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屈辱血泪史，那时候中国腐朽落后，百废待兴，但也是人才辈出的年代，是一个天才成群出现的年代。所谓乱世出英雄，民国也是人才辈出的年代，今天我们来说，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四座高峰，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营造学社，这些创造现代学术时代的大师们，他们开创中国历史上无数个第一。建立中国地理学、地质学、考古学、矿产资源、古建筑学等等，现代学术时代新纪元。
人物解析：
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
最新锐的保守派——王国维。
思想新锐，行为守旧制，留长辫，他的知识非常渊博在美学、历史、哲学、考古、甲骨文、金石学都非常有建树。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即是人生三重境界：
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自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在王国维此句中解成，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蝶恋花》最后两句词，原词是表现作者对爱的艰辛和爱的无悔。若把"伊"字理解为词人所追求的理想和毕生从事的事业，亦无不可。王国维则别具匠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最后四句。梁启超称此词"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这是借词喻事，与文学赏析已无交涉。王国维已先自表明，"吾人可以无劳纠葛"。他以此词最后的四句为"境界"之第三，即最终最高境界。这虽不是辛弃疾的原意，但也可以引出悠悠的远意，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今人常用这"三重境界"来解析爱情离合、仕途升迁、财运得失等等。大师的阐释与这俗世的轮回的确是不谋而合的。洞悉人生，爱情也罢，仕途也罢，财运也罢，所有成功的个案无非都是经历着三个过程:有了目标，欲追求之;追求的过程中有所羁绊，坚持不放弃;成败关键一刻，挺过来了，喜获丰收。而所有失败的个案大都是败在第二个环节上了。
凡人都可以从容地做到第二境界，但要想逾越它却不是那么简单。成功人士果敢坚忍，不屈不挠，造就了他们不同于凡人的成功。他们逾越的不仅仅是人生的境界，更是他们自我的极限。成功后回望来路的人，才会明白另解这三重境界的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王国维作为一代大学者，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他平日不介入政治圈子，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受，平日深居简出，生活简朴，虽交游不广，然与同时代之学术界人士有广泛接触，做学问是他一生的全部工作和事业，他以其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独特的地位。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在史学上，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其古史新证、二重证据法开拓了史学的新向度，其于上古史、唐史、宋史等古史的研究，于历史地理的种种发明，于历代文物的精心考证、于敦煌学的拓荒，无不展现了王国维卓越的史学才能与博大的堂庑。在古文字、语言学方面，王国维于甲骨文、金文、简牍文、石经等呈功赫赫，丰碑巍峨;于传统的《说文》学、训诂学、音韵学、版本目录、校勘学，皆渊萃卓如;且纯熟地以小学沟通学术之林，为王国维治学中的一大法宝。
不仅在做学问方面讲究独立，王国维的为人也同样追求个性，不为人拘。在受西学浸染极深的清华校园，王国维头戴白棉布瓜皮小帽，穿大袍，勒条粗布腰带，典型的冬烘先生模样，而目，他顶着一条辫子(那是在辛亥革命后重新续起来的)。王国维的辫子留得不合时宜，却也并非是为忠君而留--溥仪的辫子己经剪掉了。看来，保存一点对传统文化的纪念，作为与现实生活抗衡的文化品格象征，才是这条辫子存在的意义。这种欲以一己之坚贞持守与社会相对抗的想法，如果仅就个人品格而言，自然有其可敬的一方面，但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则又显得极为愚执可怜。这种带有极浓重的悲剧色彩的选择，也注定了王国维在悲剧中度过他的后半生。
全国最博学的人——陈寅恪。
陈寅恪，一生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的研究，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
他的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在文革时遭到迫害。损失了很多文稿文献资料。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梁启超，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先从政后改为治学。
陈寅恪
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
陈寅恪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四不讲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来听他的课。
繁体竖排
陈寅恪对文字改革的鲜明态度，向为学界所知，他曾明示自己的著作一定要繁体竖排，否则宁可不出。从1956年1月1日起，中国报刊实行了横排横写。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陈寅恪有诗《丙申春日，偶读杜诗“唯见林花落”之句，戏成一律》。陈寅恪历来持有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观念，此诗恰是借咏花之事，发出他对触动中国文化根基的文字改革的反感。
此后，关于陈寅恪所著文集出版物无不遵其遗愿，繁体竖排。如吴学昭所著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本书是通行的横排简体字，然而至陈寅恪的诗句或文章全部是用繁体字印刷的。
文革受迫害：
1945年，55岁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1962年72岁，陈先生右腿跌骨折，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4]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开人世；11月21日，夫人唐筼辞世。[5]
考古之父——李济，也是第一个人类学家。
先后学过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青年时期成立过仁友会，“改良社会，振兴中国”为宗旨，在留美期间和徐志摩成立爱国小组。最大贡献：发现西阴村遗址、殷墟遗址发掘……
做学问的境界：
第一，学问的内容不离于日常生活所感；
第二，学问最要紧的是方法论，方法论则是“一种常识的推广”。当时他迫切感受到只有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及若干历史的现象，方能得有意义的结果”。
地质调查所大师们
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李济，裴文中，贾兰坡、谢家荣、“十八罗汉”
丁文江，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
(1887年4月13日-1936年1月5日)，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
1911年（24岁）丁文江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回国后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
1913年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之后创办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并任所长，1914年辞去所长职务;1916年组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所长。1921年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后，兼任名誉所长，担任北票煤矿总经理;1922年在主持召开了中国地质学会第一次筹备会议;1923年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会长;1929年春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1931年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1936年1月5日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逝世。
丁文江的身上，恰到好处的集合了专门科学家、科学事业的组织者和科学思想的传播者等多重角色。丁文江之精于科学、长于办事，不仅表现在他在我国早年科学事业的组织、管理方面;还表现在他后来的多姿多彩的传奇经历中:他做过北票煤矿公司的总经理约5年、孙传芳治下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约8个月、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在以上经历中丁文江都做出过影响深远的实绩。
丁文江墓地
丁文江像丁文江墓地在长沙岳麓山西麓(后山)半山腰，普普通通的，和岳麓前山的黄兴墓、蔡锷墓反差极大。
翁文灏，出生日期：1889年
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出生于绅商家庭，清末留学比利时，专攻地质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于1913年（24岁）回国 。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中国早期的最著名地质学家。对中国地质学教育、矿产开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杰出贡献。
他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专著的学者、第一份《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的组织领导者。
翁文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者从政派"中官位最高、经历最曲折者，作为一名杰出的地质学家，翁氏本是一粹然学者，时乎运乎，却一度做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高位，晚年又翩然海外来归，以政协委员终老。
1951年，经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翁经香港回到中国，是首名回北京的前国民党高级官员。翁在1948年曾被共产党列为战犯，回国初期曾因不积极批蒋而受压。
1954年后，获任政协委员，之后主要从事翻译及学术研究。文革中得特别保护而只受少许冲击。
裴文中，
字明华，河北丰南人，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
裴文中于1927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1929年起主持并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是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 ;1937年获得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后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技正，兼周口店办事处主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史前考古学;1946年加入九三学社;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1963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主任;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 ;1982年9月18日在北京病逝 。
裴文中擅长旧石器考古、第四纪地质、第四纪哺乳动物;主持山顶洞人遗址发掘，获得大量极有价值的山顶洞人化石及其文化遗物;1949年后积极开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综合研究 。
1904年1月19日，裴文中出生于河北省丰南县胥各庄镇大新庄乡瓦子庄的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 。
17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岁转，转入北京大学本科地质系。
23岁，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
1928年，被派往周口店，参加了古生物化石的发掘工作，并能够独立地担当全面的发掘工作。
1929年，主持并参与北京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在周口店发现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该发现对研究世界古人类学有极重要价值。
1931年，又确认旧石器和用火痕迹的存在，为周口店古人类遗址提供了考古学重要依据。
1935年，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史前考古学，师从步日耶教授。
1937年，获得巴黎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并成为法国地质学会会员。回国后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技正，兼周口店办事处主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史前考古学。
1946年，加入九三学社。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首批学部委员。
1957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称号。
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同年，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名誉常务理事。
1982年9月18日，在北京病逝 。
贾兰坡
(1908年11月25日-2001年7月8日)， 直隶(今河北)玉田人， 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家，贾兰坡主要从事中国的石器考古学研究，对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有特殊的贡献 。
贾兰坡于21岁中学毕业;
1931年 23岁进入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参加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
1935年，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继裴文中1929年发现第一个头盖骨之后，他在1936年11月连续发现三具"北京人"头盖骨 。
1936年 11月连续发现3个北京人头盖骨;
1994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199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001年7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家人遵照他的遗愿，把他安葬在了周口店龙骨山西侧的半山腰，从这望去，可以清晰看见"北京人"头盖骨的出土地点。
袁复礼，
河北徐水县人。 字希渊。1893年12月31日出生于河北徐水县,1987年5月22日在北京逝世。
教育1913至1915年袁复礼在清华大学高等科学习。1915年留学美国，先后在伯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生物学、考古学和地质学，1920年获硕士学位。1921年10月回国后，把当时新兴的地貌学引入国内。在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参加了河南"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工作。1921年底至1922年初，积极参加中国地质学会的筹建工作，是该学会的创始会员之一。
地质调查1923年5月至1924年8月，在甘肃作地质调查时，首次确定了我国具有早石炭世晚期地层，并采集到袁氏珊瑚等许多新化石种属，对我国石炭纪地层划分和古地理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27-1932年，他作为成员之一参加了由中、瑞合作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到西北考察，并任中方代理团长3年。在长达5年的蒙新地质考察中，全靠骑马、步行，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影响他在新疆的工作，影响最大的是，1928年在新疆吉木萨尔县三台大龙口首次发现了水龙兽、二齿兽和袁氏阔口龙等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称赞。为此他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大大提高了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1932年，他参加创办了清华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和系主任工作。
李希霍芬
最早给丝绸之路命名的德国著名的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68—1872年间，他曾七次对中国地质考察，李希霍芬在七条路线的考察中，记录了大量野外地质资料，搜集和采集了大量的化石、岩矿标本，绘制了考察地区的地形图、地质图和地层剖面图等。对中国影响深远，但民国地理学和地质学确实是在他的调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斯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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