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总经理室有我的电话，说是一个女的打过来，自称是我的好朋友。我纳闷，为什么不打我手机或者我的办公室电话？
我接起电话，“喂？”
话筒里传来熟悉的声音“阿梅，我是放放。”
我恍然大悟，是我小时候的邻居放放，已经十几年没联系了，彼此的手机号码都不知道。如今都在同一个镇上，都很忙见面的机会不多，也没有想起要相互走动，渐渐就淡忘了。就像一件压在箱底的旧衣服，平时不会想起它来，一旦打开箱子，往日穿着时的模样仍历历在目。
我还没来得及责怪她把电话打到总经理室会影响我工作的，对方已经理直气壮地说“我特意把电话打到总经理室的，我怕你不接电话，让总经理叫你肯定会接的。”邻居儿时的玩伴多少有些了解我的，我忍着不便发火。
她又说“你赶快来看我，否则你看不到我了。”
我说“怎么啦？”语气是平和的，心里是窝火的。
她说“我得癌症快死了！”口气很坚定，像是跟谁赌气在说气话一样。
听她的声音铿锵有力，心想癌症也可以开玩笑。她是希望引起我的关注，所以，语不惊人死不休。我短时间的沉默，如果不是在总经理室，我会挂了电话说我现在很忙没时间跟她开这种玩笑。
我拿着话筒忍耐着，她说“我在第三人民医院住院，你下了班过来看我，我很想你的。”我有点被她“想你”两个字感动，却仍然半信半疑。
我说“你老公在吗？让他接电话。”我想证实她说的话，因为她说话总有水分。
她老公在电话那端告诉我说“放放没有骗你，她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我的脑子“嗡”地响了一下，喉咙像被东西堵住一般地说不出话来，她老公还在电话里嗡嗡地说着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清楚，我问了病房号，我告诉他，我下班后去医院看她。我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我恍恍地来到人民医院的癌症病区，在一条光线较暗的走廊尽头，护士小姐把我领到了她的病房。这是一间普通病房，有四张床位，只住着两个病人。靠窗的床上躺着一个老人，又瘦又小，布满皱纹的脸只有巴掌那么大。有一男一女坐在旁边的床上陪着，也都头发花白。放放的床位在靠门的墙边，我进去时她的床上摆着个小塑料盆，她老公正在给她洗手。看到我她很高兴，眼睛都放光了，她说
“我知道你会来的，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我在她旁边的另外一张床上面对着她坐下。说实话，我怎么都看不出她是个癌症晚期患者，一头乌黑的长发柔顺地披在肩上，白净的脸上略微有些苍白，长长的眼睫毛下忽闪的大眼睛依旧那么明亮。我看着她不知如何开口，我想这一切是不是个误会？放放中气很足，嗓音很响，就像小时候她海阔天空地聊天。她说
“阿梅，我已经写好了遗嘱，”说着她让老公把遗嘱拿出来给我看，她老公说
“别瞎说了，你会好起来的。”他说
“他不肯拿，我跟你说说吧。”她说
她的遗嘱有三个内容：一是她死后把某些器官捐献出来，当然不是免费的，换些钱来让儿子读书。比如她的眼睛、肾脏 ，应该是可以让儿子读到高中毕业吧。二是她死后的葬礼不允许老公家族的任何人参加。三是给儿子做亲子鉴定，给她一个说法，让她在九泉之下能够瞑目。放放说得很自然，跟说别人的事一样。我听着听着心里很难受，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放放治病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花光了老公去年工厂转制工龄买断的二万七千元钱。对于给儿子做亲子鉴定的事，她老公跟我解释，说他姐跟放放吵架时说的气话，他不会去做亲子鉴定的，他相信放放也相信他自己，至于别人怎么说就由他们说去吧。听到她老公说“我相信放放时”放放的眼睛红了，她用纸巾擦了擦已经流出的眼泪。从小到大我没有见过放放流眼泪，哪怕是眼圈发红也没见过。
放放坐在床上一直不停地在跟我讲话，她想把这些年来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我默默地听着，不忍心打断她。老公担心她累着，让她靠着被子休息一下，说“你慢慢讲，阿梅，下次还会来看你的。”她说“没有下次了，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于是，我和她老公都不再说话，听她一个人说她的病情，她患的是尾骨癌，如果放在有钱人家里是不会死的，专家说了及时治疗治愈率是很高的，现在医院已经不给她用药连止痛针也不打了，因为她没有钱了，只是占着医院的一个床位。说是住院其实是在医院里睡觉。她想回家，宁愿死在家里。她说起跟婆婆、姑子的恩恩怨怨时，气愤的表情弥漫了整个脸庞，她恨她们，同时她的眼睛里更多地流落出无奈。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从放放的言语中看出她有太多的怨愤。她一直说着话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看看时间已经两个多小时了，怕她累着，带着怨愤的情绪对身体不好，我说
“放放，我要回家了，我还有事情要做，你好好歇着，过几天我再来看你。”我终于打断了她， 心里像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
“好的。”放放说，尽管她要说的话还远远没有说完。
我又说了一遍“你好好休息，不要说太多话，我会再来看你的。”放放点点头，恋恋不舍地看着我走出她的病房。
我走出医院大门，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路灯稀少不太明亮的街道上，心像无边的黑夜被一种浓浓的悲哀充塞着，让人透不过气来。
放放是我儿时的邻居，她比我大两岁。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上有一哥一姐，都比她大十几岁。父母是晓镇上有名的裁缝师傅，做的一手漂亮的中山装和便装。他们家人的长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眼睛，高鼻梁、高个子白皮肤，有点像外国人。
她家也是那种老式的平房，很大的三间，有前后门，后门临街，平时进出门都走后门。前门外是一个很大的园子，园子用高高的土墙围着，围墙没有开门，走不出去，外面的人也走不进来。围墙外三面紧挨着三户人家，由于围墙很高，挡住了三户人家的窗户，外面的人看不到园子里的景物，也不能到园子里串门。园子里种着很多果树，郁郁葱葱的。长得最好看的是石榴树，那一朵朵红艳艳的小花，和一颗颗油光可鉴的大石榴仿佛永远不会凋谢似的。还有墙跟旁边粉红色的凤仙花，据说种在那里可以防止蛇游到家里去。这么漂亮的花居然会教蛇害怕，真是不可思议。
她家几乎不跟左邻右舍来往，走进家门立即把门关上。我是唯一一个可以去她家里玩的邻居家的小孩，也是放放唯一的朋友。放放除了上学，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跟我在一起玩，有时候在我家，有时候在她家。在我家的时间居多，我们家人多孩子多热闹，她家父母没下班家里就她一个人。放放在很小的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由于照顾得好只留下轻微的症状，即左脚稍微有一点点跛，走路慢点不是特别能看出来。由于这个原因，她母亲找过学校的老师说放放不上体育课，否则有个三长两短由学校承担全部责任。班主任老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班里宣布放放在校期间不用上体育课，体育课时间她可以自由活动，原因是放放腿有残疾。同学们在投来羡慕眼光的同时也知道了放放得过小儿麻痹症并且留下了残疾。以后的雨雪天气，或稍有伤风感冒就由她父亲背着她上下学，同学们也不足为奇，因为觉得她跟自己不一样，她的腿有残疾。这在她长大以后找工作给她带来致命的打击，甚至影响终身。
我和放放一起报考了一家国营单位，那年我十八岁，放放二十岁，我们一起通过了考试，通过了体检。我的录用通知书来了，她的迟迟未到。到就业管理处询问，说有人举报，她需要重新体检，原因是腿有残疾。她在家焦急地等待复查，而我和其他人都已经上班了。最后的结果是体检不合格，被取消录用资格。她的第一份工作没了。
放放的母亲之所以让我跟她玩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因为我的学习比放放好。有一次学校举行成语比赛，班主任老师推荐了我，让我回家复习常用成语，我找放放借成语词典，她从自己的书架上找出了成语词典准备递给我，她母亲回家了，放放有些害怕地向母亲说明原因“阿梅要参加成语比赛，找我借成语词典。”她母亲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你妈妈让你读书怎么不给你买词典？我们家放放是什么书都买齐的。”放放和我都很尴尬地站在那里足足有几秒钟，我打破了沉默，说“我回家吃饭了，”说完我转身走了。
这次成语比赛我得了名次，放放告诉她母亲说我借别的同学的词典把常用的成语都抄了一遍，抄了满满的一个练习本。后来放放又告诉我：她母亲认为借词典的事不能怪我，应该怪我妈没把我的学习用品买齐导致我闹出借词典的尴尬事。
词典风波以后我就很少到她家去了。参加工作以后就更不会去了，一则没有时间，二则没有共同的话题。
最后一次去她家是在工作一年以后，听说她自杀未遂，晓镇上传的风风雨雨，说她在杭州跳西湖，被西湖民警救起，通知晓镇派出所民警去杭州把她领回来的。自杀的原因有两个版本，一个说是因为找不到工作，另一个说是为情所困。不管哪一个原因都跟就业管理处的他有关系。他是就业管理处的一名正式职工，有家室。他负责各国营、集体单位在晓镇的具体招工事宜，即负责接受报名，社区调查等。从等待体检复查的那天起她就天天往就业管理处跑，在他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给她泡茶让座，热情周到。他安慰她后面还有更好的单位，他承诺给她想办法。她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她把他的权力想象的无限大，想象着有一天他能给她安排最好的工作，她能像别的女孩子那样骑着自行车正常地上班下班。面对一个工作心切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且比自己小十几岁的美丽少女，他是游刃有余，他利用“工作机会”一步一步逼近她，直到他们俩多次发生两性关系。他们的关系越走越近，外人都看出来了，但工作机会却离她越来越远。她母亲知道了女儿的事，首先是把女儿关在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然后让女儿起诉他强奸，她母亲扬言要把他告进监狱还女儿一个清白。
放放的母亲在晓镇上一直是个很有面子的人物，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的服装都是她的父母缝制的，她母亲只跟场面上的人来往。平日里从来不跟街坊邻居论家长里短，对于传闻男盗女娼的事都嗤之以鼻，这些事跟他们家没有半点关系，只是一些低下之人的所作所为。如今整个晓镇都在谈论她女儿的丑闻，她面子扫地，她把所有的愤怒发泄到那个猥琐的中年男人身上，她把他定为强奸犯。她以女儿的名义写起诉材料上告他。
在漫长的等待以后，法院不预受理此案，是通奸。这个预料之外的结果把她彻底地击垮了。她把女儿关在家里不让她出门半步，半夜里她会突然把女儿从床上拖起来打一顿，不让女儿哭出声来，邻居常常能听到她女儿压抑的哭声。直到有一天，晓镇派出所民警找到她的裁缝店让她到派出所去领回女儿时，她才明白女儿说去杭州散散心，原来是去跳西湖自杀的，幸亏被西湖民警及时救起才免于一死。晓镇派出所民警得知放放自杀的原因后，对其母亲进行了适当的教育，并让她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我是在放放被送回家的当天晚上去她家看她的，她很苍白，脸上有几条被划破的痕迹，我们坐在客厅里什么话也没说。她母亲也坐在旁边陪着，也不说话，还是从前的表情，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放放似乎想跟我说点什么，由于母亲在场，最终什么也没有说。想安慰放放可能是我自作多情，我很同情她，但她母亲不需要。我坐了几分钟就站起来跟放放说道别了，她母亲跟着我等我一出门立即“哐”地一下从里面把门栓上了。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她家。
几年后偶尔听人说起放放他们家几年前就搬家了，搬到梅溪镇去了。仔细算算也就是在我去她家之后就搬家了。
几年过去了，晓镇人几乎已经忘了他们家。她家的房子还在那里，只是没人居住，园子里已长满了杂草。
我和放放一直没有联系，那时我已结婚生子，很忙。有一次，听人说放放在梅溪电厂找了个山东人结婚了，山东人人高马大长得很帅，我从心里由衷地祝福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后来，听人说放放怀孕了，挺着个大肚子来过晓镇，来处理房子出租的事。尽管没有找到工作她的日子过的很安稳。再后来，听说她的山东老公追着她要打她，她从梅溪逃到晓镇的老房子里躲着，老房子被老公找到了，被揪着头发拖到街上毒打，街坊邻居看不下去把她老公拉开，并指责他不该打老婆，而且老婆还是大肚子。山东男人走了，留下放放遍体鳞伤，她说老公让她打掉孩子，然后离婚。至于山东男人为何这么做她始终没说，她只说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她，她的身上确实留着新伤和旧伤的痕迹。最后，放放打掉了孩子，和山东男人离婚了。在放放离婚没多久，同年，放放的母亲在晓镇的老房子里上吊自杀了。自从搬家以后，放放的母亲从来没有回过晓镇的家，一直在梅溪租着房子住。她不愿意见从前的街坊邻居，本来以为换了地方可以忘记过去的耻辱，谁知道耻辱又从梅溪追到晓镇来，好像命运有意让她在晓镇颜面扫地无法做人，而放放就是那个捉弄她命运的恶神。从小到大她给了放放优越的生活环境，一直对她进行严格的家庭教育，从来不让她随便与外人接触，到头来却是这样的结果。以前她看不起人家，现在所有的人家都会看不起她了，她没脸做人了，她选择自杀，她只能死在自己的房子里，她在自家客厅里上吊自杀了。结束了她好强好胜要面子而最终又什么面子都没有的一生。
我计划着抽时间再去医院探视放放，幻想着下次见面她能告诉我是医院误诊。家里的钱虽然看病用完了，但身体好好的还怕日子过不下去？何况她老公是电工，有技术，现在家装的私活也干不完。
我正在胡思乱想着放放以后的日子时，接到了放放老公打来的电话，这次是打我的手机的，那天在病房我留了自己的手机号，让放放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他带着哭腔的说话声
“放放死了，你一定要来，她说你是她唯一的朋友，她让我千万千万要打电话给你。”我的幻想破灭了，我问:
“什么时候走的？”他说:
“昨天晚上，很迟了没有告诉你。”我问了他家的地址，说：“我马上来。”
我按当地的风俗买了花圈和火纸，找到他们住的纸厂宿舍，整个宿舍区很安静，听不见哭声，也没看到花圈，不知道哪户是她家。宿舍是很旧的老房子，外墙有大面积的斑驳的黑斑，平房，中间有一条走道，白天没开灯很暗得摸着墙壁走。走到尽头有一扇门开着，有亮光射出，里面走出一个中年女人来，我问办丧事人家在哪，她说在此，回转身把我领进门。
这是一间狭小的屋子，放放躺在门口用两张矮凳架着的木板上，闭着眼睛跟睡着了一样。由于木板较短，放放一根乌黑油亮的长辫子垂在木板外面，七岁的儿子头上戴着白布缝制的帽子，跪在地上烧纸，地上有一只搪瓷脸盆，纸烧在搪瓷脸盆里，搪瓷脸盆放在靠放放的脚这一头，靠的很近。放放的哥哥姐姐坐在旁边，两人都是欲哭无泪的样子，他们从昨天晚上坐到现在已经很疲惫了。放放的老公看到我来了，给我拿了凳子让我坐下，给我讲放放走的时候很平静。接着又把我领到里间他们的房间，里间跟外间一样大小，放着一张大床和一张桌子，其他什么也没有。为了给放放看病，电视机和其他能卖的东西都卖掉了。领我进门的女人是放放最小的姑子（即放放老公的小姐姐），她听说我是放放的朋友给我倒了杯水，告诉我说“她临死前还在骂我们家的人，骂我妈。骂我姐和我，不要我们过来，我是没办法看在弟弟的份上过来帮忙的，否则我弟弟一个人怎么吃得消？”我点点头表示理解。放放老公说“姐，她已经死了你就别计较她了。”他姐“嗯”了一声眼圈红了，善后事都是这位小姐姐在操持，包括丧事费用都是小姐姐垫付的。我想起了在医院里放放说过的话，不让老公家的任何人来参加葬礼，她应该为儿子想想，为老公想想，为所有活着的人想想，她总是这么刁蛮任性得理不饶人，从小道到大，经历了这么多事却一点也没有改变。直到死都没有明白做人的道理。
第二天清早，我乘着殡仪馆的车去的殡仪馆，车上有放放的儿子和老公，老公的小姐姐，放放的哥哥姐姐和我。车肚子下面是已经装进棺材的放放。殡仪馆里人很多，我们这支送葬队伍人最少，没有哭声没有乐队，一切都在无声无息地地进行着。放放的儿子捧着母亲的遗像，跪在母亲的棺柩旁等待着下一个被推进焚烧炉。放放的姑娘拉着我坐在外面的台阶上，给我讲起放放跟她弟弟结婚后的一些事。
放放的老公小朱是国营纸厂的正式职工，是一名电工。由于纸厂座落在大山里，交通不太方便，纸厂的年轻人找对象都是单位内部自己消化，只有个别出色的女职工在纸厂外面找到对象，或是亲朋好友介绍，或是同学推荐。男职工本来就多于女职工，能在单位内部找到合适的对象的基本上是活跃分子和家境较好的，剩下的就是人老实的、长相一般的、或者家境比较贫穷的，这样的人在三十多岁没找到对象的很多。放放的老公小朱就是这样的人，三个条件都具备。小朱有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他在家里排行最小，父亲去世早，全靠母亲一人把他们儿女六人拉扯大，母亲身体强壮，能吃苦耐劳，在家里说话是一言九鼎，在家里只要母亲说话嗓门一大，大家都不敢出声了。小朱个子较小，脸色苍白，体弱胆小，对于母亲的话一直是言听计从。小朱的母亲一直在张罗着为小朱找对象。放放的姐姐和小朱是住在同一个镇上的，放放自从失去了母亲之后父亲也病死了，她经常会到姐姐家住上一段时间，阴差阳错的放放被安排和小朱相亲见面，第一次见面，相互都看中了对方。陌生人和放放相亲谁都会相中的，浓眉大眼，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能说会道的嘴，让人感觉到她的热情与体面。而小朱虽然个子小了点，但衣着干净，五官秀气，特别是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从他腼腆的言谈举止间可以看出小朱是第一次谈恋爱，他是一张洁白的纸，任性的放放可以在上面任意图画。
放放对小朱第一印象的判断没错，在后来的婚姻生活中，放放一直是随心所欲的，想干嘛就干嘛，从来不考虑小朱的感受，小朱从来也不干涉她，只是默默地承受放放给带来的一切。以至于小朱的母亲和姐姐都骂他“怕老婆没出息”要求他和放放离婚时，他也是低着头默默地承受，他在心里千万次地祈祷放放的回心转意。
在相亲三个月后，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房是纸厂原来的集体宿舍，十五平方米的宿舍给了他们两间，一间当卧室一间当客厅兼厨房。新婚的日子自然甜蜜，小朱带着老婆坐着纸厂的班车上下班，小朱上班老婆坐在旁边看，好心的车间主任大姐让放放在车间里做临时工，工资不多但多了一份收入，多少可以减轻小朱的负担。一年后放放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集中了他们俩的优点，小朱和所有刚刚做爸爸的男人一样，心里乐开了花，更是没日没夜的加班工作，节假日也不休息替别人加班，这样可以为儿子多挣一份奶粉钱。随着儿子的长大，家里的开支越来越大，然而厂里开始不景气，加班任务越来越少，几乎拿不到加班工资了。听说纸厂要转制，厂里的临时工都辞退了，包括家属工。厂里一时间闹的沸沸扬扬，人心惶惶的。活络的男人有的停薪留职到外面单干或是被别的单位聘请，车间里留下一些在外面找不到门路的或者是没指望离厂的男人。在某些人的心里一旦进厂就应该是终身职工，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主动解决问题，而是耐心地等待和观望，等待着别人来解决问题。格式化的思维方式造成了他们“别人能死我的埋”的思想，所以他们总是在观望，看看周围还有很多人和自己一样在等待，他们盼望着能等来一个好结果。放放的丈夫就是这等待人群中的一个。有的女人跟着丈夫出去了；有的女人跟着别的男人出去；有的女人到当地的大酒店去打工了；有的女人去摆小摊，有卖日用百货的，有卖早点的；有的女人去了深圳了………深圳对于在小朱和放放居住的山镇的女人是很有吸引力的，去深圳的年轻女人很多，去得早的听说有的傍了大款发了财了。
放放是在这拨离厂离家的人潮中跟着一个男人走的，走的很远，不是去深圳。据说是去开一间卡拉OK。她走的时候只告诉小朱说出去打工，尽管舍不得却无奈，老婆为了减轻他的负担出门打工，何况厂里大部分家属（年轻的）都出门了。否则，像隔壁张师傅老婆自从下岗回家后整天搓麻将，什么事都不做还跟张师傅吵架，只要一吵架张师傅老婆的一句口头禅“嫁老公吃老公，没有柴烧老公。”像唱山歌一样的唱出来，把张师傅给气得直摇头。放放一走就是一年没有回家，只是偶尔给小朱打个电话问问儿子的情况。小朱在电话里想多说几句关心的话都来不及说，放放总是说她很忙就挂了电话。放放也给家里寄些钱给儿子添些东西，但钱不多，小朱也不指望她，只要放放保重身体开开心心的小朱也就放心了。
有两次，我在山镇的街上碰到放放。
有一次，是在放放刚从纸厂下岗回家，她急急忙忙地在街上走着。我托他打听纸厂的一个小伙子，有个姑娘要找对象。她一脸的惊讶说“谁傻啊？到纸厂找对象，纸厂的家属都离婚嫁到外面去了。”接着她又说“这小伙子人不错，爱做好事，经常帮一位退休师傅把煤气瓶扛到四楼，年年是厂里的劳动模范。”
我“哦”了一声。
她看着我犹豫的表情生怕我没领悟，又说“这年头人好有用吗？都要下岗了，没钱，想买件好的衣服都买不起。现在不流行到纸厂找对象了，去找做生意的人吧。”我怔怔地站在那里，放放说她有事先走了。
第二次见到放放是在间隔几年以后，在山镇老街的拐弯处，她叫我名字“阿梅，”我半天没认出来，她穿一条黑色的小羊皮长风衣，风衣很长直到小腿肚子，皮质很细腻，没系扣子敞开着，衣领竖立着，戴一副很大的墨镜，柔顺的长发披在肩上，俨然一副大明星的做派。她摘下墨镜，我们在梧桐树下站着，我问她：
“几年不见，在哪里发财？”她说：
“和一个朋友在外面开卡拉OK。”我说：
“今天怎么有空回来？”她说：
“回来找儿子，他拿了家里的钱去买了辆儿童电动车，车子放在外面淋雨都快烂了。他听说我回家要打他吓得躲出去了，我已经找半天了也没找到他。”她正说着，有一位过路的熟人走过来，放放问他：
“许师傅有没有看到我儿子？”中年男人说“没看到，”径自走了。我看着放放很着急的样子，我说“你找儿子吧，我们下次再聊。”我们在梧桐树下道别，放放又戴上了她的墨镜继续找她的儿子。
我一直以为放放在继续开着卡拉OK，很赚钱的。
放放被推进了焚烧炉，我的心一阵揪紧，我们被工作人员挡在了门外。放放的姑子抹着眼泪说“她人已经走了，其实我不应该说她的，但你是她唯一的朋友，有些事情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
在开了几年卡拉OK以后，那个男人突然失踪了，放放找了他很长时间都没找到。有人说因为卡拉OK没挣到钱，有人说他受不了放放自说自话的脾气，有人说是放放生病了不能满足他的需要，还有人说他老婆找来了让他回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放放确实是回家了，身无分文，还得了病。看着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门口，小朱是悲喜交加，他顶着家人的压力接过放放的行李，一个让他梦牵魂萦让他戴绿帽子的女人回家了，此前所有的怨愤都在此刻化为乌有，他想用自己的爱怜温暖她留住她，再也不让她离开自己半步。
小朱的母亲和姐姐骂小朱是个大傻瓜，这样的女人跟着野男人一走就是好几年，被野男人抛弃了，身无分文惹了一身的病又回来找他，给他们朱家脸面抹黑，他们甚至怀疑放放的儿子不是小朱的，所以，放放出门后母亲一直不帮他带孩子，催促小朱去做亲子鉴定，而小朱总是找各种借口不做，他相信儿子是他的，背着放放去做亲子鉴定这对放放不公平。
接下来的日子小朱陪着放放看病，小朱拿出自己在纸厂工龄买断的二万七千元钱，多次去医院寻医问药，最后在省城的一家大医院查出放放已经是尾骨癌晚期时，做了几次化疗，二万多元已经花的差不多了，他们不得不从省城的大医院转到山镇的第三三人民医院住院，每天只打止痛针，没有钱做任何治疗。用放放自己的话说是“等死，”。在医院“等死”的那段日子，只有小朱白天黑夜的陪着，还有自己的哥哥姐姐隔三差五地来看望她，再也没有其他人来了，于是她想到了我，除了哥哥姐姐我是她最熟悉的人了，看到我她想起了那个家境优越被爱包围的小姑娘，她想起了往日快乐的孩提时代。
她感激小朱，说他是个好人，但她恨他母亲和姐姐，说她们不是好人。
放放的骨灰被送出来了，还是热的，小朱用双手捧着。我们一行人上了殡仪馆的车往回开。小朱的姐姐说：
“弟弟你就不要送了，把骨灰给我，你回家吧。”山镇有一个风俗，男人死了老婆如果送老婆上山看着她入土就不能再娶老婆了，想以后再娶老婆就不送到山上了。小朱的姐姐说这句话完全是为了弟弟。小朱说：
“姐，就让我送她最后一程吧。”说着，紧紧地抱着骨灰盒子，生怕有人从他的手里夺走。
公墓在山镇的西郊，是一块新近开发的墓地，稀稀落落地座落着几个坟包，上面的土都是新的，还没有长草。放放的骨灰被安放在已经挖好的坑里，墓地工人开始往骨灰盒上填土，我们原路返回，走的很远了，我还在回头，放放永远的留在那里了，放放自己也不会想到三十六岁的生命就这样孤零零地留在了一个冷冷清清的地方。明年的今天是她的祭日，她的坟头上将会长满野草。每年的清明节会有人为她上坟，那是活人祭奠自己的哀思，对于她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小朱留我吃“豆腐饭”，说是放放交代的，我无法拒绝。这也是山镇的风俗，人死了亲朋好友送上山后一起吃顿饭，这顿饭被称为：“素酒”。如果去世的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吃的人不必悲伤，大家会当着喜酒一样边吃边说话，热热闹闹的。
放放的“豆腐饭”很简单，在一家小饭店的大厅里放着四张方桌，每桌上有八个菜，其中有两个是豆腐。我捏着筷子，无论如何都吃不下，放放的儿子在大口地吃着饭，这孩子这几天累坏了，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小朱坐在我旁边说：“谢谢你来送放放。”
后来，我向小朱道别，走出了小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