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你知道著名散文家，诗人，摄影家于坚——不知道也不要紧，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写了一篇《麻将声里的中国》。
且看文章的开篇：
“有个笑话说，飞机落地时，不需航标，只要听见下面嗡嗡响起的麻将洗牌声，必是中国某地。”
你一定看得出来于坚写的中国某地是哪里，我也这样写过，写的是成都。那嗡嗡响起的麻将洗牌声，是无数机麻弄出来的和声，声音来自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于坚到成都那天，说不定我正在跟夏祥林等人打牌，后者正在做清一色。
从上海回金堂轮休，除了游山玩水就是打麻将，每周至少打一回。读书改成了听书，写作也成了应付差事。偶尔会自责，不该如此玩物丧志。有道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呵呵，说慌了，哪里还有什么少壮？已经到了徒伤悲的年纪，按理说应该老骥伏枥才是。读到于坚这段文字，心中立即释然，甚至觉得有必要每周多打两场。
于坚认为，每个文明都要创造一种玩场来驱逐人生之无聊之无意义，人与动物不同，人不只满足于吃喝拉撒，如果只是“以食为天”，生命就很无聊。动物也是“以食为天”，但动物不会思考其意义。人是文化动物，人意识到“天地无德”，意识到生命的无意义、无明，于是各民族都要创造某种游戏来为人生赋予意义，以超越生命之无聊、黑暗。文明，以文明之，文就是游戏，无明的动物性存在被文明照亮。生命因此不再百无聊赖。
你看，文明文明，文就是游戏，不文就不明，文了才会明。说得多好啊。既然文就是游戏，打麻将也是游戏，那么，打麻将就是文。动物就不打麻将，不玩扑克，当然更不可能斗地主，动物当然不文明。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吾国吾民的打麻将，说明了生命的觉醒，说明我们善于创造，善于与无聊做斗争。从手搓到机麻，则说明了文明程度的提高。
估计习惯了写诗，于坚的散文也是天马行空，从此游戏一下子跳到了彼游戏：
“排遣生命之无聊，各族群、文明方式不同，有宗教的方式，有审美的方式。古代中国是审美，乐山乐水，诗书琴画、画栋雕梁，吃穿住行，文无所不在。就是一只马桶，也要文化一下，实用阶段结束，还可以进入文物阶段。杜尚的陶瓷小便池与中国周庄的一只朱漆马桶比起来，可谓丑陋。就是控制中国精神生活之方向的天子，也是从审美来考量事情。比如乾隆，写诗练字不说，就是青花瓷的样式，也要亲自审定。一次看见穿西装的末代皇帝溥仪的办公桌，目瞪口呆：一桌子瓶瓶罐罐石头花草，全是文物。某些君主，甚至到了‘文政合一‘‘美政’的地步。文王乃是帝王的最高追求。孔子说‘吾从周’，因为周是文王之治。屈原之死，也与他的‘美政’失败有关。”
原来审美也是游戏！
乐山乐水，诗书琴画、画栋雕梁，煎炒烹炸，古代文人的衣食住行以及各种器物之讲究，老外拍马也赶不上。
于坚进而赞叹道：
“中国人是文化动物，郁郁乎文哉！文在中国具有神圣地位。神在文化中，‘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文就是中国的神龛。文的最高境界是‘下笔如有神’，‘诗成泣鬼神’、神韵、神采飞扬……”
想到了古代文人对文字的讲究。
想到了“僧推月下门”的作者为“推”和“敲”捻断胡须。
想到了文人之间的唱和。
这，这，这，这莫非是文字游戏的传承！
读到这里，忽然觉得不对劲，难道，写文章......
果然，冰山浮出了水面：
“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似乎正在另辟蹊径。文化在继承和创造上讳莫如深，只在肤浅、入世一途着力，深度和广度干瘪萎缩。看电视节目可知。但就是频道上百，也还是有限，不看者是大多数，在他们，麻将和拜物也可以排遣生命之无聊，就算是玩物丧志，其好玩程度也超过为拜物而说教的娱乐节目、为正确而说教的谍战肥皂剧。现代中国之精神生活，如果去除小资文化营造的充斥于媒体、旨在鼓励拜物的文艺腔，其实最普遍最具影响力的是麻将和拜物。”
我们的文化是否太过肤浅，是否缺乏深度和广度，看电视节目的确一目了然。频道上百，而上百个频道的节目可谓大同小异，至于内容，从帝王将相到抗日神剧，再到娱乐至死。看一晚上电视，基本上是在换频道，实在是无聊。
打麻将，没有理由不成为最受欢迎的游戏。
打麻将，至少可以比看电视更容易消磨时间，不再那么无聊。
于坚最后说：
“诵经声，必是印度地；足球场吼，必是欧洲地；麻将和数钱声，必是中国地。”
原来是反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