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五年，殿试大考的前一天晚上，军机处里传来这样的一场对话：

“毕沅兄，皇帝一看你的字写得那么丑，还不把卷子扔了！”军机处的诸重光用不屑的语气对同僚毕沅这样说道。

“就是啊，毕沅兄做回好人，你替我们俩值班，如果我和重光兄高中三甲，今后一定会关照你的。”另一个同僚童凤三随声附和。

只见这位名叫毕沅的，憨厚地一笑，说到：“好的，我自己一个人值班，两位仁兄好好准备，祝你们金榜题名！”

没有想到，几天后，这个在军机处值夜班，被同僚瞧不起的毕沅，却被乾隆皇帝钦点为新科状元！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毕沅，早在乾隆十八年 （1753年），他24岁的时候就考取了举人， 取得了参加会试的资格。但由于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毕沅采取了边工作边复习的方式参加会试。可是，由于工作繁忙，能够用于学习的时间很少，毕沅前两次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

毕沅做的是什么工作呢？就是以举人的身份被选入军机处担任军机章京，说得通俗一点，就相当于军机处里当秘书，负责记录档案和查核与传达奏议等文字工作。

在清代，举人们想要在仕途更进一步发展，都必须再经过会试和殿试两场大考试。其中又以皇帝亲自阅卷评定名次的殿试最为重要。

会试和殿试是每三年一考，乾隆二十五年，又到了会试和殿试的“高考年”。毕沅与军机处的另两位同僚诸重光、童凤都顺利地通过了会试。但能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进入前三名，夺得状元、榜眼、探花，就看接下来的殿试成绩了。

殿试的前一晚，正好轮到毕沅、诸重光、童凤三3个人在军机处值班。

诸重光和童凤三觉得明天的殿试太重要，便想回寓所复习，为明天考试做准备。毕沅为人老实厚道，诸重光和童凤三便和他商量，让他一个人留下来值班。

诸重光毫不隐晦地说：“我和童凤三的书法比你好，明天我们有可能问鼎一甲，所以必须抓紧时间做些准备。你的字写得太丑，明天即使榜上有名，殿试时也不可能取得好名次。”两人还说一定会铭记他的友情云云。

那时的殿试考试，考官对书法比较好的考生比较偏爱。只要文字工整漂亮，卷面分就会很高，哪怕文章差一点也有望取得好名次， 反之则难获优等。

毕沅也知道自己的字确实写得不怎么样，何况他是个助人为乐之人，于是就成人之美，毫无怨言地留下来值班了。

诸、童二人离开后，闲着没事，毕沅翻开书，也开始为第二天的殿试做准备。然而，也许老天偏偏为难他，这时来了急活。皇帝突然发下一份公文，值班“秘书”必须及时处理。

这是陕甘总督黄廷贵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一份“朱批奏折”。

根据清朝奏折制度，皇帝接到奏折文书后几乎全要批谕，就是皇帝对本奏折给予答复意见，这种批过的奏折叫“朱批奏折”。朱批奏折由军机处“录副”（誊写一份）后，原本发还上奏人，以便上奏人依照皇帝的批示执行。

毕沅接到奏折后认真誊写了一份，廷议中有很多有关屯田的建设性的意见也让他眼界大开。

第二天一大早，刚值完夜班有些疲惫的毕沅和看起来准备颇为充分的储重光、童凤三一起来到了殿试考场。

殿试不同于会试，不考八股文，只考时务策一道，也就是写一篇时事政论文。殿试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考察考生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由此确定名次并分配工作岗位。

殿试的题目都是由皇帝钦定的读卷大臣共同拟出若干题目后送皇帝圈定其中的一个。读卷大臣头一天在文华殿临时准备好题目再呈交皇帝，所以根本没有人提前知道殿试的内容。

这次殿试的试卷一发下来，毕沅先是大吃一惊，接着喜上眉梢，当即就提笔书写，刷刷……整篇文章可以说是一挥而就。

天底下竟然有这样巧的事，原来殿试的题目，就是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时务策！

毕沅昨天晚上对陕甘总督奏折中的情况汇报、提案以及皇帝的批示了然在胸，他又加上自己的见解，最后呈上的卷子哪里是临时发挥的考场作文，而是边疆大臣、皇帝与他一起经过精心准备的《筹边安邦策》!

美中不足的是，毕沅楷书不太好，初拟名次时，读卷官不敢把它放进一甲，而是排在二甲第一名（也就是第四名），暂列一甲第一的是书写漂亮的诸重光的考卷。

等到第四天，乾隆皇帝在中和殿最后审读前10名试卷。看完前3名的文章，乾隆帝摇摇头，觉得文章缺少新意。

当审到毕沅的卷子时，乾隆帝眼睛一亮！这份试卷立论高远又切合实际，不仅与自己的想法非常吻合, 而且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于是乾隆龙心大悦，朱笔一挥，毫不犹豫地将其钦点为状元！

毕沅另两位同僚成绩也不错，诸重光为一甲二名榜眼，童凤三二甲第六名。这两人后来得知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后，只能感叹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储重光、童凤三感叹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没错，机遇对于人生走向很重要，人的一辈子也会遭遇很多偶然。但问题是，凭什么机遇会垂青某个人？侥幸成功的背后是否还有必然？

出生于江苏太仓的毕沅，他小时候的家境并不好。他幼年丧父，全靠母亲把他培育成人。毕沅的母亲张藻是娄东颇有名气的才女，为西冷十子之一，著有《培远堂诗集》。她不仅能诗，而且学问渊博。

张藻年轻守寡，生活不易，但她不辞艰辛，一心让儿子读书考取功名。

毕沅在母亲的调教下，6岁能读《诗经》《离骚》，10岁便通晓声韵，能诗善文，被人称为“神童”。

这时，张藻心中却不安起来，她见毕沅有点沾沾自喜，担忧他听惯了赞扬声，从此不思进取，成为现世仲永。于是，她咬咬牙，把年仅十余岁的毕沅只身送到百里之外的苏州木渎镇，拜著名学者、诗人沈德潜和经学大师惠栋为师，让他进一步拓宽视野，增长学识。

张藻对儿子管教非常严厉。即使毕沅考中状元当官，她依然不肯放松。当毕沅离开京城到陕西任巡抚时，张藻还以母亲特有的情怀，作54句《训子诗》，殷切期望儿子：“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张藻病故后，乾隆皇帝特赐御书“经训克家”四字对其褒扬。

毕沅的成功离不开他母亲一生的教育。他为了不忘慈母之恩，特将自己的书房叫作“经训堂”，将自己的诗文集名为《经训堂集》。

毕沅学习非常刻苦。沈德潜的学馆之中有不少富家子弟，饮食起居有家眷僮儿相伴，衣食无忧。而毕沅家贫，只能孤身租住在镇郊灵岩山麓的一农户家中，条件十分艰苦。因此，也常遭那些富家公子的讥讽。

有一天，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不一会儿功夫，学馆门前的永安桥、山塘街都被大雪笼罩了，天气十分阴冷。富家的公子哥们搓手跺脚，没有心思听课。只有毕沅一人正襟危坐，认真听讲，唯恐漏了一个字。沈德潜逢人便夸，说毕沅一定会有所出息。

毕沅过了十六岁的时候，母亲为他四处寻亲。无奈家境贫寒，无人提媒。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几年，有一天，毕沅父亲的同窗好友高士祺来看望他们母子。虽然毕家家境贫寒，但是高士祺看毕沅人品很好，学问也不差，于是就把小女儿许配给他。

毕沅与高家小女儿结婚以后，两人的感情非常好。但是高家的另外两个女婿都是家财万贯，经常取笑毕沅的贫穷和老实。毕沅面对别人的嘲笑，对妻子说：“从今以后，我发愤读书，一定要考个功名回来，不然我就不进这个家。” 

妻子以为毕沅在说气话，听了并未往心里去。没想到，毕沅果真离开家，在湖畔租了一个小屋，专心读书。有一次连降暴雨，他的小屋眼看就要被水给淹了，可是他仍然坐在里面高声咏读。一个打鱼的人看见后高声呼喊，他竟然都没有听到。

毕沅在24岁的时候，人生终于见到曙光。乾隆十八年，他在乡试中考上了举人。

清朝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只要到吏部注了册，就可以成为候补官员。当然最后被授职的很少，每年通常只有几十人。由于毕沅学绩优秀，为人忠厚口碑好，在28岁的时候，他谋得了内阁中书之职，不久他又被选调到军机处担任军机章京。这样一来，有了一定收入，就可以养家糊口了。

志存高远的毕沅当然不会满足于现状，他始终不忘母亲教诲，暗下决心光耀毕家门第。谋职以后，他边工作边备考，相当于做“勤工俭学”。

毕沅的求士生涯并不是坦途，他考取举人后，在向进士迈进的时候，参加两次会试，都以失败告终。然而，他并没有气馁，继续发奋学习。辛勤努力终于有了丰厚的回报，在参加第三次会试时，毕沅不仅顺利过关，而且最后在殿试中一举夺魁，高中状元。这一年，他已经31岁。

“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的人。”这句名言，多少人耳熟能详，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依然只是祈祷好运降临，而对“准备”二字无动于衷。

如果说毕沅值班时偶然看到了与殿试内容密切相关的材料，此事确实有些侥幸的因素，但当我们了解了他的求学经历后，会发现：慈母的严格管教，老师的辛勤培育，以及他自己的勤奋努力，才使得这个状元来得虽是“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

古人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做人既要勤奋上进，自强不息，也要老实厚道，厚德载物。毕沅不光学习刻苦，他又是忠厚老实之人，为人处世，宁愿吃亏。不与同僚斤斤计较，这才有了意外收获。厚道人有福报，毕沅摘取状元桂冠的“幸运”，就是他修来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