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在古人眼里，不论是写诗还是作文，都是一件十分严肃和高雅的事情，古人写诗作文如同加工玉器一样精雕细琢，对遣词造句的使用非常重视，容不得半点马虎，更容不得以轻佻的姿态，庸俗的语言，蹩脚的韵律，来亵渎诗文的高雅与优美。

现代诗虽然强调格式的自由、陈述的直率、语言的活泼、思想的新颖，但它并不是标新立异，也不是离经叛道，它有自己的创作要求和审美标准。

对语言的锤炼，意境的营造，节奏的掌控，修辞的运用，现代诗都有一套严格的要求，并不是随随便便断几句话，凑够几行字数就能成为诗。

如果这样认为的话，那么，世上所有人都是大诗人，所有人在日常生活里的对话，都是经典的诗。

这些年，现代诗坛十分热闹，以各种诗人名字命名的“口水诗”体裁层出不穷，像以前的“梨花体”、“羊羔体”、“下半身诗”，一直到现在还非常流行的“废话诗”，给诗歌爱好者带来的震撼，已经不可斗量。

“废话诗”的发明者是1978年10月出生于浙江台州玉环市的郑功宇，本职是默默无闻的影像制作人。工作之余，他以“乌青”为笔名，在网上发表了大量新诗和小说，随着发表作品被广大网友调侃、指责、批评和模仿，导致人们对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最终，他因“废话诗”一举走红，成为当代诗坛的代表人物。

人们之所以调侃、指责和批评他的诗歌，是因为他的诗歌不按套路出牌，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在写作中无视任何规矩和技巧，语言跟白开水一样，并且十分啰嗦。

可以说，乌青的诗歌完全是对诗歌传统的一种颠覆和剥离，正是这样的姿态，让他最终火了。

人们模仿他，是因为按照他的写法，诗歌太容易写了，只要是正常人，哪怕大字不识，能说话就能写出“废话诗”。

先看看乌青的两首诗究竟怎么样？

《对白云的赞美》

天上的白云真白啊

真的，很白很白

非常白

非常非常十分白

极其白

贼白

简直白死了

啊——

《我火了》

我给我妈打电话告诉她

最近我在网上火了

是吗？我妈不会上网，真的吗？

真的，我亲爱的妈妈

这次我绝对没有骗你

我妈听了很高兴，然后呢？

然后我就不火了。我说。

以上两首究竟是不是诗？对现代诗稍微有点常识的正常人，都会持否定的态度。

100多年前，新诗刚在国内发展起来之际，人们对新诗究竟怎样写没有一点经验，于是，闻一多先生经过多年探索，对新诗提出了“三美”的艺术主张和创作要求。

诗歌“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是指诗歌要像音乐那样具有优美的韵律，诗句中要体现出节奏感，韵脚要押韵。绘画美是指诗人要善于提炼诗歌意象，突出诗句的画面感。建筑美主要是指诗句要错落有致，内在节奏要统一和谐。

闻一多这个观点提出后，被各个时代的绝大多数诗人所推崇，直到今天，仍然是评价一首诗是否高下的主要依据。

这下可好，当代诗坛各种体裁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个诗人大显神通，大有一种不把当代诗坛搞得乌烟瘴气誓不罢休的架势。

按照常规经验，乌青的诗歌语言以日常口语为主，陈述方式啰啰嗦嗦，对诗歌的节奏、韵律、押韵、修辞、张力毫不在乎，整首诗看起来都是废话，跟白开水一样寡淡无味，毫无艺术美感可言，简直不忍直视。

把诗歌能写成这样，并拿出来发表，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只能说，乌青对新诗的理解步入了“魔道”，诗歌的审美，在他眼里是审丑，审俗，审怪，越是把诗歌写得丑陋、庸俗和怪诞，越是让他亢奋。他的诗歌越是被大众嘲讽，他就越有满足感和成就感。

然而，面对乌青的“废话诗”，一些圈内外著名人物却给出了好评，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诗人渔舟说：乌青的诗既不是“学院派”也不是“激进派”，而是属于“娱乐派”，他的诗歌既不工整情绪也不高，但叙述的都是生活里的小事，信手拈来就写成了诗歌。虽然大家都说他讲废话，但能把废话写出感情，而且诗人本人认为他在写诗，那么这就是诗了。

作家蒋方舟直言：挺喜欢乌青的诗的，他有其他的野心，他要超越语言。看不懂就看不懂，因为它被写出来，也不是为了被看懂的。

音乐人、诗人周亚平则说：我觉得挺好的，乌同学坚持改变人们对既定诗歌的界定，长期以来，诗歌跟着文学混，都混傻了，乌青让诗回到渺小中来，让我们自己也回到渺小中来，没什么不好。

经过圈内外名人的捧场，乌青创作“废话诗”的信心越来越足，胆量越来越大，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挑起“废话诗”的大梁，跟喜欢他诗歌的人一起自嗨，给沉寂的诗坛带来了不少谈资。

如果从“百家争鸣”的角度来看，乌青的“废话诗”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至少给当代诗坛带来了一定的活力，让诗歌至少还没有被大众遗忘。

依我之见，诗歌有其独立的语言价值和精神价值。诗歌总是在制造语言，寻求以独特的语言进入事物的内部，跟事物的核心进行对话、沟通，然后还原，揭示存在的真实。

诗歌也是一门艺术，它有自己的社会担当。逃避现实，陶醉在个人的自娱自乐中的诗人，绝对算不上是好诗人。

诗歌虽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体性，但它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诗歌中的“我”总是要和诗人所处的时代进行对话，努力地把时代的审美情趣、人文观念、价值理念、文化景观，甚至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等元素都包容进去，这样的诗歌，才经得起大浪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