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先生，曾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发出过这样的疑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时隔几十年后，我国科学界泰斗钱学森先生又发出了一个“钱学森之问”，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两个问题难倒了无数人，但也有无数人尝试着给出解答。当然，有的解答一看就很高大上，比如东西方文化、哲学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之类的，却不接地气；有的答案倒是简单直接，比如封建制度、保守思想、愚民教育等等，却失之于极端片面；要是在网络上搜索一下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却比较一致，那就是儒家思想害死人。
孔老夫子若是泉下有知，一定会觉得非常委屈。不，应该是极度憋屈。
要知道在夫子活着的那个时代，中国已经诞生了这个星球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文明，不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成就无人可比，科学技术上的水平也居于世界同期的最高水平。比如在数学、物理、天文、医学等基础科学方面，如今被西方吹捧上天的古希腊、古罗马什么的也不敢说比他们的东方同行高明到哪儿去。
在教育领域更不用提。别忘了夫子头上最耀眼的那个头衔是什么？至圣先师啊！他主张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而知之、经邦济世等教育理念，哪怕到了今天也是无可取代的。而且夫子可从来没让你一门心思闷头死读那几本破经书，人家推广教学的可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君子六艺——要是换个现代的说法，是不是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所以说如今在网络上成天被拉出来吊打的儒家，还真不是夫子弄出来的那个儒家。
可事实却是曾经像初升的朝阳一般朝气蓬勃、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儒家，最终还是成了那个被人批判的代表着保守、僵化和愚昧的儒家。
这是为什么？
理由可能会找出很多。但儒家的一切改变之始，都要从“大一统”这三个字说起。而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的停滞，都能从这三个字中找到几分根源。
01
拿出一张现代欧洲的地图，您看过后的第一眼感觉是什么？反正我能马上联想到的，就是春秋战国。
据说在3万7千年前，欧洲就留下了人类生活的遗迹。然而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之后，哪怕那块土地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并一度成为过这颗星球的主宰，但有一件事情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
那就是欧洲从未实现过统一——时至今日，以欧洲国家自居的政治实体已经超过了50个，而且还有更多、更碎的趋势。
而在同一大陆的另一端、在与欧洲总面积大致相当的另一块土地上，有且只有一个国家的存在，那就是中国。而且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间的大多数时间里。这块土地哪怕时有分裂，但最终的结果也必然是分久必合，必然是大一统。
以至于有些摸不清头脑的歪果仁，惊呼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而这种情况却从来没有在欧洲出现过，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大概率也不会有。所以在我的认知里，欧洲的历史永远停留在了我们的春秋战国，而且永远无法再向前迈出一步。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和学术风气最活跃、碰撞最激烈，也是革新创造最为日新月异的时期。相应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近代技术爆炸都发源于始终像春秋战国般形同一盘散沙的欧洲，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另一个事实就是当始皇帝横扫六合、使天下归一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就戛然而止了。在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前，清朝的社会面貌与两千年前的秦朝相比，如果说在两千年间毫无变化与进步可能有些过分，但在本质上却没有太大的区别。
而真正发生了质的变化的，是被称作统治了中国人思想两千年的儒家。
儒家脱胎于西周的礼乐传统，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理念，重视道德与伦常，提倡教化和仁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这同样是在今天也毫不落伍、毫无违和的价值体系，对于任何人的人生都具有积极向上的导向作用。比如下面这句：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卷四·泰伯第八》）
在这里，曾子告诉我们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而孔子则教导他的学生，一个正宗的儒家君子不仅要追求个人的精神修养，还要掌握全面广泛的知识和技能，光是死读书、读死书是不行的。
到了汉朝，哪怕儒家成了诸子百家中最后的胜利者，但董仲舒搞出来的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如说是“兼采百家，挂名儒术”——也就是说老董把诸子中那些有益或者看着顺眼的东西统统都装进了自家的筐子里，然后心安理得的贴上了儒家的标签。其实这也没啥可奇怪的，因为“权变”二字就是公羊派最大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是儒家最大的特点。连韩非都说了，孔子作古，儒分为八嘛，儒家其实从来都不是认死理的。
所以当时的儒生，都是副手中持卷，腰间佩剑，胸中怀家国，口中吐狂言的模样。哪是后来人们印象中嘴里说的都是仁义道德，肚子里装的都是男盗女娼的德性？
甚至可以说，儒家后来变成了那个令人诟病不已的样子，也是权变的结果。
为啥？因为儒家是个最“与时俱进”的学派。简单说就是时代需要他们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就会成为什么样子。在这一点上，无论孔夫子、董仲舒还是朱熹都是真正的同道中人，哪怕他们一次次的权变早已经让儒家变得面目全非。
02
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在洛邑（今河南洛阳）里还蹲着个周天子，但谁都知道那就是个泥菩萨。春秋之世，大国相争，小国求存，反正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艰难也很不安全，因此都有很强的变革强国的需求，这就给了各种民间思想学派趁机崛起并壮大的机会。
但要想获得雇主的青睐，就得有个能打动人且与众不同的招牌。所以法家求变革，道家讲无为，墨家倡兼爱，名家好诡辩，阴阳家辩天命，纵横家重实利，那么儒家呢，又靠什么来打动人心？
孔夫子给出的答案是复古。这其实不难理解，毕竟虽然东周乱糟糟，但西周多好啊，多么让人留恋啊！要是能让世道回到当年的西周盛景，是不是眼前的烦恼和麻烦就统统解决了？
所以孔子追求复古是有道理的，起码是当时那个年代许多人共同的想法和追求，毕竟连齐桓公出门打架都得扯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嘛。所以这个主张即便不能说是进步的，但也并非保守的，跟后来王莽和朱允炆搞得那一套乱七八糟的复古更不可相提并论。
事实上我很怀疑夫子打起复古的招牌也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否则他那么忠君王、爱大周，可为啥周游列国时都落魄到惶惶如丧家之犬了，却从来不肯去周天子蹲着的那座破庙里去碰碰运气？
所以儒家说了什么可能从来都不重要，关键是看他们在做什么。
典型如董仲舒。尽管是他撺掇着将诸子百家的残渣余孽给一网打尽了，但无论是跟着他一起嚷嚷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刘彻也好，还是后来的大多数被儒家吹捧上天的仁君明主也罢，基本都是一副“外圣内王”的德性。话说儒家跟法家可是最大的死对头，到头来咋还同流合污了呢？
因为时代变了。
由于秦国的原因，使得很多人认为大一统是法家的主张，事实上这个概念最早还是儒家提出来的：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疏曰：所以书正月者，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卷一》）
但就像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样，儒家提概念、喊口号的本事无人能比。可一到具体执行落实阶段就剩下干瞪眼了，完全不知道该咋搞，最后还是靠人家法家通过富国强兵的办法给弄成了。
而秦汉大一统之后，维持和保障国家治理、生产组织和社会秩序稳定运转的难度和复杂程度较之先秦时期不知提升了几个量级，到底该怎么处理其实谁都没有经验。始皇帝继续依靠法家并凭借着自身巨大的威望勉强推着他的帝国往前走，结果却是人死国崩。刘邦立国后除了偷偷照抄了不少前朝老冤家的作业外，还是不知道该咋办，最后干脆直接躺平，还美其名曰无为而治。
这一躺就是60多年，直到刘彻按捺不住想站起来了，可是该咋“有为”就成了个难题。这时候诸子百家纷纷出来献宝，儒家当然也不例外。可人家刘彻想要的是忠君集权，然后出门跟匈奴人死磕，要是董仲舒敢把儒家压箱底的那些传家宝比如礼乐、复古乃至井田制掏出来，信不信刘彻第一个就把儒家给挂城头上吊起来打？
所以董仲舒献给刘彻的那个“绝世美女”，光是化妆都不行，必须得整容，还得是跑宇宙国动刀那种级别的整容。因此此时的儒家，就必然是经过了改头换面的“新儒家”，而且还必须是连孔夫子复生都得变成睁眼瞎的那种新。
当然老董还是有自己的理想和坚持的，认为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必须加以限制，然后他就悲剧了。不光老董悲剧了，连一度被拔高到儒家正统的公羊派也跟着倒霉，让更加无底线的谄媚皇帝的毂梁派趁机占了便宜。
这就给了儒家的后来者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那就是既然要站队，就得站得彻底，不要总是想东想西。
于是朱熹才搞出了个让历代帝王爱不释手的理学，这才让儒家正式升级为儒教，成了无人争议的正统思想。
而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儒家，基本就是经朱熹之手改头换面的那个，也是董仲舒复生也得变成睁眼瞎的那个。
03
前边啰嗦了这么多，也没跟科学沾上一点边。事实上以上并非废话，而是要寻找古代儒家反科学之因。
在先秦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说是一帆风顺，但也没有明显的阻力。作为当时推动技术进步最主要流派的墨家，其死对头儒家与之激烈交锋的焦点，也是集中在墨家倡导的兼爱、非攻、节用、明鬼等政治思想，但对其“天志”（即掌握自然规律）的科学主张，倒是很少发表意见。
经常在这一领域跟墨家唱反调的，反倒是法家。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法家要富国强兵嘛，所以最重耕战，尤其是前者。毕竟打仗就是打后勤，没有饭吃即便是凶猛如虎狼的秦兵上了战场也是送菜。
今天我们都知道技术进步对于农业生产有着巨大推动作用，可在低技术时代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却注定是漫长而低效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尽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就开始使用及推广，但到了明清时民间使用木制农具的仍大有人在。
因此在当时的人们（不仅是法家）看来，要想发展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是安定的秩序、充足的人力以及统治阶级的重视、政策上的倾斜，即制度的革新而非技术的进步。
事实上这套看似与现代理念相悖的措施被历史证明还是相当有效的。所以我们才看到无论是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变法还是雍正皇帝搞摊丁入亩，都将改革的主要矛头直指农业生产，而且效果也是比较显著的。其证据之一就是人口的大量繁衍和增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口总量就达到了3千万的规模，从两汉到明朝一直保持在5千万到1亿之间。到了清朝取消人头税（也有引进高产作物的影响）后，人口更是猛增到近5亿的水平，突破了低技术农业时代所能承受的极限，以至于康雍乾三朝被后人称作“饥饿盛世”。
于是乎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就迎面撞上了第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墙，那就是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即大一统的王朝可以集中使用大量的人力，而大量的人力生产出来的粮食又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而太多的人口导致劳动力成本急剧降低。这就导致了任何降低人力成本的技术革新和创造显得并无多少价值，毕竟只需“堆人”就能迅速高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始皇帝为了加强内部流通和对外军备，即位后就开始大修驰道，仅用了10年时间就修成了以咸阳为中心，北至辽东，南抵四川，东到大海，西达甘肃的长达上万里的中国史上最早的9条“国道”；而800多年后的隋炀帝杨广，更是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修通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到余杭（今浙江杭州）的大运河，无不是古代工程史上的奇迹。
而创造了类似奇迹的办法简单得要命，那就是无论始皇帝还是杨广都征发了数以百万计的民夫，用最原始、最简单的工具并在最短的时间里就达成了目标。今天的我们都知道如果给他们配备更先进的技术装备，可以用更少的人工、更小的代价和更高的效率达成同样的目标。可是任何发明创造都需要无数时间和技术上的积累，恐怕终始皇帝或杨广的一生都无法等到突破的那一天。
换成我们是他们又该怎么选？
根本不用选，堆人就行了。从秦到清，我们的祖先就是靠这个办法解决了绝大多数的问题——如果这个办法失效了，那么就该改朝换代、换个人来这么干了。
可这个办法在大陆另一端的欧洲却从来都不可行。尽管历史上的欧洲人口与中国同时期大致相仿（比如中世纪的欧洲人口一直在数千万到近亿间徘徊），但人家自始至终都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处于大分裂时代啊！同样的人口规模，再划分成几份乃至十几、几十份，又有封建领主制在中间“赚差价”，导致欧洲的君主根本没法像中国的同行那样能够驱使大量的人口为己所用。即便能划拉到那么多人，成本也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所以他们根本没得选。
关于人力成本的差异哪怕到了今天依旧存在——炎炎夏日在欧洲买个空调光是安装费就得上千欧元，而且人家还磨磨蹭蹭的不愿意干。换成咱们呢？收个两三百块钱，还有大票的人嫌贵。
所以欧洲人没法指望堆人，只能寄望于求新求变或“奇技淫巧”——正像春秋战国时我们的祖先曾干过的那样。
所以植根于我们基因中的大一统理想与现实，与始终分裂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明发展道路，同时也错失科学技术发展的土壤。
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很难认定这是种遗憾，还是种幸运。
04
而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撞上的第二道坚不可摧的城墙，就是商业文明的中断与停滞。
在古代中国，商人的名声很臭，比如逢商必奸，比如义不行贾，比如商人重利轻离别，比如悔作商人妇等等。尤其是儒法合流以后，集儒法两家之大成者的韩非对于商人的那段评价与总结，就成了世所公认的真理：
“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韩非子·卷十九·五蠹第四十九》）
韩非将儒生、纵横家、游侠、患御者（即依附权贵逃避赋役的人）和商人称为国之五蠹，是为君者必须限制乃至铲除的群体。从此商人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到了独尊儒术的西汉，商人更是迎来了史上最惨的待遇，比如著名的七科谪：
“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正义】：音谪。张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三家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啥意思呢？就是商人、曾经做过商人以及祖上三代做过商人的家伙，大家都认为他们重利轻生，所以肯定很能打。于是一到了打大仗恶仗的时候，官府就把这帮倒霉蛋跟犯官、杀人犯和赘婿等亡命徒征发到一支队伍里，当敢死队使唤。
所以今天的各种“爸爸”、小目标们要是生在两千多年前，那就是天生当敢死队长的料，还是杀人如麻、宰人如宰鸡的那种。
当然以上都是在扯淡。官府之所以这么做的更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在漫长而又血腥的战争中，把商人这个群体更高效也更名正言顺的给消灭掉。
为啥会如此的憎恨商人？因为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具体说应该是被改造过无数次的儒家认为商人天生就带着不可饶恕的原罪。
比如不事生产。儒家认为商人既不务农也不务工，不生产任何产品，只是将产品在不同的地区倒卖以谋取利益，所以是没有用处的。既然没有用处，那就没有留着的必要性——事实上在许多王朝对于收取商税都没啥兴趣，就是单纯的抑商。即便是眼红了商人的家产，往往也是采取强取豪夺等简单粗暴的办法，而无须有任何道德和法律上的负担。
比如负面导向。皇帝觉得商人成天到处乱跑，又爱惹是生非，是纯纯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而且非常不好管；而儒家认为经商可以获取暴利，这就会对作为社会基础的农民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比如弃农经商，这是完全无法容忍的。如果真的出现“十亿人民九亿商”的局面，必然会导致脆弱的农业经济彻底崩溃，稳定的社会秩序遭到彻底破坏，那不就要国破家亡了？
再比如败坏吏治。因为商人的地位低，所以一旦他们获得了一定的资本，就必然挤破头往官场里钻，为了谋取政治权力而产生官商勾结的情况。事实上历朝历代的吏治败坏都少不了跟商人扯上关系，所以大多数皇帝和儒家的正人君子们想起这帮货色就气不打一处来，也是可以想象的。
所以从秦国商鞅变法开始，重农抑商的基调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历朝历代都在想方设法的打压商人，剥夺其社会地位，比如规定商人不许穿绸缎、不许骑马等等，就是为了让尽可能少的人从事商业。
但这种情况却是在实现了大一统之后才普遍出现的。而在先秦时期，商人的境遇却截然不同。
那时候的商人，可绝对不是“贱商”而是“贵商”。管仲就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第二十》），即便是后来对商人态度最恶劣的儒家，也不得不捏着鼻子承认商业与商人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比如孟子就认为“王天下”之路有五条，其一即为招商：“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其二则为通商：“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皆引自《孟子·卷三·公孙丑章句上》）。荀子更是认为统治者阻碍商路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即便国破家亡也是咎由自取：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赋，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荀子·富国篇第十》）
所以那时没人敢鄙视乃至迫害商人，更没人敢抑制正常的商贸活动，哪怕这种商业活动已经危害到了国之安危。比如在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期间，楚国的商人向晋国大规模出口木材和皮革的生意就做得红红火火。
要知道木材和皮革是制作战车、甲胄和弓弩等军械的主要材料，以现在的眼光看怎么都算得上是资敌的“楚奸”行为。可事实上楚国对此是无可奈何的——即便楚商不卖，晋国仍然可以向秦国、齐国等其他诸侯国购买。既然单方面的“经济制裁”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那么楚国还不如纵容本国商人资敌，起码还能赚上一笔。
这就是大分裂时代的现实。那就是在一个“多极世界”里，像如今的大漂亮国那样动辄挥舞制裁的大棒妄图封锁敌国的企图无疑是徒劳的。同时妄图闭关自守、仅凭一国之力挑战天下更是愚蠢的，唯有开放国门，加强与各国的经济联系，才是富国强兵之道。
这是个普遍真理，所以自然也被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下的欧洲所欣然采纳。所以欧洲从来都不是个纯粹的农业社会，商业文明始终主导着那块土地的历史走向。
因为商人需要源源不断的利润，所以产出单一且增长空间有限的农业经济根本无法满足其胃口，所以必然就要发展工业，于是就有了工业革命。而工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进步又有赖于文化与教育的普及，于是就有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因此近代科学诞生于欧洲，就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相反在古代中国，因为大一统的这个根本需求，最需要的就是稳定二字，最烦的就是人们到处乱跑以及搞出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而什么人才是最稳定的？当然是守着土地才能生存的农民。而相应的，为了追求利润而必须东奔西走的商人就成了社会上最不安定的因素，势必要受到打压乃至于消灭。
在欧洲的历史上，一个大商人往往就能决定一个帝国的生死存亡，这又与春秋战国时的景象何异？范蠡、子贡、白圭可以商人之身为一国之相，成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社会地位，吕不韦更是敢于贩卖帝王，可是大一统之后呢？
西晋时因“王石斗富”而得名的石崇，仅仅因为不愿将宠妾献给权臣孙秀就遭到了诛杀，还被夷灭三族。明初的江南第一巨富沈万三，就因为巨额家财引来明太祖朱元璋的猜忌而遭充军发配之厄——这不是孤例，而是过去两千年间中国商人命运的缩影。
所以在朝廷为了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必须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商人从来都不像欧洲的同行那样纯粹。尤其是对那些大商人来说，与其追求更高昂的利润还不如努力向“体制”靠拢更加安全可靠，又哪来的胆子和勇气跟官老爷们对着干、成为那些“奇技淫巧”的赞助人和推动者？
05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晋商这个群体在明末清初那个年代里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但事实上如果非得从商人中找个大明覆亡的罪魁祸首，晋商还真排不上号，比如肯定没有搞出了资本主义萌芽这种高大上玩意的江南商人能折腾。
当然这事也不能把屎盆子全扣到江南商人头上。话说自唐朝中晚期开始，由波斯湾经印度洋、南海抵达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主渠道，并在宋元两朝达到了鼎盛。在当时沿海地区直接参与到海外贸易的人口超过百万，被间接卷入其中的又何止十倍于此？
结果明太祖朱元璋一声令下，就“片板不得入海”了，直接端了成百上千万人口的饭碗，更是断了无数豪绅巨商的收入来源。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这么干谁能乐意？
于是我们就看到终明一朝君臣之间的内斗就从没消停过。表面上看是朱家皇帝与主要是南方籍贯的士大夫群体的矛盾，其实就是传统的北方重农主义和新兴的南方商业集团之间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又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即海贸、商税和官营垄断产业（最典型的就是皇店、矿监等）。
而这种矛盾冲突的极端表现形式，可以体现在两件事上。其一就是倭寇，话说早在元朝的时候就闹倭寇，而且就是根红苗正的小日子在搞破坏。不过到了明朝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嘉靖年间倭寇闹得最狠的时候，其主力基本就变成了东南地区的走私海商，小日子反倒沦为了雇佣军及打手的角色，其数量在所谓的倭寇群体中也是十不存一。
所以由胡宗宪、戚继光等英雄人物所领导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抗倭战争，本质上不如说是场大明朝的内战。战争爆发的原因除了是小日子开了个头以及嘉靖皇帝刮地皮刮出了火星子，更重要的就是严厉的海禁政策让东南沿海人民失去了主要的生活来源——翻翻史书，看看那些著名倭寇首领的名字如汪直、徐海、陈东、叶麻什么的，就算我们不认他们是自己的同胞，小日子肯定也不会认领啊？
其二就是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以后，南方士绅集团对于北上收复失地和重建朱明正统的态度非常消极乃至反对。为啥？朱家皇帝持续200来年的搜刮南方，还不许人家赚钱发财，南方土著们早就对其失望透顶，不趁你病要你命就不错了，还指望人家不计前嫌雪中送炭？
南明的迅速沦亡，就与此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以有人说清朝入关直接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胎死腹中——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明朝中晚期，那是因为朱家皇帝的统治出了问题，没本事压制得住这个“歪门邪道”，而人家满洲姓爱新觉罗的就有这个本事。事实上哪怕满洲人没有进关，接了朱家班的换成李自成、张献忠或是吴三桂，萌芽们该掐还得掐、该死还得死。
有人可能会质疑，那宋元商品经济那么发达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两宋在本质上就是个割据政权，大一统的包袱没那么重，而且早早就躺平放弃了治疗。再者两宋由于赵家皇帝自身的原因，不限制土地兼并，对官员经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所以根本没法仰仗农业经济负担沉重的政府支出。所以在极端的情况下（宋神宗熙宁年间）工商税占到了两宋税赋总收入的70%以上——这简直就像个典型的欧洲中世纪国家，更确切的说是像春秋战国时齐国以商立国的思维方式，在历朝历代中都是个异类。
至于元朝，人家蒙古人本来就有重商传统，又不屑于与汉文化相融合，自然要往钱眼儿里钻，当然这也是其不足百年而亡的原因之一。
所以帝制不变、大一统的执念不改，稳定二字就永远是社会生态追求的主旋律，“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经济的主体地位就不会改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也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曾经生机勃勃、以权变为立身之本的儒家必然日益保守僵化，曾经以开疆拓土、包容万方为荣耀的汉唐也必然沦落成“片板不得入海”的明清。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这块土地上遍地天才，也孕育不出科学的曙光。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从近二百年的历史上看当然是坏事，可在更大的历史维度上呢？
看看隔壁三哥，人家就从来不在乎什么大一统不大一统，于是生生将自家的文明搞成了一个地理名词。而我们呢，就算在最屈辱、最落魄的时候，也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别小看这个“半”字——如果没有两千多年的、烙印在骨子里的大一统执念，没准我们这个“半”字都捞不着，那还会不会再有今天这个繁荣昌盛的中国？
凡事兴一利必生一弊。或许近代的落后挨打，就是我们为大一统付出的代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