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把主要研究精力投入到《水经注》考证中，其最主要的原因是通过对“戴震是否剽窃全祖望和赵一清的成果”这一公案的重新勘订，来为戴震“辩冤白谤”。“辩冤白谤”是明代文学家、思想家吕坤在《呻吟语》的一句话——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胡适在做《水经注》时，录了这句话。其实胡适本人自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以来，遭受到的冤谤也是不少，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一是因为他处于新旧时代交接之际，身上兼有新旧文人的特性；二是他发表言论的特点是在国内基本是指责本国文化的落后，而在国外却宣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长处。（这种特点很不受国人待见。）第三是政治方面的原因，特别是经过几次运动，胡适成为一只不为常人所知的“死老虎”，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出卖民族利益、卖国求荣的“汉奸”。
胡适在以《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以来，自小就熟悉《资治通鉴》的他当然懂得“暴得大名，不祥”这一句话，再加上他特立独行，敢于说真话的性格，所以他知道他是一只不讨人喜欢的“老鸦”。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可随意把他定性为汉奸。考察一个人不光是要看他说了些什么，更重要的还要看他干了些什么，为达到目的采用了什么方式方法等。最近网上传言胡适曾说过“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因此判定他为汉奸。本着弄清事实真相的目的，我查找了这句话的出处，并且弄明白了他为什么这么说，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对谁说的。
首先，这句话出自1933年4月16日的《独立评论》第四十六号上，原文是：“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乍看这句话，确有“汉奸”之嫌。我们还必须弄清楚胡适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句话的，是对谁说的，说这句话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从下面的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是针对农学家董时进在1933年4月3日-4日的《大公报》上发表的而言而发的。董时进在大公报上说：“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一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胡适正是针对董时进这样的言论才发表了那样的观点。他说：
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说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中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从下面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事情的原委，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胡适说这段话的意思是，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更不能把人民众当作炮灰，让他们白白死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了人民还算什么国！人民没有了跟亡国又有什么区别！以此而断定胡适是汉奸的人，如果是因为无知，尚情有可原；如果是存心而为，那可是居心不良了。试扪心而问，如果在那个年代，你会是董时进说的“我们”中的一个吗？
最后，我再次强调，我们发表言论是要负责任的，决不能肆意妄言。判断一件事，评定一个人，不能仅从某一点某一方面或某一句而妄下结论，要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的原委，以事实为依据。至于胡适在抗日战争期间做了什么，大家可以读一读李传玺先生著的《做了过河卒子：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这本书。据我对胡适多年的研究，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不管胡适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立场如何，他绝没有出卖过民族利益，他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