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结婚了。

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恰好大学同学、好朋友肖老大在深圳公干，于是相约一起过节。挤在我和太太临时租住的深圳大学单身宿舍之内，我们把肖老大带来的两瓶淡绿色、甜蜜蜜的竹叶青喝了个一干二净。从没有喝过这种酒，对这种酒的可怕后劲儿完全没有概念。

我们也许还喝了别的酒。到底喝了多少，已经不记得了。

但我还记清楚地记得送肖老大到楼下上了出租车。我们都可以走路，不需要搀扶，我们还可以交谈，言辞应该也还正常。但谁知，后来才听说，肖老大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是几乎被洗劫一空地丢在路旁。

好在深圳的冬天不像北方那么寒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好朋友遭遇如此危险，我为此自责了很久，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是需要鼓起勇气，才能写出事件的经过。

好吧，今天就让我面对这掩藏在内心深处的黑暗愧疚吧：我们没喝过竹叶青、我们不知道这酒的后劲儿、我们太年轻......

好吧，今天就算翻篇了。

自从1995年转行进入质量管理咨询和审核的领域，行业变了，喝的酒也跟着在变。

当时的客户，绝大多数是香港或台湾的工厂，以来料加工居多。管理咨询师要想获得项目，首先要得到老板的肯定，工作期间也几乎总是要和老板以及管理层吃饭。

吃饭，就免不了喝酒。

个人接触到的香港老板，普遍学历不高，但为人反而比较真诚、讲义气，如果认可你的为人，非常愿意把你当兄弟。

这些老板港式普通话的口音，加上为人四海的做派，总让我想起大学四年，没少去过的学校周围的小录像厅。昏暗的空间里，一群荷尔蒙爆棚的年轻人热血地盯着晃动、模糊、清晰度极差的打打杀杀的港产录像片，如果是粤语原版，总有一句句“丢累老母”在污浊的空间里回荡。

开始喝洋酒。

香港老板喜欢洋酒，不知是否是因为香港殖民地的传统。

Black Label，Red Label，杰克丹尼，VSOP和XO，是最常见的几种。

在东莞各个镇子的不同档次的酒楼里，存放着各种已经开了瓶，但写了名字的洋酒。都是各个附近熟客老板存的，以便随时聚餐随时畅饮。

我对洋酒完全无感。

得益于管理咨询师的角色，加上与这些老板们关系不错，完全无需刻意逢迎，喝酒随意就好。

所以，洋酒我虽然不喜欢，但喝洋酒的那段日子反而是我比较轻松、比较自在的时间。

经常和不同老板们聚在一起喝酒吃饭。他们彼此相熟，各自开着不同规模的工厂，很多还是上下游供应商的关系。场面很热闹，几杯洋酒下肚，经典港骂“丢累老母”在餐厅里此起彼伏、声声洪亮。

而我则安静地坐在酒桌一隅，装模做样地品着一点洋酒，等着比较熟悉的老板兄弟等下介绍他们现在喝酒的朋友给我认识，那通常就是我下一个客户。

2002年左右，我开始当官了。

那一年，我被提拔为我们评审中心的培训部经理；2004年，因为单位改制，我又被提拔为总经理助理，分管认证业务；再后来，成为认证公司的总经理。

在那个时候，称呼中带个“总”还是让我心里飘飘然的。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白的、红的、啤的，酒就喝乱套了。

我开始频频醉酒。

从公司年终聚餐、到外地合作机构聚会，各种场合，每喝必醉，各种酒后无德、各种丑态百出，不再赘述，但情况却越来越严重。

好在从2002年左右，经由太太的引导，我开始有了信仰，成为一名基督徒。

每次喝醉，头痛欲裂之时，我就跪下来，认罪祷告，祈求上帝原谅和救赎，并保证不再犯。真的很神奇，上帝每次都垂听。记得最清楚的是第一次祷告的时候，当时头痛得恨不能割下来，祷告后十来分钟，头就奇迹般不痛了，被同事拉着去喝早茶。

但问题是，我把自己的祷告当成放屁，下次还是照样醉到不省人事。

上帝一次次垂听我的祷告，也一次次地管教我，提醒我。

直到有一年公司年终聚餐，我又一次完全喝断片儿，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右眼乌青、肿胀，痛得厉害。我深深怀疑是有人趁着我酒醉，报复殴打了我。

靠在床头，给每个在场的同事打电话，可谁都说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我的怀疑更甚。

打了十几个电话之后，终于一个姓黄的女同事说：徐总，我看到了，你喝多了，坐在沙发上，忽然向前摔倒，眼角磕到了面前茶几的尖角上。

我放下电话，颤颤巍巍来到镜子前面，仔细从乌青肿胀中的找到那个几乎就在右眼眶上的伤口，心中一片惊慌。

我自己也知道，在那种全然失去知觉、自由落体般向下摔倒的瞬间，只要偏差哪怕是几毫米，若是向右一点，我的右眼球就会被茶几的尖角挤爆；若是向左一点，我的右太阳穴就会受到致命的重重一击。

那一刻，手脚冰凉，我真的怕了。我知道自己与重度伤残甚至死亡，擦肩而过。

我也真知道上帝爱我了，祂在那个千钧一发的瞬间出手救了我。

那是我到今天为止，最后一次完全醉酒。

我可以说哈利路亚吗？

我必须说：哈利路亚！

移民到新西兰。

刚来的时候，喝了不少本地红酒。

新西兰的红酒还是比较不错的。在深圳的时候，经常专门去香港买Villa Marria的赤霞珠。到了这里才知道，新西兰最出名、品质最好的葡萄酒是长相思。

本地华人聚会，多是喝本地红酒。国内一两百元一支的新西兰红酒，这里的超市也就十几块、几十块纽币。就有本地朋友说：不一定是爱喝酒，只不过相比国内的差价，在这里喝到就是赚到，有不喝白不喝的感觉。哈哈。

在深圳的时候，我还买了几本品酒的书，平时自己也试着品品，找找什么果香味、炭烧味......，晃晃杯子看看挂壁，喝一口尝尝单宁，有时候也跟人聊聊白芦藜醇......

但在新西兰这个号称新世界红酒之乡的地方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却终于慢慢、慢慢地意识到一个多少有点让自己都惊讶的发现：

我不喜欢喝红酒。

不但红酒，

其实，

我不喜欢喝任何一种酒。

今年51岁了，到了“越过山丘”的年纪。

最近回想起喝酒这件事，不禁自问：为啥自己就不喜欢喝酒了呢？是现在这个年纪不喜欢喝了，还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喝酒的喜好呢？但如果从来就不喜欢喝，却又为啥喝了半辈子的酒呢？

在新西兰，客观上少了很多喝酒的机会，商业聚餐，喝酒永远随意；偶尔的朋友聚会，也是先问：喝酒吗？家里都有准备；不喝？那好，吃菜喝汤吧......

个人独饮？非常偶尔。结婚纪念日，或是大儿子在封城期间找到工作，都是心情激荡，想喝一点酒的时候。但其实也挺尴尬，750ml的一瓶红酒，开了只喝四分之一左右，剩下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想得起再喝，很久之后想起来，早已经没了酒味，不得不倒掉......

渐渐明白，并且确认，自己从来就不喜欢喝酒，就如父亲一样。

之所以在过去的岁月中，喝了如此多的酒，我猜，大抵有以下原因：

好奇：这是第一次尝试喝各种酒的初始动机。

放松：我骨子里是非常拘谨的人，总是紧绷着，酒壮怂人胆，喝多了之后，会换来片刻虚幻的自在。

伪装：要假装成为一个不是自己真实面貌的人，喝酒，绝对是一个快捷途径。之所以在成为公司总经理之后开始频频醉酒，这是主因。慈不带兵。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只是个技术性人才（呵呵）,并不适合管理团队，冲锋陷阵。这个职位带来的责任、压力，让我不堪重负。面对一声声“徐总，敬您一杯”的，其实是一个穿着成人宽大衣服、站在椅子上举着杯子的儿童。内心的声音可能是“拼命喝吧，很快你就感觉强大了；拼命喝吧，醉倒不省人事就不用再演戏了......”

时至今日，也开始明白对于我个人而言，所有酒醉的渴望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一个终极大boss：逃避面对肉身老病死，最终每个人都会离开眼前这个世界的巨大恐惧。

结语：

父亲不会喝酒，也不擅交际，不过父亲的一生，倒也从来没有因为要伪装而不得不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