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决定：生，你有政策，我有对策
一九九一年春季，如玉生下了一个男孩。全家人都很高兴，孩子当然管三丙叫爹，管老才叫爷爷。只不过老才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为这个家庭更是卯足了劲，一刻也不停歇。
吃罢孩子的庆生酒，老才就决定砌新屋了。现在兴砌红砖墙，水泥倒制面的平顶顶屋了。老才是个争强的人，当然不愿意落后。屋场就是坪前的那块菜地，那是老才的“先见之明”，如今显出功效来了。别人为寻块屋场地削尖了脑壳，而老才却有现成的什么也不用愁。
修屋的过程是：首先要做砖，然后买煤炭，装窖，烧窖，出砖，打基脚，砌墙，搞倒制等等。这一切的程序需要付出相当多的劳力，这就需要三丙来显身手了。他像牛一样有用不完的力气，三万块砖全是他一手做的，烧砖用的近两万斤煤炭是他一担担地从马路上挑进屋场的，还有砌墙、粉刷用的河沙，还有把一担担的石灰从窖上担下来，把三万块砖一块一块从窖上拆下来，等等。无不考验着一个人对繁重体力劳动的耐受能力，何况还要捎带着做田土。这些粗重活路老才是捞不起那个力的，但他总是要给三丙操心，也常常打个下手什么的。他还要上课，还要做田做土......他其实也相当不容易。
到冬季，三间倒制房立起来了。但他不准备加第二层，因为他财力有限。
有了新屋，老才和三丙一家就搬进新屋住了。老屋由老丙娘歇了，另外还有煮饭和关牲畜。
临近年关，老才和村里写了合同，将山背后的那座小水库包下来养鱼。合同一签就是好几年，待放下鱼苗后，老才就在塘边上打了个棚子，叫老丙晚上去那里守鱼。
这样，新屋里就剩老才、如玉和那吃奶的孩子了。
在这之前，老才和如玉只有趁老丙和老丙娘不在家时才匆匆做一回，那样太匆忙，也难以尽兴。他们早就盼望着能整晚睏（睡）一床，现在终于如愿了。老才虽然时常觉得有点别扭，在老丙面前也有点愧疚的样子，但他在心里总能找出很多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比如为了这个家等等。
如玉倒不觉得什么，反正一个正常女人需要一个正常的男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偷自己的公公比偷别的男人总是利多弊少。
总之，日子久了，他们都麻木了，都不去想那么多了。他们上街或做其他事总是出双入对。村里人总是在他们背后指指点点，久而久之，他们对这些反应也麻木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老丙和他娘没什么反应就行了。
新屋里虽说在两间屋里安了两张床，但门一拴，他们就做了一床。在床上，凡是男女能做得出来的花样他们都无数次地做过了。五十多岁的老才虽然觉得过瘾，但常常有点力不从心。但二十多岁的如玉则如鱼得水，汪洋恣意，十分的快乐和满足。
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一切好像都无可厚非。
一九九三年，如玉好像又有了。这回老才有点紧张，因为计划生育搞得很严，头胎是个男孩，不允许生二胎；头胎是个女孩，则要等母亲二十八岁，女孩四岁以上，还要办了准生证，才能生二胎。
如玉怀了二胎显然是违法的。
生不生呢？如今计划生育政策虽是如此，但农村里没有一对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因为他们没有铁饭碗可砸，所以政策对他们的约束力有限。如果别人有二胎、三胎甚至四胎，而自己没有，那就亏大了。在农村人多为王的观念始终根深蒂固。老才虽是老师，但作为农村人，他难以摆脱这种观念的束缚。
所以决定：生。你有政策，我也有对策。
在如玉的肚子大得能让人看出端倪的时候，老才就叫她躲在屋里，不要露脸了。对外则宣称她去了广东，一年四个季度的妇检条子呢？则能托就托，不能拖就开后门，开不了后门就造假，造不了假就罚点钱，不缴罚款捉你的牛猪，搬你的家具和撬你的门窗，如此而已。人们用的招数不外乎就这么几种而已。
如此数月后，如玉又生下一个男孩来，老才好生欢喜。可是还没出月子，乡村搞计划生育的就找上门了：
两件事：一是交罚款，而是落实节育措施。
罚款好说，凭老才的三寸不烂之舌，旁征博引，又是横向比较，又是纵向引伸，无可奈何之下，计生队不得不大大地打了折扣让老才交了点钱。
节育措施呢？上环，避孕套之类，不行。要结扎！可如玉月子里，好像不能做，那么就男扎！
于是，不由分说，像抓逃犯一样，老丙被捉去了。
第二天，老丙被送回来了。吩咐:休息几天。
这样，三丙那本来就不争气的根，算是彻底的断了。
村里有无聊者问：“老丙，杆杆还旺不旺得起？”
“旺你个鬼脑壳！”三丙汹汹地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