落入“文化主义”即特殊主义，而未能提升到普遍主义的高度。但到底哈贝马斯是超越了韦伯还是根本没达到韦伯的视野？值得怀疑。无论如何，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而言，韦伯对“具体历史之维”的关照都不应黯然失色。
二、 回到文本本身
罗兰••巴特说，作者已死。文字一旦付诸纸上，作品便全由读者解读，那我就冒昧解读一下。
（一）以科学为业
这是韦伯的一篇演讲稿，当学生对科学的职业产生了兴趣，有志成为一位学者，韦伯进行了一番劝诫，让他明白其中的辛苦与风险，三思而后行。韦伯首先按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传统习惯，从外部条件上提出了两个问题：以科学为业的各种条件是什么？一个在大学时代就决心献身于科学事业的毕业生，他的发展前程是什么？
针对第一个问题，韦伯选择比较了两种类型——德国和美国“青椒”的区别，比如，德国大学教师经常是从得到专家首肯后成为编外教师开始的，薪水全部来自限定权限内开设的课程的学生“听课费”，而美国则往往是先担任“助教”，一开始就有报酬。所以德国临时教员一般是以拥有财富为先决条件的，一旦入编，不能再被辞退；而美国助教面临着吸引大批学生听课的压力，否则可能被辞退。但是德国的“青椒”也别高兴得太早，入编以后的他们会期望比其他即将取得资格的编外讲师而得到更多关照（可能是优先晋升职级之类的，有点论资排辈的感觉）。在此，韦伯讨论了对大学职业两面性的二难推理：应让每一位合格的学者取得大学讲课资格vs应当考虑入学人数，因而赋予现有教职工一种教学垄断权。这实质上就是后文社会学基本术语中社会关系的两个种类型——“开放关系和封闭关系“”，韦伯认为其取舍难以一概而论。在述说了德国大学的美国化趋势甚至教皇选举情况后，指出了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我认为可能是不同面向的衡量指标导致的。
这就即将进入第二个问题——发展的前程是什么？韦伯告诫我们：决定学院命运的“偶然性”因素非常大，每一位感到自己希望成为学者的年轻人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他面临双重任务——不仅必须做一个称职的学者，还必须做一名称职的教师。”听课人数回答了老师是否优秀，但学生听课可能取决于纯粹的外在因素——可能是老师声调的抑扬顿挫；韦伯对这种民主表示怀疑，他认为科学训练在于使人能够逐步达到独立自主思考，这不是由入学人数来决定的。甚至韦伯认为这种技能是一种个人天赋，与学者的科学资格不可同日而语。一个人身上能同时发现这两种能力，是一件绝对偶然的事件，这样看来，“学院生涯是一种疯狂的冒险”。真令人后背一凉！
还是回到科学本身吧。科学在韦伯的时代已进入到一个专业化阶段：科学领域中“一种真正确定的和卓越的成就，在今天总是专业化的结果。”达到这种成就除了要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激情投入，还要需要加上灵感。而灵感的“观念”往往出现在不经意间，功夫果在诗外。韦伯还认为，只有把全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才会有“人格”（这里的“人格”指年轻人崇拜的偶像）。这样看来，科学与艺术似乎相同，但韦伯接下来说，二者的区分在于：科学工作总是与进步联系的；而在艺术领域则没有同样意义上的进步（“进步”这一概念有不同含义，韦伯后文会提到）。比如，一个时期即使没有应用新的技术手段或新的透视规律，但只要它的形式能恰当地处理材料，达到同样的艺术效果，它就没有被超越。一件真正“完成”的艺术品永远不会过时。这让我我联想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问题，能不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是问题，但“小冰”诗集即使应用了新的技术，也显然不能因此说它就超越了人们之前诗歌创作的水平。而科学中每个人的成就必将在若干年后被超越，因为每一种科学意义上的“完成”都提出一些新“问题”，它“要求”被“超越”和过时，也就是说科学是可证伪的。就像我们上次读书会说的“科学革命”，科学的范式是会被更新与转换。
那一个人为什么还要从事科学工作，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在现实中永远达不到并且绝不能达到终点的事情呢？意义何在？首先是纯粹的实际目的（比如为了谋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出于技术目的——把我们的实际行为指引到科学经验赋予我们所支配的期望方面。怎么理解，我们来看韦伯的回答。
韦伯认为科学的进步是人类理智化进程的一部分，有一点首先要澄清：这种理智主义者的理性化的实际意思是什么。它不是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位对于我们生存其中的生活状况要比原始人了解得更多。我们大多数人虽然能对电车停靠等行为“计算”，并根据这种期望支配自己的行动，但并不知道电车如何得以运动；相对而言，原始人对他的工具知道的可能更多，知道为了得到日常食物做什么。所以说理智化和理性化的日益增长，并没有使人不断增加对于人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一般知识。理智化的意思首先是指人们如果希望学，就能够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学到的知识或信念。人们原则上可以通过计算而掌握所有的事物，不必再像原始人那样求助于神秘力量。韦伯紧接着发问：欧美文化中这种持续了上千年的驱除鬼魅的进程以及隶属于其中的科学“进步”具有任何超越纯粹实践的和技术的意义吗？韦伯以托尔斯泰对死亡的思考为例，给出了回答。托尔斯泰认为死亡对于文明人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文明人的生命被置于一种无限的“进步”之中，总有一个台阶在他前面，永远达不到顶点，死亡对个人没有任何意义。而上帝还在的年代，人们的生命处于有机循环中，在去世前，现世的生命赋予他所能提供的一切，充分圆满，死亡也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启。文明人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在不断丰富的文化中人反而可能会“厌倦生命”。
韦伯进一步发问，这种“进步”是否具有一种超越技术的意义，科学的价值究竟是什么？韦伯在这里描述了对科学及其价值认识的变化过程。过去人们这样看待科学，像柏拉图《理想国》那幅画中的穴居人一样，借着照进山洞的微光认识世界，探究光线投在墙壁上阴影的联系，这就是他们的生命，而太阳就象征着科学真理，是真实的存在。这时，科学的第一个伟大工具——“概念”——首次被有意识地发现。那个最先走出洞穴看到太阳的人，结结巴巴说出看到的东西——太阳，那么其他人听说以后，就向着这个太阳这一“共相“概念走出山洞。殊相不能反塑共相，对墙壁上的阴影研究再仔细，都无法发现太阳，所以如果有人不承认或什么都不知道，那他作为一个对真理无视的盲人，就不能走出来。不过，柏拉图是在政治上讲这种重大体验的，概念给人以方向感，从而开辟一条一个国家的公民如何正确行动的道路。换言之，这是不是现代社会中我们都还在提的主义建国与共识形成？
囿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概念不一定就绝对正确，僵化还会导致教条主义。科学的第二个伟大工具——理性试验——就在文艺复兴呼吁回到古罗马去、回到古希腊去的呼喊中被发现。现代经验科学的试验是一种可靠的可控实验手段，精确科学兴起了。人们能够有形地抓住他的作品，因而希望发现上帝为世界作计划的线索。那么科学是通向“上帝“的道路吗？尼采说上帝已死之后，粗俗的乐观主义认为科学主宰生命并通向幸福。所以作为一门职业的科学的意义是”通向真正的幸福之路“等等吗？韦伯再次提及托尔斯泰的回答：对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的问题，即：‘我们将要做什么和我们将怎样生活’，科学对此没有提供答案，因此无意义。不过韦伯只同意半句，但科学是否因“没有”给出答案就无意义，对正确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是否还有用处？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摆脱了预先的假设”，韦伯对此表示怀疑。所有科学工作都预设逻辑规则和方法是精确的，这些问题不大；但科学还进一步假设：科学工作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只有在它是“值得了解的”意义上才是重要的。但这个前提却不能由任何科学手段证明，它只能根据我们对待生命的终极立场所拒绝或接受。韦伯依次考察了自然科学、美学、法学，还有历史科学和文化科学，结果是它们都没有进一步回答它们本身是否值得的问题，只是他们都在一定的导向之下进行。
这就马上导向韦伯主张的观点：一个大学教师应当做的，不是去充当学生的精神领袖，不是立场鲜明的信仰灌输，而是尽力做到“知识上的诚实”，去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关系和数字关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因为没有对手和不允许辩论的大学讲台，不属于预言家和鼓动人心的政客。一个老练的教师的基本任务是训练他的学生认识“不适宜的”事实——也就是与他们派别观点不适宜的事实。一个老师具有在政治生活领域中成为领袖的品格，就跟他碰巧是个足球教练一样，纯属偶然。
通过以上论述，韦伯回到以科学为业的问题本身。科学到底可以干什么？首先是（产品）对控制生活的技术有贡献，可以计算外部对象和人类的活动；其次是（方法）提供思维方法、各种工具和对思想的训练；第三个就是“获得清晰性”，通过科学触摸到背后清晰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就达到科学的极限。没有任何科学可以摆脱预先假设，敬这个神就会得罪另一个神。神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神学不提供通常意义上的“知识”，而只提供“拥有”，“不相信为什么，因为它是荒谬的”。于是，我们时代的命运打上了理性化和知识化以及首先打上了“对世界不再迷信”的烙印；终极价值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这或许就是现代人焦虑不安的原因之一？）。这很糟糕，不能承受这一时代命运的人最好悄悄回到过去，“知识上的牺牲”不可避免。但韦伯不认为应该这样，他说去迎接“时代的要求”，通过科学知识的完整性，希望“每个人能够找到他的守护神，并能遵守掌握着他的生命力的守护神的命令”。
下面两个部分由朱银娇同学讲述。
朱银娇：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出自于《科学论文集》的三篇论文，分别对韦伯方法论的思想作了重要阐发。因为时间所限，本次报告仅选取其中的两篇进行解读。
一、《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
《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现有两个译本，一为杨富斌所译，一为韩水法、莫茜所译。后者在2013年进行了全面的校订，其中《社会科学与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一文修订最多。因此，对于这一篇论文，我选择了韩译本进行阅读。
在这篇论文中，韦伯主要回答了“价值评判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即“价值无涉”的内涵究竟为何。在论文一开始，韦伯就指出应将价值评价理解为“关于受到我们行动影响的现象是卑下的或是正当的实践的评价”。对于科学研究是否应当排除价值评判这个问题，韦伯首先将其类比为“人们在大学授课时是否应当‘宣明’他们所赞成的某种理论的，或建立在文明理想以及其他世界观基础上的实际的价值评判”，即大学教师是否应当在讲台上宣明其价值判断。在这个问题上，韦伯认为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区分经验事实与价值评判，且两类问题都应当在课堂阐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拒绝避免价值的讨论。在韦伯看来，后一种立场是不可取的，不应当否认价值讨论的意义。但同时，韦伯又反对在科学研究或是讲台上进行价值评判，其理由主要为以下三点：首先，韦伯认为以往学科中的价值评判基于“伦理上唯一正确的态度”，而现今，道德命令不再是价值评判正确与否的评价标准。相反，如今的时代更要求各种文化价值的混合，各种观念的自由表达。因此，价值评判对于讲台而言不再必要。其次，韦伯认为“讲台”与“演讲”是不同的，其区别在于，“演讲”中演讲者与听众往往处于平等的政治地位，而在“讲台”上，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则不平等。学生因为获取知识、修习课程的需要往往处于劣势，无法对教师传递出的价值观念作出评价。因而，教师如果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价值观，会极大地损害学生的认知与判断能力。最后，在授课时发表价值评判，还会使价值评判与针对经验科学的纯粹逻辑讨论混杂起来，破坏逻辑事实讨论的中立性。基于以上原因，韦伯认为教师在课堂上确实不应进行价值评判。
但反对在课堂上进行价值评判并不意味着韦伯否认价值的意义。相反，正是因为基于价值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考量，韦伯认为不应当随意地进行价值评判。正如韦伯所说，“如果人们打算把讲坛变成实际价值讨论的场所，那么允许从各种立场出发对最根本的基础问题进行不受妨碍的自由讨论显然不就是一种责任吗？”价值评判的前提应当是允许各种价值观念自由地表达，但其实任何大学讲台都不允许政治问题的自由讨论。既然自由客观的讨论环境无法被提供，那么“唯一能维持科学代表尊严的，便是对有人极其乐意让我们来处理的那类价值问题也保持沉默”。因此，韦伯反对在讲台或是科学研究中进行价值评判并不是因为否认价值评判的意义，而是基于现实环境下维持科学中立客观性的考量。
既然韦伯反对在事实层面上作价值判断，那么价值判断对社会科学的意义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里韦伯所要表达的是，在价值评判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时，它的意义为何。韦伯提出，价值讨论的真正意义在于：“把握对手（或者甚至人们自己）实际意指的东西，亦即双方之中的每一方都实际地而非表面上依赖的价值，并且因此才能够就这种价值采取一般的态度。”经验科学的研究能揭示的仅是客观实在，而不能对价值评判作出指导。但对各种价值评判的讨论仍是有意义的，通过把握不同价值观念的真正内涵，我们能够更客观、更中立地对待各种价值。
在比照两本译本时，我发现韩水法将本文译为《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而杨富斌则翻译成《“道德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若将两者等同，我们便能得出“价值与道德等同”的结果。但这个结论在我看来是有些疑问的。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英译本中，我发现本文的标题译作“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in Sociology and Economics”。这里的”ethical”直译过来应当是“道德、伦理”的意思。韦伯在书中曾提到不能将道德伦理等同于最高的价值，因为两者的内容完全不同。价值的内容是人们主观给定的，可以完全不包含道德伦理的成分；而完全不包含价值的道德也应当是成立的。我认为，“道德”与“价值”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以存在不道德的价值，但却难以想象不是价值的道德，因为道德应当是一种作为公设的价值。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并非是完全不交叉的独立关系。但无论两者关系为何，都不能将道德与价值等同。韦伯在文中所表达的是，出于对经验事实讨论的中立性的维护，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不应作道德上的价值评判，另一部分与道德无关的价值评判也应避免。因此，我认为在这里“价值中立”比“道德中立”更符合韦伯的立场和观点。
二、《社会科学认识与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
在这篇论文中，韦伯首先主张区分价值判断与经验事实，即“‘存在知识’（即关于‘是’什么的知识）与‘规范知识’（即关于‘应是’什么的知识）之间的逻辑区分”。科学的界限是“对经验现实作出分析整理”，科学只能对经验事实进行分析，具体的价值选择是人们自己作出的，而不是科学的任务。区分“是”与“应是”是维护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一个必要前提，这个问题在前文关于“价值无涉”的讨论中已多次提及，在此便不多作赘述。
其次，本文另一个讨论重点，是韦伯对经济分析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所作的解释和区分。韦伯首先提出《文库》杂志以“推进对历史的经济说明”为目标。之所以选择经济作为社会文化的分析视角，原因在于经济的边界模糊，其内容非常广博，比如说国家中，财政问题即是一种经济现象；国家通过立法或其他手段影响经济生活的，就是与经济相关的现象；而那些非经济问题部分受到经济动机影响的情况，则是受经济制约的现象。社会经济学的内容如此广泛，甚至可以根据我们的兴趣扩展到文化生活的全部。
但是，虽然经济的内容可以扩展到整个文化生活，使用经济的观点考察文化现象无疑还是会表现出其“边界性”与“片面性”。韦伯对此坦然承认，并提出“这种片面性是我们有意作出的”。在我看来，对文化生活考察分析的“片面性”一方面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要想对社会文化进行研究就必须要选择一个切入视角，无论将何种因素作为分析角度都是“不全面的”；另一方面这种“片面性”其实也是研究具体的文化现象所需要的。“片面的”切入角度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特殊的分析观点。如果采取所谓全面的、一般性的视角对社会文化进行分析，实际是选择一种模糊不清的分析视角，其所包含的个性特征就愈少，而其研究价值也就愈低。
相反，韦伯否认规律的意义，认为任何实在都不能从规律中被推演出来。历史唯物主义“相信经济‘因素’是‘真正的’因素，是唯一‘真实的’因素，并且是一种‘最终无所不在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将经济原因视为所有历史事件根本原因的做法无疑陷入了一种教条主义。当历史事件符合这一“规律”时即被视为“必然”，而当其不能被经济这一标准解释时即被划为科学上没有意义的“偶然”。韦伯认为此种以经济为标准的划分并没有意义，如同桌子在桌子的环境中是典型，但在凳子的环境中是特例一样，若无充足的理由就不应判定桌子的标准为正确，而凳子的标准为错误。同理，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的肯定并不意味着以宗教、文化、地理等其他因素作为标准即是错误的。
对文化事件的经济分析法与历史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方法是不同的。同样选择经济因素作为考察手段，前者并不像后者赋予经济绝对的重要性。韦伯认为：“在所有这些场合，我们赋予经济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就取决于那些原因；我们往往把所讨论的现象的那些特殊因素归之于这些原因，把我们所感兴趣的特定场合下的意义归之于这些原因。”我们根据经济原因去解释事物，是因为我们本身对这些现象具有经济上的兴趣，这是我们的主观选择而不是客观实在。也就是说，我们选择研究对象是因为将自己的价值取向与这些实在相联系。因此我们根据这些事实与经济因素的关联程度来赋予经济原因不同的重要性。例如上文提及的，我们赋予经济因素在财政问题上更高的重要性，但在宗教问题等不与经济直接相关的“受经济制约的现象”上，经济的重要性便低一些。采取经济因素作为文化现象的分析视角，是在研究中针对与经济相关的各种事件赋予经济不同程度的重要性，而不是绝对、教条地将经济视为所有问题的终极原因。
上述的价值关联是韦伯思想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人类对无限的实在所能从事的分析是有限的，构成科学研究对象的只是无限实在中有限的一部分，那么“选择这一有限部分的标准是什么”？对此，韦伯提出了一个答案，认为“经验的实在由于并且只有当我们把它与价值观念联系起来时，在我们看来才成为‘文化’。”当一些实在与我们认为的“意义”相联系，与我们的价值观相联系时，我们才将其选择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由此可见，价值关联实际也为一种价值判断。
在本文中，最后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理想类型。在我看来，理想类型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抽象的精确概念。“正确评价某一文化现象的意义的要求越强烈，使用不仅被专门地也被系统地规定了的精确概念的要求就越迫切。”因此，理想类型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而非科学研究之目的。韦伯在文中对理想类型进行了较多的阐述。关于构建理想类型的目的，韦伯提出“建构理想类型概念的目的所要弄清楚的不是类概念或平均特征，而是文化现象所独有的个别特征”。这句话表明了韦伯对于个体研究的强调。一个物体本身可以抽象出一个概念，一类物体可以抽象出一个类概念，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具有独特性与特征性。当我们将研究对象扩展得越大，其一般性越大而独特性愈小，其研究意义也就愈小。
熊超成：
通过《“道德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以及《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两篇论文，我们获取了两项重要的智识资源，一个是：应区分价值判断与规范科学、经验科学，即一门经验科学不能告诉任何人应该做什么——但能告诉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特定条件下——他想做什么。另一个是：在什么意义上说，与社会文化现象相关的那些学科中也存在一般的“客观有效真理”？韦伯认为应该具有那种适合于分析经验实在的有效性。“只有通过理想类型的概念，在个别实例中所设计的观点才会变得清晰明确。他们特有的性质是通过经验实在与理想类型的对抗显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科学具有一种相对客观性。以上所有这些都是韦伯对第一阶段思考困惑的回答：讨论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溯科学和信仰的分界线，明确探索社会和经济知识的意义。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全都依赖于用范畴整理给定的实在。
三、 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
还记得张龑老师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老师们总喜欢进行普遍化的工作”，韦伯是例外吗？韦伯持文化特殊主义，但他提出的诸如“理想类型”的区分是不是还是在进行一种提炼，是否落入了广义的“普遍主义”？韦伯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说完“建构理想类型概念的目的所要弄清楚的不是类概念或平均特征，而是文化现象所独有的个别特征。”他马上说到，由于“借助‘类型’概念，重新引发了自然主义偏见，即认为社会科学的目的必然是把实在还原为’规律‘。”韦伯给出的回答是“在使用中，必须认真记住它们作为理想分析结构的特点，记住理想类型和历史实在不应被互相混淆。”真正确定的历史概念一般都不能被视作终极目的，建构严格、明确的概念是为明确认识概念有效性的界限提供了可能。一种概念必须与其他概念相区分才能到说明，韦伯在演讲中一开始就承认类型化或者说比较的方法，方便了解德国状况的奇特性。而且在法学中，“类型化”是弥补概念空洞化的重要手段。那么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学还能从韦伯中获得哪些启发。我想到第一个就是，什么是法，法学的边界在哪里？这个问题基础而又复杂，令人着迷，构成了法学发展中最壮观的风景，不同的回答就形成不同的法学流派，自然法学、先验唯心、分析法学、社会实证等等，异彩纷呈。第二个就是历史的敏感性。我在看老师的《著作权基本理论批判》时，发现老师对著作权（知识产权）的正当性、性质、基本功能的认识就有很强的历史敏感性。“当对概念本身产生疑问时，就不能预先假定概念合理，只能回溯到概念设置的起点。”老师一再把目光投向历史，探究著作权、知识产权“在历史上成其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种种原因”。这给我的启示是，小到我们的学习，大到国家法律制度的建设，尤其是向外学习借鉴时，一定要知其所以然，知晓具体历史环境对知其所以然必不可少。第三个是法学中的价值判断。对事实进行技术上的定型化处理时如何设定其进行涵摄的射程，射程设定时如何与价值判断相关联？就得提到法教义学对价值判断的限制与安放，它要求在既有的法律体系内进行价值判断。不知道各位有没关注过几年前开始的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这里用一个我本科时孙维飞老师讲过的一个例子，比如，法律规定：勇敢者赏三文。一个人说，老师上课怎么这么笨，上去就把老师打了，大家就争了，这算不算勇敢，亚里士多德说这不算，这是鲁莽；另一个人说这人真勇敢，老师都敢打，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有价值判断的，他们的基点没有问题，就是对勇敢的人赏三文。如果有人说，什么勇敢的人赏三文，应该罚三文，因此，第二种价值判断就可能流于恣意。价值衡量优先考虑没有问题，但既然是法教义学，就一定要在现行的法体系中找一个安稳的归宿，这样判决就不会流于恣意，价值判断是有，但它有一个限制。
进一步讲，法学方法论和价值判断也关系密切。这就是以埃塞尔为代表的“前见派”观点，根本不相信法学方法论，认为裁判是受某种直觉判断、即“前见”的影响，法学方法论是事后的装饰。拉伦茨属于正好相反，认为用法学方法也找到唯一的答案（后来有修正）。接着就有了折中派，比如拉伦茨当年的助教Leenen教授，他承认裁判者的前见和结果导向，不认为法学方法的功能在于推导出唯一正确的裁判结果，而在于规整裁判者找法、释法、用法及进行相关论证的的思路，使不同法律人具备相同的解释法律的途径，彼此识别，诉讼两造开展有效辩论（这是不是韦伯所说的“理解”？），也方便上级法院进行有针对性的矫正。这构成了法律共同体，但依然留下了价值判断空间，所以说法学方法论提供的解释方法“文体主历比客场”，也没有绝对的优位顺序，仍然是尽力做到一种客观有效性。我记得老师也说过：对于法律解释，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大方向要对，也是对法律适用的一个价值判断的限定。）
至此，我们是否能理解韦伯那句经典的表达——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但愿早日找到自己的“守护神”，找到这张编织网的“意义”。
王燃：
有一本书是杨仁寿的《法学方法论》，运用了一些社会学解释，蛮符合weber关于解释和价值判断的思想。大家要是没有读过也可以去读一读。其实这本书和上本书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强调科技进步是一个很大的轮回。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有时候也可以看做一个轮回。有一个贝尔公司，对无线电技术在美国形成垄断，在实验室中只要出现与无线电技术冲突就要停止研发，抑制了新的科技进步的发展。《总开关》的书就是写的这件事情，其作者非常喜欢我们今天读的书。
沈逸：
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遇到韩国同学，韩国没有反垄断法的概念，因为没有反垄断的意识。韩国会采取一些手段故意排除竞争者，之前做一种芯片的时候，现在只有韩国能产，韩国政府给予补贴，压低价格，从而排除竞争者。由此可见法律的地域性还是很明显的。之前在美国学习历史课时，课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和我们一样的历史书，另一个是素材本，里面只有客观的图片或者其他资料，没有评价。课后就结合自己的观点进行讨论。
王燃：
超成在报告中讲到了死亡轮回。有一本书叫《重病之王——癌症传》，是一本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的一篇文章，发现人到死亡的时候都会非常释然。也提到安乐死的问题，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都会留下他的痕迹，无论时间的长短。可能很多人在当时无法接受亲人的离去，但是癌症患者在某种程度上为科学也做出了贡献。
雷蕾：
安乐死现在是注射某种药物，然后就马上死亡。让人快速的没有痛苦的死亡。如果死亡的过程有一个小时，那么患者会想什么？如果它注射后又后悔了怎么办呢?
潘舒然：
我之前了解过安乐死。在一些国家，设立一种机构，对安乐死的患者进行评估，如果患者符合制定的标准，且本人也意愿，才会对其进行安乐死。而这评估过程也是非常漫长，让患者有充分思考和反悔的时间。
王燃：
同时，安乐死也要征求亲人的意见。因为一个人得了癌症之后，对其亲友也是很大的考验。而且一个人的失去，他的亲友将如何面对，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沈逸：
怎么认识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如果那个个体存在的话，会和你有什么差别？在美国，有一门课叫心灵哲学。如何证明心灵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一天有一个闪电变成一棵树，突然出现一个人和你一模一样。那这个人面对你的父母、朋友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都是心灵哲学考虑的内容。
王燃：
国外的法学院也会建立心灵哲学研究所，研究精神和法学发展的关系，非常有意思。
朱银娇：
有人认为，心理学可以和法学混合起来，因为可以通过心理学分析法学上的东西。但是weber就一定要将事实和价值相分开。他认为这种方法仅仅是是一种分析工具，只是描述性的。
沈逸：
譬如现在美国大选的时候，大家可以通过一个仪器，当美国总统进行演讲的时候，可以知道总统说哪句话的时候，大家心情最激动，从而判断哪一位有可能是优胜者？
雷蕾：
之前美国大选的时候，网上有新闻称通过义务小商品市场，通过发货数量也可以了解美国大选的选举情况。
潘舒然：
我之前看《纸牌屋》的时候，男主要参与美国大选，竞选团队会根据男主在发表演讲的时候，哪一句话或者哪一个词语让听众最为激动作出数据分析，从而在下一次演讲的时候多运用令人激动的语句或者词语，来提高自己的支持率。
王燃：
《纸牌屋》本身电视剧的拍摄，就运用到了心灵哲学的方法。Netflix根据不同的人，在什么地方暂停或者快进，来拍摄新的电视剧。通过观众的第一直接反应，加以数据收集，从而创造出更适合大家的网剧，获得更多的收视率。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参与了一个项目。老师要求收集有色人种地区投票的排队时间，记录是否是少数族裔、在每个环节停留的时长、进门的时间、出门的时间，从而判定出影响少数族裔投票的原因是什么？即通过对表面的反映来看对制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熊超成：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的吗？
王津津：
宪法投票的时候，原则上是秘密投票，但是其实是知道是谁投票的。因为有两个人大代表为了测试，所以每一票都投的否决票。但是最后还是被叫去谈话了。所以其实都是知道是谁在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