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我妈去香港，牵着她的手，在福田口岸排队等待过关。人很多，我妈问："一定要拿着这个（港澳通行证）才能过关吗？在深圳为什么不需要？"
"因为我们是一国两制，不同的管理制度，你就要拿这个通行证才能去香港，这相当于你在香港的身份证。"
"哦。"
一边排队，一边让我妈看着前面的人是怎样过关的。
"要站在黄线外，等别人过了你才能过。"
"好。"
"看到了吗？像他一样，把通行证正面朝下等待验证。"
"好。"
我妈像个听话的孩子，在这陌生的地方。
"我为什么过不去了？我要怎么办？"在过关闸口中间通道里，我忘记了告诉她要按下指纹才能通过，即使机器上很清楚地写着应该怎样操作，她还是像个惊慌失措的小孩，焦急地问我。
"把你的大拇指放上去。"她出了关。
"我们现在就到香港了吗？"
"还没有，我们刚刚只是出了深圳的关，现在要进香港的关。"
"为什么还有一关，那么麻烦？"
"这里有这么大的河呀，你看那个船好大，那边就是香港啦？为什么会有桥？那些车子怎么过去的？也要通行证吗……"
我又开始了解释出关进关的十万个为什么。
终于过了关，买好车票，牵着我妈的手赶忙踏上去大埔墟的火车，人们像是倾泻而出的红豆，一会儿便把车厢塞满了。
"好多人，好多人……"我妈挤在人群中，嘴里不断地嘟囔，也许，她一辈子都不知道，原来车里可以装得下这么多人。
"为什么车站有罗湖，又有落马洲？车子还要多久才开？我们要一个小时才能到香港吗"？
我有些不耐烦地回答着，车子启动了，我和我妈被人群挤开了，她一个人抓着手扶杆，瘦瘦的身子几近淹没在人群中。
下了地铁，看到一位老爷爷在地下通道拉琴，她说："有钱吗？给他点钱。"
坐上公交，给我妈留了靠窗的位置，她看着外面的风景。
看到一处建筑侧面，从右至左写着一所小学的名字，我和我妈说："你看，香港人都是用繁体字，有一些文字还保留着古时从右至左的习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真的很不错。"
"香港的字为什么是繁体字？为什么要从右边开始念？"
我真不应该提起这个话题。
"那现在香港是中国的吗？以前它是另一个国家吗？殖民地是什么？为什么和英国打仗输了要给他们香港的地？为什么不给我们老家村里的地？英国为什么会答应把香港还给我们？澳门收回来了吗？澳门离香港有多远……"
她如一个好奇的孩童，对这个地方，有着十万个为什么。而我，慢慢地失去了耐心，开始有一句每一句地回应着她的话，渐渐地，她不说了，又开始望着窗外。
或许，我们都得了一种病，一种打发老人家的病。老人家可以随便穿，随便吃，随便……生活，有饭给他们吃，不饿着他们便已足够，他们不需要知道任何新的事物，也不需要过问任何“无关紧要”的事，在我们这里，那些他们所关心的、所好奇的，似乎都“无关紧要”。
小的时候，我也总问许许多多“无关紧要”的问题。
“妈妈，为什么地里的香瓜不能随便摸？”
“因为你摸了它就长不大了呀，小小的香瓜是苦的，吃不得。”
可我每次还是会偷偷跑到地里，摸一摸正生长着的香瓜，似乎我妈说的是错的，香瓜每一天都在变大，可有一天我会发现，它不再变大了，慢慢变黄、变老，甚至死去。我妈说的是对的，香瓜不能随便摸。
我妈没有对我“无关紧要”的为什么敷衍作答，也没有因为我的不听话而责骂，她反而觉得，这是孩童时代的可爱模样。
那些十万个为什么，在孩童那里，我们称之为“好奇”，在年迈的父母那里，我们定义为“啰嗦”，可我们似乎忘记了，我们也曾是孩童，我们，也终会变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