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算起来，母亲打我的次数要远远少于她打我兄长的次数。并不是因为我比哥哥乖巧，而是因为她更会做母亲了。
我的兄长比我大六岁半，母亲生他的时候，还很年轻，十分压不住火气。据母亲回忆说，她可以为了各种各样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理由揍哥哥——衣服弄脏了要揍；不好好睡觉要揍；学习成绩不好要揍；甚至是在吃饭的时候老人没有动筷子，兄长先夹了菜也是要揍的。于是在母亲这样严厉的教导下，我的兄长十分争气，从小学到高中，他一直都是班里的尖子生。但同样是这样严厉的教导，也让兄长的性格十分叛逆，当然，那是后来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在兄长上大学之前，母亲是很以有这样一个儿子而自豪的，因为兄长总能让别的家长发出赞叹的声音，谁都听得出那赞叹并非礼貌式的钦佩，因为语调中隐约嗅得到一丝羡慕和嫉妒——我猜想正是这一丝的羡慕和嫉妒才让母亲分外有成就感，分外自豪，它让母亲体会到了“母亲”这两个字的价值。
在和职业女性、妻子这些身份属性附带的光环擦肩而过后，终于，母亲在“母亲”这个身份上，找回了属于她的骄傲与尊严。
有了老大这个的成功范本后，母亲决定对她第二个儿子，也就是我，如法炮制，但是让我和母亲后来都很感到难为情的是，母亲在兄长身上总结的成功经验，并没能完美复制在我身上。
“你太滑。”这是母亲对我最中肯的评价：“你不像你哥哥那样老实、听话。不管跟你说什么，你都答应的‘好、好’，可到了事儿上，你还是该怎么办怎么办。”
但母亲生我的时候，她已经31岁；等她发现我滑头的时候，她已经36岁。36岁的母亲已经不必再用鞋底儿和鸡毛掸子来教育孩子，她决定用说教的方式来让小儿子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叫善良，什么叫恶毒。
大部分时候，她是成功的，只有极少数情况下，小儿子不听话。这些极少数情况包括——到底是先玩耍再做作业还是先做作业再玩耍；到底是如实向她汇报每一次的考试成绩还是只把好成绩汇报给她。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母亲才用得上鞋底儿和鸡毛掸子，但可惜用了也白用。
“你小时候如果有你哥哥一半儿用心，你就不用像现在这样让我操心了。哎，这都是命。”说完这句话，她穿上海青，恭恭敬敬地向佛像顶礼：“南无阿弥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