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献公的立储观念
晋献公最终还是排除万难，把骊姬立为了夫人。按照春秋时有“诸侯不再娶”的说法，既然先前已经立了齐姜为夫人，即便是她死了，在他之后进门的都不再立为夫人，因此这个时候再立骊姬为夫人实际上是违背了规制的。另一方面，作为国君夫人的儿子，申生是晋献公唯一的嫡子，就理应立为太子。太子的地位已定，若不想动摇太子的地位，就更不能够立夫人了，以免使得太子无所适从。
晋国大夫无论是直接劝说也好，通过占卜来表明态度也罢，其实用意都在于此。但是晋献公冲破一切阻挠，铁了心的要立骊姬为夫人，可见这个时候在他的内心中，太子的地位早已动摇了。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太子个性太过于懦弱，行事优柔寡断，显然不是晋献公心目中理想的储君人选。晋献公通过立夫人的举动，实际上是在表明他的态度，那就是他对于未来储君的人选还需要重新斟酌。
但是国内很多大夫心目中的政治秩序还停留在过去小国寡民的时代里，他们遵循的是“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君位的争夺。但是晋国过去几十年的战乱早已表明，这个标准在他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已经不合时宜了。正是因为如此，晋献公对于宗族之间的争权夺位尤为敏感，所以才在即位之后坚决地铲除桓庄之族。
但是这个时候，晋献公的几个儿子都还年幼，他也无法考察几个儿子哪个更适合做自己的储君，因此一直也不动声色。骊姬显然洞察到了晋献公内心中的这些想法，在她的儿子奚齐出生之后不久，便开始暗地里操作，早早地筹划着为自己儿子成为储君铺平道路。
骊姬作为一个毫无背景和根基的亡国之女，能够讨的晋献公的欢心而被立为夫人，可见其还是有不少心机的。与之相比，晋献公几个妻妾中最有实力的狐季姬（重耳的母亲），外有狐氏大戎的呼应，内有父亲狐突和两个兄弟的帮衬，都没能让晋献公动过这样的心思。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骊姬对于申生废立之事所起到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
在晋献公的几个儿子当中，齐姜的儿子申生最年长，大约出生在献公一年（公元前676年）前后；其次是狐季姬的儿子重耳，出生于献公六年（公元前671年）；再次是小戎子的儿子夷吾，出生在重耳之后，大约献公七年（前670年）前后。骊姬的儿子奚齐据说是出生于献公十二年（公元前665年），这个说法是出自左传，但是左传只是说这一年是骊姬开始策划阴谋的那一年，并没有确实地说奚齐就是出生在这一年，因此可能他的出生要略早。
那么按照这些陈述，在献公十二年，骊姬开始策划阴谋的时候，太子申生大概是十二岁，重耳是七岁，夷吾六岁左右，奚齐不到六岁——也就是说，晋国此次君位的争夺都是围绕着一群小孩子展开的。
骊姬的阴谋
晋献公十二年（公元前665年），骊姬正式开始了为儿子争夺储君之位的竞选行动。骊姬竞选班子的核心成员有三个人：负责出谋划策，制定竞选策略的是优施（优是宫廷中负责演戏的演员，名施）；负责执行竞选活动的是梁五和关东五，人称二五。
优施详细分析了竞选对手的特点，认为重耳和夷吾两个竞选对手，虽然年纪不大，但是竞选班底雄厚（有师保私属），轻易不敢先动。而在任储君虽然年纪稍长，但是最没有心机，很容易把控，只要表明上称赞他，但是背地里散布流言坏他的名声，他自己就会坐不住了，应该将其作为重点的攻击对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重耳和夷吾就放手不管了，在敲打太子申生的同时，也要捎带着把他们也敲打一番。具体的做法就是让他们离开都城，到边境守卫国土。因为按照周礼的约定，国君的公子是没有封地的，一旦有了封地，就要分宗立祀，成为大夫。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地位已经触及到了天花板，从此以后只能充当属地的封君，不再具备竞选储君的资格，这样就可以打消他们的野心。
让未成年的公子到边境守卫，虽然并不是实质上给予封地，但是可以起到暗示的作用。他们所守卫的城池就是国君许给他们的期权，等他们成年以后就会变成永久产权。国君若是同意了这项提案，就可以认为是他默认剥夺了这几位公子的被选举权，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向国君递上提案并作出解释的工作由二五去做，他们向献公提议，说曲沃是晋国宗庙所在，需要强有力的公子前去镇守，百姓才会畏惧，而太子就是最佳的人选。而西北的戎狄和西方的秦国对晋国虎视眈眈，也需要强人前去镇守，两个公子私属众多，让他们去最合适不过了。
二五的游说工作做得极好，不多时晋献公就同意了这项提案，可见这项提案是很符合他的心意的。史书上的记载总是把责任推到骊姬的身上，总让人感觉晋献公时受到了骊姬的蒙蔽和挑唆才做出这样的决策的，其实不然。以献公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如果他自己不想这样做，骊姬所使出的这些伎俩就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骊姬让未成年的太子和公子出守城邑这么敏感的事情，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晋献公难道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但是他此时对于储君的人选还没有定论，不如把他们放出去观察一下也好。况且献公还爱骊姬爱的那么深，她既然有这样的要求，顺从她一下也未尝不可。
于是晋献公命令大司空士蒍带人去修缮宗庙所在的曲沃和边防重地蒲、屈二邑的城池，士蒍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磨磨蹭蹭就是不肯动工。士蒍的本意是为这几个公子着想，但是只有幼儿园年纪的夷吾并不知道，跑去找他的爸爸晋献公去告状。晋献公听了勃然大怒，拿着鞭子就朝着士蒍撵过来了，士蒍没有办法，只好前去修缮城池。城池修好后，晋献公就派太子申生驻守曲沃，公子重耳守卫蒲邑（山西永济市蒲州，位于黄河金三角秦晋边界），公子夷吾驻守屈邑（山西吉县，吕梁山区，与戎狄相邻），只剩下骊姬两姐妹的儿子留在绛都。
义与利的抉择
让几个小孩子驻守边城，这种事情还是史无前例的。政令甫出，晋国国内一下子就炸开了锅。太史苏见人就说：你们可都要小心了，晋国就要出乱子了！因为史书读的太多，他对亡国之女有着天然的戒备。献公杀掉了骊姬的父亲，却把骊姬留在身边，还对她言听计从。但是谁又能知道她内心暗藏了多少祸心呢？她这么乱搞，难道就没有仇恨的因素在里面吗？
红颜祸水是太史苏一直以来的论调，这点不奇怪，但是他的另一番论调却真实地反映了此时在晋国国内悄然发生的变革。太史苏说古代的明君向外征战，都是在为百姓除害，为百姓谋福利，因此百姓才拥戴他，愿意为其尽忠竭力。而现在的国君也就是献公，外出征伐只是在为自己谋福利，打了仗之后百姓没有得到实惠，导致君臣离心，国家就要混乱了。他所希望的是，国君能够正本塞源，从根本上做出改变，才能避免祸乱。
从他这一席话中可以看出，以前的时代里，历代的王朝和诸侯虽然实行的是君主制，但其实质还是贵族民主制。他这里所说的百姓并不包含庶民，而是指贵族。国君带领贵族出征是有共同利益的，征战成功之后要利益均沾，国君不能独享。国君与贵族之间存在着相互制衡的关系，国君能够平衡贵族的关系，贵族就会拥护他，反之很可能就会废掉国君。
但是到晋献公时代，诸侯国的势力范围在不断的扩张的同时，国君的权力也日益增强。此时的国家制度，已经逐渐从小国寡民的贵族民主制开始向君主集权制过渡了。这是整个东周时代的潮流，太史苏虽然史书读了很多，但对这种潮流却总是看不透。作为旧制度的忠实拥趸，他看到贵族的权力在国君集权的挤压下日益逼仄，感到了深重的危机感，但是却无力做出改变。
与太史苏处于同一个时代的大夫们都有着同样的困惑，他们也都无时无刻不处于与国君的博弈中，里克、荀息和丕郑三个人在看待太史苏预言的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荀息可以说是最早进入状态的人，在他看来，“以臣事君，就应该尽心尽力，不能违抗君命。国君既然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我们就只管服从，不能有二心。”
丕郑则还抱着君臣制衡的观念，他认为贵族与国君之间的关系应该存在制衡。国君的决策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可以顺从，但是国君的决策出现了偏差，就要坚决反对。如果不论国君做出什么样的决策都言听计从，这无异于是自废武功。“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若之何其民之与处而弃之也？”所谓的义，就是国君与贵族之间的这种相互制衡相互依存的关系，有了这种关系，才能实现共赢。如果国君一意孤行，这种和谐共存的关系就遭到了破坏。这一点，丕郑和太史苏的观念是一致的。
而里克则是一个摇摆派，是这几个人中最为困惑的人。他显然意识到了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既不想认命，也无力反抗，处在两者的边缘中不知所措，只好什么都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