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时期，国家经济繁荣，百姓安居，国力强盛，四夷臣服，贞观之治的盛况使得龙颜大悦。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下诏大赦天下，规定不论罪恶轻重，即便是打入死牢的死囚犯人，统统予以赦免。在众多的赦免罪人中，但有一类人除外，《大赦诏》规定“官人枉法受财，不在赦例”，直言对论罪裁决的贪官污吏不予赦免。
对贪官污吏不予赦免可不是太宗的独创，唐王朝历来统治者对贪官污吏一直是深恶痛绝的。唐高祖《平辅公祏大赦诏》“官人枉法受财……不在赦例。”；武则天《改元光宅赦文》“官人枉法受财，……及常赦所不免者，并不在赦内。”；肃宗《去上元年号大赦文》“官典犯赃，法实难容，刑故无小，并不在免限”，等等。唐朝统治者频繁地通过“大赦天下”赦免了很多形形色色的罪犯，但对贪官之罪都无一例外地不予赦免。
唐王朝如此，其他朝代呢？唐之后的宋朝，对官吏贪赃枉法也是与唐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宋太祖在位期间，也曾两次大赦天下。但在每次赦免诏书里都规定“官吏受赃者不赦”，并将赃官定为与“十恶杀人者”同罪。其论处程度比唐朝更甚。
唐宋前后的诸多朝代，很少见到赦免贪官污吏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历代王朝统治者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贪官的危害性比较大，官吏地位特殊，能量也相对很大，一旦和贪沾上边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唐宣宗时期的大理卿马植认为，“彼官典犯赃及故杀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马植的这番话道出了问题的要害。
个体贪腐危害尚且如此，那么集体贪腐呢？乾隆时期的甘肃集体贪污案，几乎使甘肃所有的官员都卷入了这场贪污大案，集体贪腐的背后是省、府、县三级官员组成了一个完美的贪腐金字塔式的生态系统，此案造成的直接损失也许我们可以估算，但对国家百姓造成的间接影响则无法计算。只不过，对于这件事情，乾隆皇帝并非严格执行大清律全部予以砍头，而是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
总督勒尔谨、两任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赞等五十六名贪官正法。免死发遣四十六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
如此处罚，也是让乾隆伤透了脑筋。贪污危害之大，到了后期，想处罚都无从下手。
其次，制度前后沿袭的惯性。前朝好的做法往往会在下一个朝代得到继承，所谓萧规曹随就是这个道理。对于贪官污吏绝不手软也是如此。当一段时期内，对贪官的严惩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时，后面的统治者也就不自觉地沿袭了前朝的做法。
当然，历朝历代对贪腐之罪不予赦免还有很多具体原因，就不一一举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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