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一个大作家，关于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富的学术成果。在这个背景当中，我们怎么样确定自己有效的问题？从而为研究产生具体的成果打下基础，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在周作人研究当中，他最后成为一个汉奸，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是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当中，出于我们一种意识形态的教条，总是强调周作人从早期的隐士到后来的汉奸，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也就是从他“五四”低潮时期所标榜的隐士，随着历史的发展必然会成为一个汉奸。
我们总是有意无意的遵循了这么一种逻辑，但问题是真正的隐士是不可能当汉奸的。因为隐士有自己的一种家国观念，有自己的一种道德的操守。而当汉奸，那显然成为民族的罪人。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你了解了学术史的这一种背景，产生了这样一种疑问，这就为找到周作人思想蜕变研究中有效的问题找到了一个契机。
陈教授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讨论周作人思想的蜕变问题。他的问题是周作人从五四低潮时期所标榜的隐士，到后来成为汉奸难道是必然的吗？陈教授的答案是否定的。而且这种周作人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有效的充分的例子。周作人曾经讲过他身上是双头执政，两个头分别支配着他的思想言行。一个是叛徒，一个是绅士。他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一个是流氓，一个是隐士。从叛徒到绅土，从流氓到隐士，这两者之间在周作人那里。并没有从一个时间到另一个时间这么一种线性的过渡。他强调往往是没有规律性的同时在他身上存在。有的时候是叛徒与流氓在优势，有的时候是绅士跟隐士占优势，并没有从那一点到另一点那么一种发展，这从他早期的作品当中是能得到印证。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过许多充满叛徒气或者流氓气的那一种反叛精神的檄文。这个“流氓”不是我们一般街上的小流氓的意思，它是指对传统文化的反叛，那种意义上的流氓与叛徒，是一种革命者的形象。但周作人同时在不久以后。又写出了像《菱角》《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那一种追求精致的。艺术化生活的绅士气或者说隐士气的文字，这两者之间在一个时期当中是同时并存，并没有从这一个到那一个这么一种发展的趋势。
这个中间有一篇文章非常重要，就是1928年他写的《闭户读书论》，他讲现在这个时代祸从口出，不好讲话，不能随便讲话，一不小心就会被拉出去杀头，作为共党的同谋有生命之虞。不能随意讲话，那怎么办呢？去讨小老婆吧。周作人讲那也不行，我们这样的文人，没有钱去讨小老婆。既不能随便讲话，又不能去讨小老婆进行娱乐。那怎么办？他讲知识分子留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关起门来读书，闭户读书。
我们相当长一个时期批判周作人的学者往往抓住这一点，强调你这不是不打自招，要跟时代拉开距离，关起门来离群索居，来读你的圣贤之书，分明就是你的思想发生质变滑坡的一个根据。其实这个文章本身包含了另外的意义，他明显的强调，在当下这个社会祸从口出，分明就表现了对国民党当时白色恐怖政策强烈的不满。当然他不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抗议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而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这一种白色恐怖无法接受，提出了他特有的一种抗议。更重要的是他这个文章后半部分强调读书，强调要读历史的书。他的意思一个人读了历史，读通了历史，就不会被一些阴谋家所蒙蔽了。哪怕这些阴谋家用种种阴谋技巧来蒙骗民众，也可以从他们的伎俩当中识穿他们的诡计。他表明他写这篇文章的1928年，周作人的思想并没有跟整个时代拉开太大的距离。而且进一步阅读周作人后来的一些文章，发现他一直到30年代还是坚持五四的启蒙的立场。
比如说他写过《哑巴礼赞》《论泄气》，论《哑巴礼赞》就是礼赞哑巴，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聪明的办法就是不说话。当然了，他的这种礼赞很显然是对当时当局的政策有一种出自内心的强烈的不满。同时他又写文章来抨击当时复古主义的思潮。。30年代有种思潮强调要男女分校，理由就是男女同校当中，产生了许多有伤风化的那一些，摆不上台面的所谓事情，男女恋爱。周作人听了以后感到非常气愤，写文章加以抨击。他提出的一个理由就是，与其取消男女同校，还不如取缔纳妾制度。他讲这些所谓风花雪月的后果，与其说是男女同校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还不如说有三房四妾的这个家庭，对这些孩子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来的强烈。因此更有效的办法就是取缔一夫多妻的纳妻制度，很显然他的这种论述还是坚持了“五四”个性解放，自然人性等反封建的基本的立场。我们从此可以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后来对周作人的这种批判，并不是因为周作人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恰恰相反可以说周作人是坚持了五四的立场，“五四”的反封建的这种基本的观念。他的这种无私的立场跟已经前进了的时代产生的距离，“五四”的立场跟左翼超越“五四”先进到革命时代的这一种思想理念。产生了搏斗。换句话讲周作人跟左翼之间的关系与变化，并不是因为周作人思想的变化，那是因为他太执着于“五四”的立场，因而跟前进了的时代产生了距离。
这种状态可以用他自己写的一篇文章来做一个说明。这篇文章叫做《十字街头的塔》，他表达自己的一种心愿。就希望在十子街头造起一座塔楼他坐在塔楼上，这就非常生动的表明，周主任当时一种理想。我希望在十字街头。能够跟现实的社会保持某种联系。但是又不愿意像一般他所理解的具有叛逆心理那种流氓那样，寄生在街头的人流当中。他喜欢安静，受不了这种拥挤的桎梏，所以他希望在十字街头的塔上，从窗口遥望这个纷扰的人生。这实际上一种跟时代的潮流，保持不即不离的一种状态。典型的反映出周作人30年代时期一种思想的状态。
但是我们最后还得回到一个非常要命的关键的问题，周作人后面毕竟当了汉奸了，你如何解释？我们应该把这些重大问题放到历史的记忆当中去，语境当中去，给出实事求是的评价。避免一种僵化的教条指导下的一种生硬的判别。采取这个态度以后我们会发现，周作人最后当了汉奸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所谓多种原因，首先是因为他太有名了。日本人要拿他装点门面，想方设法的要拉他下水。周作人当时留任北大，作为保护校产的几个教授之一，坚持在北京。当时南方的一些文化人士曾经联名发公开信呼吁周作人南下，可见周作人当时在一般文化界人士当中那种崇高的地位，可是周作人拒绝了。这也就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离开北京，假如离开北京那他也不可能当汉奸。
但问题是他为什么没有离开北京呢？一个是周主任过于自信，他在回绝郭沫若等人呼吁的时候，通过私人的途径表达了一个态度，就是说我坚守在北京靠教书吃饭，请大家放心，不会与日本人合作。他自信可以靠教书吃饭。可是形势的发展出乎他的预料，由于他太有名，日本人要拉他下水。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天他跟他的一个学生在家里，突然进来一个陌生人，那人不说二话，拿出一把手枪，冲周作人开枪，击中了他的胸部，可是非常凑巧的是，他的前胸口袋里放着几个银元，子弹被这个银元挡住了。他没有死，但是这一下把他吓得够呛，当天晚上他的日记里面记载，这个事件背景太复杂，看来不能不接受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职位，这就是他下水的第一步，有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职务，又后来进一步接受了相当于教育部部长，这个督办的伪职的任命。
周作人当然后来为自己辩护说，他担任这个督办的时候，也干了一点好事，强调中华文化。他的意思是在这个职务上，他抵制了日本人的奴化政策，强调中华文化的正统性。当然这是他的强辩，辩护之词，我们不能简单的听信。但是周作人下水的确有这么一些具体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他讨了一个日本夫人。由于这一层关系，他跟日本人更牵扯不清。讲这些原因好像只是强调一些客观方面的情势，其实并没有否定周作人自己思想观念上的一种弱点，成为他下水的一个重要原因。舒芜先生在研究周作人的时候曾经提出，周作人的中庸思想是他下水的一个重要根源，这使人缺乏一种血性以及叛逆。但是我不同意舒芜这个基本的观点，因为中庸强调的是恰当，当了汉奸岂不是走向极端了吗？所以用中庸思想来解释周作人下水投敌是有矛盾的。
陈国恩：
周作人自由主义思想的变质
是他下水的一个思想根源。
但是我想周作人思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他的下水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他从“五四”开始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性格。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为周作人反封建，倡导文学革命道德革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武器，为他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创造了条件。
但是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到了30年代抗战前后这个时期，发生了一种重要的变化。他的个人本位的这种价值理念，在五四时期是指向封建礼教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开始转向抵制外界社会对他的一种呼吁，他以个人本位的信仰坚持自己个人的判断，拒绝旁人的一种劝告。所以我认为自由主义思想这种微妙的性质上的一种转化，成了周作人人生道路上发生巨变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由于听不进时代的召唤友人的劝告，他坚信自己能够处理好一些重要的问题。可是客观的情势又使他无法抵御。在这种种的因素的共同的作用下，周作人一步一步地走向深渊，成了民族的罪人。这种结果是一种沉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思考。但是到此我们回归到原来的基本点上，大家可以明确说是周作人从“五四”低潮时期这种隐士进一步走向汉奸这是没有说服力的，所以这种思想的变化并不是周作人最后成为汉奸的一个重要的根源。
很显然这是从跟学术史的对话当中，了解了我们以前那一种机械化思维作用下，强调周作人思想发展的这种必然性，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后进行重新思考，所得出的一个结论。这也是从跟学术史的对话当中，找到了自己论述的角度。从这个方面进一步探索，形成了对周作人思想变化的一个新的认识，当然也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
朝朝碧山下，夜夜沧江曲。
复此遥相思，清尊湛芳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