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或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此语如何？”
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之。”
译文
有人问：“朱子说：‘人之所以要学习，不过是学习心和天理罢了。’这句话对吗？”
先生说：“心就是性，性就是天理。将‘与’字放在‘心’与‘理’之间，难免是将心和理分作两边了。这一点是为学之人需要善加观察体会的。”
注
【晦庵】，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
【性即理】，陈荣捷注，程伊川云：“性即理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页十一上）
【心与理】，参陈荣捷注，语见朱子《大学或问》（页六十上下），论第五《格物章》“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论也。然或不知此心之灵而无以存之，则昏昧杂扰而无以穷众理之妙；不知众理之妙而无以穷之，则偏狭固滞而无以尽此心之全，此其理势之相须。盖亦有必然者，是以圣人设教，使人默识此心之灵，而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以为穷理之本；使人知有众理之妙，而穷之于学问思辨之际，以致尽心之功。巨细相涵，动静交养，初未尝有内外精粗之择，及其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焉，则亦有以知其浑然一致，而果无内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为浅近支离，而欲藏形匿影，别为一种幽深恍惚艰难阻絶之论，务使学者莽然措其心于文字言语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后可以得之，则是近世佛学诐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乱古人明德新民之实学其亦误矣。”
【心即性，性即理】，参见《书诸阳卷》“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宁有心外之性？宁有性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义外之说也。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故谓端庄静一为养心，而以而以学问思辨为穷理者，析心与理而为二矣。若吾之说，则端庄静一亦所以穷理，而学问思辩亦所以养心，非谓养心之时无有所谓理，而穷理之时无有所谓心也。此古人之学所以知行并进而收合一之功，后世之学所以分知行为先后，而不免于支离之病者也。”（《王阳明全集》卷八）
笔记
在本体论上，心、性、理是一体的几个层面。
《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孟子》讲“尽心知性则知天。”
王阳明所讲之理核心是人伦，如事亲，事君，交友等，再放大一点外延是做事。
心为人之主宰，人伦自然不能脱离心来讲，所以说，没有心外之理。
做事之理，如果脱离心，也就没有什么理了。我们常常说的不用心，其实就是说做事的时候，没有诚意在那个事上。读书的时候心不在读书上，吃饭的时候心不在吃饭上，走路的时候心不在走路上。
如果说按照心和理分开用功，就会出现养心的时候只顾养心，穷理的时候只顾穷理，做事的时候茫然。
其实朱熹立论心与理，也是要补偏救弊，以防止学人莽然在心上求，而学成苦禅。但是朱熹的学问流传日久，就产生了新的弊端，人们陷入在朱熹的心、理二分的文字分析中，而在心和理上分开用功。
为了纠正这个弊端，王阳明倡导心理一体。
就理性分析上来说，朱熹没有错，就体认用功上来说，王阳明的方法更实际，更直接。
我们今天做事也是一样，理论研究可以条分缕析，但是做事用功不可以支离割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