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很多人问我：“你去田野调查的时候碰到那些个穷人，是不是都苦大仇深、以泪洗面的？那不得拉着你说个没完？”

最初遇到这个问题时，我总会有一些手足无措，试图给出一个详尽的回答，却往往不知道从何说起。后来索性和提问者一起哈哈大笑，或者随便说个俏皮话把问题跳过去。

事实上，“穷人”本身是一个太难定义的概念。他们的共同点在于经济上都面临困境，但是这些人本身的个性、导致他们贫穷的原因、他们所能得到的社会支持都千差万别，这些都会直接影响他们面对陌生人时的表现。

而我所知道的“最贫穷的人”，往往并不会和我们详细诉说自己所经历的苦难。相反，他们的反应大多木讷甚至冷漠，反倒是我们，这群访谈者，经常被所见所闻惹得梨花带雨。

下面的这个短小的片段发生在我刚进大学时。细细想来，它似乎可以更好地阐释不同的人面对苦难的所持有的不同态度。于是我把它写了下来，希望他人看到，更希望自己铭记。

那是2015年夏天，我随师兄去宁夏固原调研。刚进第一户村民家，令人窒息的压抑感便扑面而来：土炕上躺着的，是一位形如朽木的妇人，她半蜷着身子，脚底下是一个看不出本色的尿盆。土炕的旁边散落着几个歪歪扭扭的破凳子，地上是一大摊黄色的液体，在三十八九度的高温中散发着刺鼻的腐臭气味。

面对这样的情境，我不安的扶着门框，想找个借口马上离开这个令人发指的地方。师兄却拉着我坐了下来，若无其事地给男主人让烟，然后轻声问了一句：“这是阿婆吧？我们说话会不会吵到她？”

男主人是一个瘦高个的大爷，他一边抽烟一边对着我们说话，声音很大：“没事儿，（癌症）晚期了，早都疯了。”

我惊诧于他会说出如此粗鲁的话，好像床上的不是他的结发之妻，而是一条行将就木的老狗。然而调查员的身份又要求我保持着善良甚至略带夸张的微笑，彬彬有礼又云淡风轻地问出一个个套路性的问题。于是访谈就在刺鼻的气味与老妇断断续续的哼哼中尴尬进行：

“大爷，您家几口人啊？”

“两口， 我和我婆姨。娃娃大前年出事故死了，儿媳妇改嫁了。”

“啊？嗯...您孩子...是出什么事故啊？”

“他去和人跑运输，晚上车翻下去，拉到医院就没气了。”

“... ...”

就在我们不知如何继续的时候，老妇人发出了一声渗人的惨叫：“呃啊... ...”

她的声音不高，却吓得我差点从凳子上栽下来。对面的大爷倒是比较平静，跟我们说了句“等一下”就爬到了炕上。他背对着我们，先是双臂用力把老妇架高了一些，然后把老妇人的胳膊缠在他肩膀上，一只手把着住老妇的身子，一只手拿起尿盆，冲着老妇喊：“尿了啊，尿了... ...”

师兄稍微向外侧了侧凳子，示意我不要向那边看。慌张中我移走了目光，却再也不知道将它聚焦在何处。于是我就那么空洞地看着满是污渍的地面，一遍遍地听着男主人的嚷嚷：“尿啊，尿啊！怎么还不尿啊。人家都笑你呢，尿啊... ...”

想象着老妇人的样子，环顾这家徒四壁的环境，我的眼泪几乎流了出来，向师兄要纸巾，他轻声嘱咐我赶快擦掉。

终于，听见水流的声音。男主人处理了一下后续的事情便回来坐下，嘴里又叼着一根烟。

“大爷，大娘这病有几年了啊？”师兄问到。

“咳，我娃娃出事后一年就有，一三年呗，查出来就晚期。”

“嗯，去大医院看过吗？”

“看过，做了几次化疗，又开了些药。后来家里没那么多钱，就回来养了。”

“现在医保不是给报销百分之八十，还是多少来着？”我小声咕哝。

“娃啊”，大爷叹了口气：“报了很多，花的更多。玉米每斤七毛，五亩玉米地怎么凑出五万块钱哦？”

“啊，嗯，也是啊，是很难的...”我被噎的说不出话，只能尴尬的附和着。瞟了一眼记录本，事先拟定的访谈提纲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您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我看了一眼师兄，他似乎也很为难了，支吾了很久才说话：“大爷，那您有没有想过再养点牛啊羊啊什么的，多赚点钱？”

“没有么”，大爷扔了烟头，看了一眼空烟盒，又默默放下了。

“啊没有哈，可能是大娘现在还需要照顾是吧？家里缺人手。”

“是哦。”

... ... ... ...

我不记得是怎么结束访谈的了，只记得我们离开的时候，大爷执意要送我们。他陪着我们走到村口，一路都是一个样子：话不多，微驼着背，一根一根的抽着烟。要是没有之前的访谈，我可能会劝他少抽些，毕竟那样对身体不好。可是那天，我甚至真心希望他一直抽下去，如果这样能让他觉得好受一些的话。

回首在西海固的日子，我也会问自己什么是苦难，它和痛苦有什么差别。

答案似乎很简单，所谓痛苦人人都会经历，哪怕是不经世事的孩童，也会为低分的试卷而难过一阵子。可苦难不同，它更像是一场接着一场的浩劫，把人的肉体乃至灵魂一点点抽空。面对苦难，人所失去的不只是财富，更有可能是七情六欲和宝贵尊严。他们当然不愿这样，可是也未与如此，才能活着，才能继续生活。

在“活着”面前，一切都太过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