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尼是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属于这一学派的还有耳熟能详的沙利文和弗洛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强调社会文化作用而与佛洛依德的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卡伦霍尼的观点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导论中就鲜明的提了出来:神经症不只是由于偶然的个人经历才产生的,而是由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文化处境所产生的。由于霍尼的社会文化理论取向,她对神经症的许多基本问题作出了一些全新的解释,因此诞生了《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文化与神经症的关系
什么是神经症?怎样去定义神经症? 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说某人有神经症,至少表明这个人的行为方式让我们感到奇怪,我们感觉他“不正常”。在这里我们应用的标准是,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否与我们时代的普遍认可的行为模式相符。而提到普遍认可的行为模式时就不得不包含有文化内涵,在我们文化背景中,如果有人整天神神叨叨的说他的幻想和幻觉,我们肯定认为他是神经病,但是在印第安人的特殊文化中,具有这种幻觉幻想体验的人被认为受到神恩。然而上述判断神经症的标准并不完美,有些人偏离了一般的文化生活模式却不具有神经症特征,而有些人表明上看来无比正常却可能具有严重的神经症。因此还需要精神方面的观点。
霍尼认为:神经症是由恐惧(焦虑)和防御恐惧(焦虑)并试图解决冲突所产生的心理困扰,只有在这种心理困扰偏离了特殊文化中的共通模式时,才称之为神经症。
以上是定义神经症时牵扯到的文化内涵。在提到神经症的本质时,霍尼就表现出与佛洛依德理论大相径庭的文化倾向。
“我们文化中内在地固有一定的典型困扰,这些困扰本身作为冲突反应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这些困扰的日积月累可能会导致神经症的形成 。”
“在谈到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时,我不仅指的是存在着基本的共同特性的神经症患者,而且指的是,这些基本的共同性根本上说来是我们时代和文化的现存困境所产生的。 ”
此外霍尼还认为,虽然从本质上讲,神经症的发展是由于儿童早期的一些体验,但是早期体验和后来的冲突之间关系非常复杂,不只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如果只是在发生学上做探究,就会忽视实际存在的无意识倾向,这些倾向的功能与其他的倾向(冲动、恐惧和防御性措施等)的交互关系。
焦虑和敌视
在霍尼的神经症理论中焦虑概念具有重要地位。上述给神经症下定义时霍尼把焦虑与恐惧互换使用,而在该书的第三章,她专门讨论了焦虑与恐惧的异同。霍尼认为,恐惧和焦虑都是对危险的不正当反应,在恐惧的情形中,危险是透明的、客观的,而在焦虑的情形中,危险是一种深藏不露的、主观的东西,焦虑的强度取决于处境对于某人的意义,焦虑本质上是包含有主观因素的恐惧。处在焦虑中时,我们感到有一种强有力的、无法逃避的危险,对于这种危险,我们感到彻底的无助。那又是什么原因在焦虑中我们会感到逼近的危险和对危险的无助? 霍尼认为不同种类的敌意冲动是神经症焦虑产生的主要原因。
“ 如果敌视对他人的利益的潜在危险总是非常大的话,压抑敌视就足以产生焦虑。 ”
“对敌视的冲动的压抑是焦虑的特定来源。 ”
压抑敌视意味着人们把具有高度爆发力的情感力量驱逐与意识之外,沉入潜意识,但敌视却没有消失,结果就是人们把敌视投射到外界,认为是外界的某人某物的敌视。当在焦虑中,人们认为敌视是来自外界的并且是针对自己时,容易产生一种反抗性的敌视,如果这种敌视因为一些因素而受到压抑的时候,比如敌意的发泄给自己带来不利等等情况下,这又会产生焦虑,在这里出现了焦虑的恶性循环。
神经症的形成
“有一种一切神经症都具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和抗拒它们的防御机制。”
在考察神经症患者的现在的病态焦虑时就需要回到患者的童年。在对待童年形成的焦虑与神经症的焦虑关系上,霍尼与弗洛伊德的观点不一样,霍尼认为此刻的神经症的焦虑不是童年形成的焦虑的简单重复,而是发展。大多数神经症患者的童年环境都有共同点:常常缺乏真正的温暖和关爱。而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儿童会压抑他们的敌意,为什么儿童会压抑自己的敌意?其原因有很多,以不同程度和混合形式发生作用,它们包括:无助、恐惧、关爱或罪恶感。
无助:儿童的弱小和对双亲的依赖造成敌意的压抑。我必须压抑我的敌视因为我需要你。
恐惧:对父母的恐吓、威胁、惩罚或愤怒的恐惧。我不得不压抑我的敌视,因为我害怕。
关爱:我不得不压抑敌视,因为我害怕失去关爱。
罪恶感:儿童常常为感到或表达他的敌意或反对意见而感到有罪。我不得不压抑我的敌视,因为我感到敌视,我就是个坏孩子。
压抑敌意最终会导致焦虑。若是在成长过程中,生活环境并没有减少这种焦虑,焦虑必然会逐渐增加并激发构成神经症的各种过程。在这种缺乏温情和关爱的环境下,儿童内心逐渐增加、无处不在的孤独感,及置身于充满敌意的世界的无助感,这种对待环境的感受最后会结晶成一种人格态度,霍尼称为:基本焦虑。基本焦虑与基本敌视不可分割的交织在一起。
可以感受一下具有基本焦虑的儿童的处境,恐慌着,孤独又无助,当这样的感受与弱小感联系在一起时,更是越发难受。想依赖他人又害怕他人,难以信任他人,他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安全保护上。焦虑越发难以忍受,对安全就越需求。霍尼指出,有四种人们用以保护自己消除焦虑的方法:关爱、顺从、权利或逃避。这些策略所表现出来的信念如下:
关爱:如果我爱你,你就不会伤害我。
顺从:对制度和他人的服从。如果我放弃,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权利:如果我有权利,就不会有人来伤害我。
逃避:如果我逃避,就没有什么能伤害到我。
然而神经症用以防御焦虑的策略并不是只单纯的使用其中一种,而是用多种方法。正如你看到的那样,这几种策略相互之间并不能共存,但在强烈的焦虑驱使下,神经症患者一方面需求他人关爱一方面又想驱使主宰他人,一方面逃避他人一方面又渴望他人的关爱。正式这种极端冲突,常常是神经症患者的动力中心。由此可以知道神经症的形成大概过程:基本焦虑(基本敌视)—>逃避焦虑的努力—>相互冲突的防御倾向—>神经症。
而神经症常用的消除焦虑的方法是寻求关爱和追求权利。这是霍尼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接来下重点要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