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们几个小伙伴折腾起了公众号以后，经常有不明真相的朋友会问我们：“你做这个有钱吗？在上面写推文会有稿费吗？你们这个公众号盈利吗？”在得到了全部否定的答案后，在一个长意味深长的“哦～”之后他们会发出几乎同样的质疑：“没有钱那你们瞎折腾个啥？”

鹦鹉哥与熊本君的聊天基本是从每天早上的“好困啊，根本起不来”和“我也起不来”开始的。熊本君是一个苦逼的上班狗，而鹦鹉哥还在象牙塔苦读PhD，所以唯一的区别在于周末，习惯酣睡到中午的熊本君七点多就会收到鹦鹉哥的微信：“虽然好困，但是我已经在图书馆了……”

那么，我们的疑问是：为什么我们白干活还好高兴？为什么鹦鹉哥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还能早起？

这里要引进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教授Margaret S. Clark等人提出的“社会规范”的概念。我们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其中一个世界由“社会规范”主导，而另一个则由“市场规范”来制定法则。

社会规范是人类为了社会共同生活的需求制定的一些社会行为的规矩与准则，并不受市场经济或者行政政策等外部压力。社会规范包括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友好请求，比如你去帮朋友取个快递，或者帮邻居接个小孩；或者一些情感联系、社交关系方面的约定俗成，比如你应朋友邀请上门吃饭，可以带些水果甜点，也可以下次再回请，但倘若你当下吃完饭就放下了两百块钱，这就很尴尬了。因此，“社会规范暗藏在我们的社会本性和共同需求里，它一般是友好的，界限不明的，并且不要求即时回报的。”

Clark等人曾经设计了一个实验，用来考察“社会规范”与“市场规范”对人类行为举止的影响。实验的内容是要求实验者将电脑屏幕上出现的圆圈拖入指定的方框，统计实验者在5分钟内可以拖的数量。实验者被分为三组：一组实验者被承诺在实验结束后将获得5美元报酬，第二组将获得50美分，而第三组实验者并不获得金钱酬劳，他们参与这个实验只是基于一种社交请求。

实验结果显示，承诺可获得金钱报酬的两组结果与市场规范的法则一致，得到5美元的参与者平均拖了159个圈，远远高于50美分的参与者（101个圈）。而令人惊奇的是，第三组实验者，完全不给钱的那组，平均拖168个圈，由此可见社会规范的力量。

我们愿意毫无报酬地去经营自己的公众号，是对自媒体的热情，也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之间的一种娱乐方式，公众号对我们而言，就像一个大型的聊天工具，因此当我们仅仅用社会规范来衡量这件事时，它就不适用于市场规范的考量。

鹦鹉哥在没有行政制度压迫（考勤制），也没有金钱惩罚（迟到罚款）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每天早起去图书馆跑回归的好习惯，大概同样是出于对数理统计的热情，对懈怠的自我厌恶，当然也有可能，是对毕不了业的恐惧。

很多例子都表明人们会为爱好、事业、公益或者其他某些因素会比金钱更努力。

律政美剧中，当律师们被咨询是否愿意低价为一些需要帮助的社会人员提供服务时，律师们往往表示无法接受。但当被问及是否能够提供免费服务时，同意的律师占了压倒性大多数。

关于“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尤里·格尼齐教授等人在以色列的一家日托中心做了一个实验，研究运用罚款措施是否能够减少某些家长接孩子迟到的现象。原本如果家长迟到了，折磨他的是内心的愧疚和不安，那么现在有了金钱上的罚款制度，情况会有所好转吗？

实验结果表明，罚款的效果并不好，当市场规范起主宰地位时，家长们开始认为，既然有了罚款，我已经付出了金钱的代价，那么晚点过来接孩子也是可以允许的。而且当几个星期后日托中心取消了罚款制度，重新回到了社会规范时，家长们的表现依然如故，并且实际迟到人数还有所增加。

这个例子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一旦社会规范与市场规范发生碰撞，社会规范就会退出。并且，社会规范很难重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再三强调（敲黑板）：不要去网上查好朋友送你的礼物是多少钱，请女朋友吃饭时不要过分炫耀菜品的价格，以及，用违规罚款的方式督促自己每天健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当你用“市场规范”去衡量上述这些事件时，你会产生“啊，他送我的礼物才值一百多块钱，我们的关系大概很一般”，“哼，你都不带我去吃王品，你也没那么喜欢我”，以及“反正都罚钱了，那我就不去健身了”的负面情绪，什么感情，自律和意志力早已远走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