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长志

《中庸》原属《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孔伋所作（即子思著《中庸》），宋朝时，朱熹先生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南宋以后，“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读书人想求取功名，就必须熟记四书。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等。

关于“中庸”二字，很多人望文生义，以为“中庸”就是乡愿保身，自私自利的处世方法，这显然是不对的。也有人简单把“中庸”理解为不走极端，在两端之间进行权衡折中，把中庸之道等价于折中主义，这显然也是不对的。

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这两句话，后世真正能理解的人非常有限。大部分人对中庸的理解，都是凡事求其两者之间，既不偏左，也不偏右。这样理解就意味着所谓中道，或者说所谓的中庸之道，就只有一个点。离开这一点，无论是过还是不及，都是错误的，这是非常严重的误解。

之所以要反对“过”与“不及”，是因为无论是“过”还是“不及”，从本质上说都是偏激。如果凡事都要求个既不偏左也不偏右的一个中间点，岂不也是一种新的偏激吗？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是对这种理解的明确反对和批判。

《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中庸”的“中”是德性，侧重形而上的范畴，通常所谓“中”，只是德性之“中”的具体应用。《中庸》后文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能看到的“中”不是“中”本身，而是“中”的彰显。从行为角度来说，指既不使自己的行为落在“过”的一侧，也不让自己的行为出现在“不及”的一侧，在这两点之间的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称之为“无过无不及”。至于具体选择其中的哪一点，要看具体情况来决定。在左右之间，选择一段符合自己特质和具体情况的范畴，做出妥当合宜的应对，就是符合中庸之道的。记住，中庸之道是个范畴，是一条赋予人们最大限度自由的道路。

“庸”是常然之理，“庸人”即平常的人，“中庸之人”即能按照常然之理行事的普通人。能依本分，无过无不及，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都是“庸”的范畴。从尧舜孔孟这样的圣人，到贩夫走卒这样最普通的民众，在自己的社会构成中，能守好自己的本分，做好与自己身份相符合的事情，都是“庸之用”的范畴。伯夷叔齐这种惊世骇俗，异于常人的，显然不属于“庸”的范畴。譬如水和五谷杂粮都是日常之物，与珍羞美味相比，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东西；但如果离开这些平常之物，人就会必死无疑。“庸”既最平常，也最重要。“中庸之为德”就是平常普通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日常公序良俗之理，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平常之理。

“中”和“庸”是一回事，不能割裂为二。“庸”是“中”的彰显；“中”是“庸”背后的尽己常理。“中”是从内在的不偏不倚来说；“庸”是从外在的妥当常行来说。能内外表里如一，内里能“中”彰显于外必然能“庸”；外面能做到常“庸”，内里必然能常“中”。按照《尚书》上的记载，圣王治世的时代，无论是尧让位给舜，还是舜让位给禹，说的都是如何把事情做到合乎常道且能恒常久远，这就是“中庸”。

举个例子，盛夏酷热的时候，要想办法解暑，无论是用空调，扇扇子，吃冷饮，找阴凉处等等，这都是合“中”的表现；隆冬酷寒的时候，要想办法保暖，无论是用火炉，穿防寒服，找暖和的地方等等，也都是合“中”的表现。相反，如果盛夏酷热去烤火，隆冬酷寒扇扇子，就是失“中”了。

“至”是“极致”，“其至矣乎”指“中庸之为德”是百姓日用之德，是人所同得的道理，本身至广至大，至平至易，是符合最普罗大众的，愚夫愚妇人人可及，不是高不可攀，难以到达的。“鲜”是“寡、少”的意思，“民鲜久矣”即世道乱了，先王之道衰微凋敝，以前的公序良俗保存下来的很少，大众已经很少按照民德行事了，孔子这么说是感叹世道之衰。

注：不能面向事物，从数量上去求所谓“中”，而是应该反求诸己，向内在心性上去实修实证。仅从数量上去求“中”，无论是先确立一个“中”作标准来判断“过”与“不及”，或先确定“过”与“不及”两端而后去寻求一个“中”，均是在后天思维中考量计较。“中庸之道”就成了一种外在的方法与原则，这就完全偏离了圣人本意。

主要参考书目：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宋）卫湜撰 《礼记集说》(全四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

（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

（南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2020年。

（明）王守仁：《传习录》，广陵书社，2010年

（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疏：《宋蜀刻本论语注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魏）王弼注（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