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瑞金路口曾有一家不小的音像店，我不记得为什么进去买了那盘磁带，黑色的背景，四个男人披散着长发，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英武的叫丁武，秀气的是张炬，那是我第一次听正经的摇滚或者金属，第一次看见男人可以留这样长发，听见歌可以这样唱，那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叫《梦回唐朝》，不过我最喜欢的是《飞翔鸟》《太阳》和《月梦》。
唐朝是梦，陈凯歌也做了一个，开头就是一连串华丽而飞快的长镜头，让我们跟着他的白居易去看——想到《画语录》里王季迁先生说的，这就是他伟大的地方：用不着把力量摆出来——就好像王先生评论的另一种笔墨，看起来有力，但是所有的力道都已经使出来了，已经竭尽了。
《妖猫传》是好看的，但仅此而已。
同样的时间，镜头移动的快，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东西；同样的条件下，我们要看到更多的东西，要更宏大的场面，就没办法在每样东西上下更多的功夫，所以我们也只能快一点，不用经受推敲。
《刺客聂隐娘》很慢，有时就好像静止的油画，需要细细的观察和欣赏。
谢海盟在《行云纪》里解释侯孝贤的刺客，他们长时间的隐没于浮华世界的阴暗中，会随着檐下的日影移动，他们和你喧嚣的生活近在咫尺，却悄无声息了无踪迹，他们一直在等待那个一击必杀的时刻，如果等不到，就放弃。
听到唐朝之后有三两年，我已经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在另一座城市，有个同学在学吉他，每当有女生到宿舍来，他就抱起吉他，盘坐在他的上铺，深沉的拨弄几声，这事儿每每被我拿出来取笑，但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长时间的呆在书店里，寻找一些“不同”的书，那天我买了一本蓝色的厚书，封面上有唐三彩模糊的淡影，骆驼上载着四个舞乐的胡人，这本书还有个让我无法忘怀的外国名字——《撒马尔罕的金桃》，内容却记不得了。
据说日本作家梦枕貘高中时就想要“想出梦一般的故事”，他历时17年，耗尽2600张稿纸终写出《妖猫传》。而白居易头痛，请人画貘屏风以辟邪，此后果然不再为头风所苦，留下一篇《貘屏赞》。
这其中似乎会有“庄生晓梦迷蝴蝶”一般的回环……
我觉得我们那个如梦的唐朝，或者唐朝的梦，至少有一半是源自唐诗。
有一个外国老头，起了一个隋唐时代的中国名字——宇文所安，当年这个美国南方小子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里苦读诗歌，初次接触中国诗，自此迷恋，沉吟至今，于是有了后来的《初唐诗》《盛唐诗》《追忆》等诸多著述，其人简脱，喜俳谐，自言其父尝忧其业，中国诗无以谋生，而后竟得自立，实属侥幸耳。
宇文所安在《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 (827-860)》的导言中写到：
晚唐诗常常回瞻，这个时期的很多诗人都以回顾眼光的热烈而著称。过去的迷人时刻，无论是历史的还是诗意的，都引起他们的注意，萦绕着他们的现在。中国诗人如同欧洲中世纪诗人样，总在某种程度上往回看，但对很多晚唐诗人来说，过去的回响和踪迹具有特别的光晕……
到了九世纪中叶，玄宗朝（始于八世纪第二个十年，延续至 755年的安禄山叛乱）已成为具有传奇色彩的辉煌时期……
沉迷是一种排除外部世界、内省及孤立某一特定事物或范围的方式。沉迷的形象在这一时期的诗人和诗歌代表中承担了重要角色。我们看到将诗歌作为独立活动领域的感觉越来越强，诗歌要求绝对的投入，“诗人”成为一种独特的类别。诗歌创作继续被唐代知识精英各阶层所共同实践，但我们发现有些群体倾注全副心力做诗，视诗歌为一种使命，而与此相对的是在朝廷的圈子内有些人对“诗人”越来越轻视。随着诗歌成为一个独立的献身领域，像僧侣献身佛教一样，诗人开始视自己的诗歌为一种积累和“遗产”，如同土地、商品的集聚，或如同终身仕宦生据或佛教实践的“功德”积累。很少有诗人像白居易和贾岛那样截然不同，但我们发现两人都筹划以手稿的物质形式积累自己的诗歌作品……
即使只是在唐朝尚未完结的晚期，伟大盛唐便已披上了迷人的光晕，更不用说，中国人世世代代吟咏歌颂，文化构建仿佛地层般层层沉积，愈发深厚，而那光芒却不曾黯淡，闪耀如新。
不由得想起程蝶衣……
对有的人而言《霸王别姬》就好像盛唐一般不可逾越的高峰。
当我们把所谓爱情和梦想大肆直接拿出来表现，虽然有时还是会有少年青涩和激扬，但多数时候，它们就显得浅薄可疑。
《刺客聂隐娘》里那段青鸾舞镜是电影里最美的片段之一。
我会联想到《汉尼拔》医生的话：
鹞鸽喜欢高高地飞到天上，然后炫耀着翻着筋斗俯冲下来。鹞鸽分为肤浅的和深沉的两种，但当两只深沉的鹞鸽结合后，它们的后代往往会俯冲撞地而死……
莱丽斯探员是只深沉的鹞鸽,希望她的父母中有一只是肤浅的鹞鸽……
可能不同于别人的理解，也许我的想法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误解，我总觉得这段话说的是深深隐藏的孤独、沉迷、执着和相惜。
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三：
罽宾国王买得一鸾，欲其鸣不可，致饣希金繁，飨珍羞，对之愈戚，三年不鸣。夫人曰：“尝闻鸾见类则鸣，何不悬镜照之？”王从其言，鸾睹影悲鸣，冲霄一奋而绝。
舞台上的虞姬倾倒众生，我看到戏里戏外程蝶衣一步一步将生命生生从世界中抽离倾注其中……
《行云纪》开头写了《刺客聂隐娘》的缘起：
起头的当然是侯导，侯导自幼就爱笔记小说、武侠小说，想拍聂隐娘，大概是八○年代当导演以来就有的梦想，然而始终搁置着，除了早年种种技术问题尚待克服外，最重要的是，侯导始终没遇到他的“聂隐娘”，如此直到舒淇的出现。
然而《刺客聂隐娘》并未在《千禧曼波》之后就能展开筹备，其故事的展开，又有赖于另一位重要人物——饰演磨镜少年的妻夫木聪。聂隐娘的性格幽暗曲折，要何等样的人物能引出她埋藏的性格，那封存了她童年纯真的另一面？侯导的答案是，要一个笑容灿如阳光、能让观者也想与之同笑的人，这个人，就我们所知，只有妻夫木聪，侯导不只一次表示过，聂隐娘的故事“就是在看到妻夫木聪的笑容起开始构思的”。于是，由舒淇起的头，妻夫木聪展开的故事，终于促成了《刺客聂隐娘》的诞生。
侯导外务多，《咖啡时光》、《红气球之旅》皆是受委托拍摄的，《最好的时光》算是赶鸭子上架，这一忙几乎又一个十年过去。千禧后的第一个十年尾声，侯导终于能进行他真正想望的拍摄工作了，首先是在自家闭关一年，研读各唐代史册，撷取少少的记录（新旧《唐书》、《资治通鉴》中有关嘉诚公主、魏博田家、元谊一家的记载，往往就短短一行而已），从各史实年代中，卡出一个足够放入《刺客聂隐娘》故事结构的空间，即西元八○九年，唐宪宗元和年间的魏博藩镇。
这是侯导埋头苦干的死功夫，整整一年的单人作业，到天文与我加入编剧工作，已是零九年（正好距离《刺客聂隐娘》一千两百年！）的夏天……
当我们三人的编剧工作开始，另一头，早按侯导吩咐读过种种资料的舒淇老神在在，各片约照接不误，因为她很清楚，离开拍可早得很！
紧接着，谢海盟又谈起”冰山的一角“：
《聂隐娘》本出裴铏所著《传奇》，然几经改造，已是全新的故事了，可怜的原著男一号，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在电影里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剧中人物当然得从头塑造起，塑造一个人物，我们称“造一座冰山”（典出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每一个人物都是一座冰山，人物展现在电影中的部分，是冰山露在海面的一小角，然而这一小角要足够精确，免不了得打造完完整整的冰山，包括海面下隐而不见的大部分，这一大部分，具洞察力的观众是能够体悟出来的。
打造冰山，准备远远超出会呈现在电影景框的东西，这是侯导拍电影不变的习惯。侯导自述这种创作习惯来自不得已，是台湾电影拍摄环境使然，遇上差劣的拍摄环境，很多东西拍不到就是拍不到，拍摄时时刻刻都要调整，只有建构了完整合理的人物角色，才会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有个几近于直觉的判准，避免发生与其性格全然违背的精神分裂状况。
如此创作方式，有时也会发生喧宾夺主之事，如《悲情城市》。《悲情城市》最初的构想与现在我们熟知的电影剧情几无相同，或许已有人不解，《悲情城市》何来的“城市”？这“城市”是九份山下的基隆港，原始版本是发生于现在版本之后，彼时，少女阿雪已然成年并接掌男丁凋零殆尽的家族事业，成为基隆港在地的大姊头，老《悲情城市》故事便是铺展在大姊头与来自香港的黑帮人物之间，这样的设计，是为配合当时片商提出、由当红的歌仔戏生角杨丽花与周润发分饰两人的构想。然而侯导照例建构大姊头的背景，她的过去、她的成长经历、她何以走到眼前这一步，却对大姊头的小叔产生兴趣，这位只存在于她童年记忆中的小叔，沉默老实，与家族事业全无干系，是电力公司的小职员，每每台风过后，会将修理工具与便当系上腰间，从山脚一路修电线杆修到山顶，幼年的阿雪也总爱跟着一起去。侯导追着这位小叔的设定，造就了今日我们看到的《悲情城市》。小叔和阿雪都还存在片中，惟叔侄俩主客易位，小叔便是梁朝伟饰演的林文清，职业由修电工转为开设照相馆；阿雪的角色也未消灭，转为并不起眼却目睹一切的沉默见证者。《悲情城市》叙述的故事是原始《悲情城市》中大姊头的童年回忆，两部《悲情城市》互为前后传。
读到这里，有了这种感觉，有的人拍电影是在拍电影，而有的人拍电影就好像是在玩游戏。
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写到：
即使在最简单的动物层次上，游戏也不只是纯粹的生理现象和心理反射。它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活动和心理活动的范畴。它有一个意义隽永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具有特定的意义。在游戏时，有一种东西在起作用，它超越了生活的眼前需要，它给行为注入了特定的意义。一切的游戏都具有特定的意义。
真正而纯粹的游戏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之一。
我不能完全同意赫伊津哈，但也不能不赞赏他。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游戏是没用的，没有意义的，是浪费时间，或者说，是用来打发时间的。
但很多时候，有的人，确实是在认认真真的，甚至是完完全全投入的在玩游戏。
如果我们要说，世界真美好，我得说，这里面一定有认认真真玩游戏的人的功劳。
豆瓣网友drunkdoggy有天发广播推荐《小说机杼》，她引用了译者远帆的话：
伍德说的是，写作和人生都没有捷径，都不靠聪明而是靠深情。
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抑或某个我已经遗忘的出处，我会在心里念叨：
唯情深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