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小说

      日前读小说家继平兄有关小说的观点，很中肯，是经验之言，对于要写小说者正是度人金针。可惜，急功近利时代，人们一要趁早出名，二要不下苦功。这话恐怕不会有多少人去留意的，不说也罢。

        现在，文坛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把小说地位抬得很高，一个作家如果不写小说，尤其长篇小说，好像就不是作家的；一方面则是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人说写的人比读的人多，虽有夸张成分，却也不无事实。

      我国传统小说一直不被待见，小说家语颇有不经之言的意思，只供人们解颐一笑罢了，并不被当回事。魏晋汉唐宋元明清，无不如此。无非是些掌故传奇，神仙鬼怪。唐之传奇，虽有些情爱内容，如《莺莺传》之类，已算是创作了；不过，也并非自觉的创作，只是文人为售功名逞才之作而已。自宋以后的说书，只在勾栏瓦舍之中，英雄传奇，历史故事，才子佳人等等，已不止限于鬼怪神仙了，却多充满了世俗味，成了老百姓消遣解闷，得其乐者的娱乐方式。

        所以，历来的写小说者，从不敢署名，更不能得到高名厚利，即如所谓经典小说之《三国》《水浒》《西游》《红楼》也无不是无名氏所作。我们现在见到的“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等的署名，或真或假，并不能确定，只是后来的胡适之们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已。

      蒲松龄当年写《聊斋》，只说是“志异”。所谓“志”即是记，“异”当然是猎奇的别称，也不敢妄称创作。目的无非兴之所至，图人快乐而已。

      小说的地位发生巨大改变，是从近代开始的，当然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却也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主张颇有关系。而“五四”运动更是把小说与民族革命紧密联系起来，如鲁迅就以小说而写国民性，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

      自此以后，以青年为阅读群体的新小说与以市民娱乐为旨归的鸳蝴派小说(旧小说)壁垒分明。而从受众欢迎的程度看，当然是鸳蝴派小说更胜一筹。当时，鲁迅母亲就从不读周氏兄弟的文字，只喜欢读鸳蝴小说，鲁迅还为母亲买寄过张恨水的小说。这种尴尬的局面，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九年后。

      一九四九年之后，由于政治的影响，新文学家掌握了文学的话语权，小说以写工农革命，时代变革为主流，而发展到极端，就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一个浩然了。这当然是政治上的需要，而小说娱乐消闲的功能被漠视，这种观点被批判，创作也成了禁区。

      改革开放之后，小说创作出现了一种繁荣景象。不过，还是以传达某种概念的严肃写作为主，所谓消闲娱乐的观念，仍然被正统的小说家们所不屑。

      然而，传统的鸳蝴小说，仍然顽强地生存着，如港台，乃至八九十年代风行于内地的武侠小说，如当下网络上受到热捧的种种类型的网络小说等等，即是其流亚。

        这类小说的特点，是以好读为主，怎么好读怎么写。或者水平参差不齐，甚至有的文笔很粗糙，不过编了个好看的故事而已。可是，它们却受到欢迎。

      严肃的受众少，嬉皮的受众多，真是小说创作的吊诡，也是给某些自命不凡的大小说家一个巴掌。

      窃以为，小说其实不必怎么强调和抬高，即使供人们娱乐却也无妨，只要有情趣不低俗就好。我们现在把小说的意义大大夸大了，煞有介事反而坏事。而在引进西方当代小说创作思潮上，我们的一些小说家有盲从之嫌，食洋而不化。更何况这种引进其实似是而非，有几人懂得原文呢？不过是从翻译而来，焉知不是受了译者之骗？这就更等而下之了。

        小说的娱乐功能，我觉得并不见得不好，丢了娱乐这个因素，小说就不是小说了。我们常说“寓教于乐”，正是这个意思。从前老百姓识字读书的少，但他们懂得礼义廉耻，有做人的底线，就是从小说戏剧中获得的。所以，视娱乐为低俗，必摒弃者，是一种短视，这本身就是错的。

      当下，有一种写作风气，即是驻点创作，所谓深入生活，或带着任务扎下去，不能说没有效果，有的创作也获种种之奖——其实，好小说获奖固可证明，但也不一定，时间久了，获奖作品有不少已被遗忘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了，这也是事实。

      扎根生活，不过是小说创作之一种途径，写小说不能只在一条路上，条条大道通罗马，各人选择，各得其所。

      当然，有一点必须强调，即见好就收，不必硬写，已江郎才尽了，还借着积下的名气胡写乱作，并自炫或让人吹捧抬轿，这就露出其丑态了，不足为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