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花了四个小时终于把巴金先生1946年12月31号完稿的这部作品读完了。
二十一世纪的我没有经历过作者所在的那个年代的所经历的侵华战争、内战……所以也体会不到作者所描述的故事里面的悲惨生活，更就没法为主人公汪文宣这样的小职员的遭遇产生共鸣。正如作者所说：“他想要表达的是他所在的那个动乱的年代，不正常的制度和国名党治理下的基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艰难和困境。许许多多像汪文宣一样的小公务员、来自小资产阶级的“花瓶”式的曾树生和婆婆为了生活，生存的压力显然让这样一个家庭最终分崩离析。巴金笔下的汪文宣只是这样一个代表。
写作背景：抗日战争，内战，军阀割据，百姓民不聊生，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在恐惧中。
主要人物三个：
1，汪文宣
典型的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做校对工作的小小公务员。性格懦弱，胆小，敏感，自私，老实。
在单位，是大家眼中的老好人，工作兢兢业业，科长一个咳嗽也是要自责好久的人。只有钟老一个朋友。
在家，处理不好母亲与妻子之间关系的老好人。懦弱无能到极致，口头上一切都是替别人再着想，怕母亲洗衣服洗坏手在那么拮据的时候还让母亲把衣服包给洗衣工去洗，宁可花1400元钱。
生了肺病，也不舍得去医院尽早治疗，整天抑郁地吃，躺，睡。为啥就不能对生活乐观一点呢，这样或许对病也好点。口口声声不愿意花妻子的钱，但还是花妻子的钱看病吃药。对自己母亲更好一点，其实作为丈夫，夹在中间的确两头受气，但是一方面可以劝说自己的母亲要学会接受新时代的女性，不要总是带着旧社会的那一套要求儿媳。这说白了就不是谁对谁错的事，是新社会和旧社会之间的矛盾，她们都只不过是这个矛盾的牺牲品。如果互相理解一下，也不会导致在争吵中加剧儿子的病情。
归结到一类，母亲是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由于现状的逼迫，不得不放下身子去做苦活，她也算的上是旧时代的“花瓶”吧。
而儿媳树生何尝不是讨厌花瓶呢？为了生活所迫，还不得不做她所讨厌的那个“花瓶”，她眼中的自由是什么？她要远离她那个黑暗，抑郁的家庭，可是她不管做什么，终究离不开造就那一切的制度，她也终究会是牺牲品。这就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吧。
2，曾树生
汪文宣的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和仪式的妻子，没有被汪文宣母亲口中所谓的“红轿子抬过，更没有裹过脚。”属于新时代的女性，在银行上班，曾经和丈夫有办“学校”的远大梦想，可是现实生活深深浇了冷水。
她在家受婆婆冷嘲热讽，要被婆婆抢夺柔弱的丈夫的爱。她有女人的虚荣心，好面子，可是这一切她的丈夫是给不了她的，我觉得她的所做所为也是合乎情理的，丈夫吃药得花钱，孩子上学也要花钱。那她也不想做“花瓶”，但为了生活，她忍受着做了，可是换来的是丈夫的不理解和婆婆的嘲讽，她也是受害者。
3.婆婆
婆婆非常心疼儿子，甚至为了儿子不惜一切代价。可是怕儿媳夺走自己的儿子，对儿媳百般挑剔，总是用旧社会那一套标准来看儿媳的所作所为，不断激化矛盾。正好儿子的软弱无能加速了悲剧的发生。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她也是可怜人吧，儿子早年得重病，身子骨一天天的憔悴，作为母亲，她需要承受的痛苦也不少。如果单纯去责怪她，也不对。
综合以上，我们不能怪罪故事中的人，是那个时代的制度造就了他们最终的悲剧，我们没有权利批判任何一个故事中的人，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他们始终奔波在生与死的路上，那无灯的寒夜总是那么长，多少悲剧仍在继续，又有谁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