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原文】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这一段相对比较容易理解。涉及到两个群体，“国之大臣诸大夫”治人，“农民”治于人。用《论语》里的概念，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当然这是社会阶层意义的君子小人，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治人者自己是不生产任何物质资料的，他们靠治于人者缴纳的赋税生活。古代原先把这两个阶层的界限分得非常清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一种界限。到战国时代，这种界限比之前要模糊，但还是有。
这里说的是，贵族君子，就不要“居游于百县”了。春秋以降，各国推行县制，以取代封建制。两者有何分别？封建制下，土地封给卿大夫作为采地，就不再属于国君，包括土地上的人民，都是该土地封君的私有财产。封君实力过强，容易对国君造成威胁。事实上，春秋以来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政治危机，有的挺不过去就直接政权更替了，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包括晋国历史上的小宗代替大宗，经典的郑伯克段于鄢故事，都和这种制度不无关系。推行县制的好处，在于县仍归中央或郡统属，县的地方长官（秦汉大县为县令，小县为县长）是中央委派，只行使治理权，而不实际拥有土地和人民。封建制下，一地的人民可以只忠于此地的封君，而不忠于国君。县制下，则全部忠于一国之主。所以，推行县制是出于中央集权的需求（注：早期县普遍设置于边境，还有军事管理的需求）。
这里用“百县”指代全国，贵族君子，不要在国内到处乱跑了。不跑的话呆在哪里呢？当然是要么呆在朝廷，要么呆在自己的封地。你有自己私有的土地和人民，不要来扰乱国君的土地和人民。特别是不要做博闻、辩慧之事，不要在民众面前夸夸其谈，吹嘘自己的经历见闻。这样，农民就不会受到影响蛊惑，“无所闻变见方”。“闻变”容易理解，农民每日劳作，鲜少四处游历，所涉及的无非本乡或田间的稀松平常事。贵族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当然入耳新鲜，觉得世界好像变了。“见方”怎么理解，有人把“方”训作“仿”，“见方”就是效仿。民国人简书把“方”解作“方术”，“见方”就是听说各种和农民本业无关的理论、技术。先秦，“道、术、法、方”这几个字有时可以通用，泛指制度、规律、方法；有时又有明确界限，比较复杂，这里不赘述。个人认为“见方”释作“效仿”更好一些。
《商君书》认为，贵族不乱跑、不乱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脑子灵活一点，心思活络一些的农民，可能给个平台、途径，他就转业了，现在没有贵族来充当平台和途径，他们就“无从离其故事”。“故事”指原来从事的职业。而蠢笨一点的农民，本来就不聪明，也不好学问，只知道“疾农”，拼命干活。那么，土地开垦的效果当然更好了。
15【原文】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这一段文字略佶屈，大家在通行底本严万里校本的基础上，观点不一。有认为漏了一些字的，有认为多了一些重复性语句的。中华书局全注全译版，大概是采用了高亨先生的意见，添了六七个字。我的意见相反，认为前人抄写时有几句重复了，所以重新整理和做了句读，大家可以两相参考。
整段话讲的是军市管理。学界对于军市的专业研究还很稀缺，因为传世文献里相关记载本就少，大多是为了提其他事情顺带提一嘴。
大概来说，军市就是军队较长时间驻扎在某地时，在营垒中设立的临时市场，以解决军队和军人的日常所需。当地的百姓，特别是专业商人，可以通过售卖物品给军队获利。同时，军队会收取一部分交易税，称作“市租”，作为军队的备用资金。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三方有利的举措。
大凡利益汇聚之处，都容易涌动贪欲，成为藏污纳垢场所。市场就是典型。所以汉兴，曹参在齐地主政，别人给他出的主意就是对市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非完全放任不管，而是在不影响稳定的前提下，让曹参默许市场运行中的一些潜规则。
军市又是一种特殊的市场，军队的性质，对市场管理要求更严格。比如这里说的，“令军市无有女子”。先秦至汉，女性从商的现象非常普遍。不过军队里，总是不提倡出现女性，古人认为会影响士气和风气。《商君书》后面“兵守篇”有“壮女为一军”。有些研究者认为是军队有女子的印证，和此处矛盾。其实不然，兵守篇讲得是敌军来攻我城邑时的特殊应对，并非常规。而且就算矛盾也不重要，《商君书》各篇，本来就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不能当作是商鞅一个人的思想，出现彼此冲突的观点，正常不过。这个常识一定要时刻放在心里。
“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这个“令”字可能是衍文。整句是说，军市里的商人要自备防具和武器，随时注意军队的动向。“甲”指防具，“兵”在古文里通常是指兵器，而非指人。“兴”有发动、发起的意思，兴建就是发动建设，兴军就是发起战争。照这一句来看，军市里的商人，一旦遇到战争突发，也有义务参战，只不过装备要自给自足。
说到这里，顺带提一下著名的睡虎地秦简中的《魏奔命律》。内容是征商籍、赘婿等人从军，在军中只给他们三分之一的口粮，并且不给荤。遇到攻城时器具不足，可以优先拿他们去人肉充填壕沟。（贾门逆旅赘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予肴。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壕。）商人的社会地位可见一般。
紧接着是，“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禁止个人私自把粮食运到军市买卖，那么各种阴谋奸计就没有产生的环境了。粮食是军队的命门，必须统一管理和运输，不允许有个人途径。
到这里，作者所提倡的观念就都说了，一共是三条，针对女子一条，针对商人一条，针对私下粮食交易一条。《垦令》篇所有的行文，结构都是一致的。先说作者所提倡的观念，再说这些观念会引发的效果。观念和效果，前后是相互对应的。
所以我们来看效果是什么，一是“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稽”。这显然对应的是“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假如允许粮食交易，一定有人想办法偷盗军粮来营利。而为军队运输粮食的百姓，也会尽量多带一些粮食，在完成运送任务后，去市场上贩卖获利，长时间停留（私稽）。“私稽”的问题是什么，一是增加市场管理成本，二是让农民增长了逐利的心态，影响他们回归本籍复农的时间，后面还有类似的例子。
第二个效果则是“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对应的应该是前文“女子和商人”那两句话，否则那两句话就失去了存在意义。商人如果需要自备甲兵，又有作战义务，运营成本和风险都较高，会自动排除一些轻惰取巧之人。《商君书》认为没有女子，也让一些轻浮行奸之辈兴味索然。
而这一切最终的效果，还是要归结到垦草上来。对军市严格管理，终极目的是减少农民干农耕以外事情的机会，同时控制粮食在其他途径白白损耗。
16【原文】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则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敢更其制，”这一句不同版本有不同句读，或者添字。比如中华书局三全本综合孙诒让和王时润的意见，把“从”“迂”二字连读，并认为应该是“徙迁”的讹写。
我采用高亨先生的观点，认为应在“则从”处句读。此处是说全国所有县要采取同样的法律制度，则天下官吏不得不尊从执行。具体来说有两个效果。第一是“迂者”不敢轻易更改国家制度，“迂者”指什么，或释为“邪僻之人”，即不守规矩之人；或者也可解释为做事迂远之人，喜欢在简单的事情上玩花样，兜圈圈。本来一个流程就能解决的政事，他偏要增加细节、增设过程、增饰礼仪。除了“迂者”以外，后文还加了一个“代者”，“代者不更”，是说继任的官吏也不能根据心意，随便对制度作出调整。这样一来的好处是：“官属少而民不劳”，政事没有额外的增饰，政令不朝令夕改，也就不用增加相关的工作人员，更不会频频去扰乱民间的生产活动。
“百县之治一形”第二个效果，是犯了过错以至于耽误政事的官吏（过而废者），不能随意地改变律令规定，来为自己掩饰错误。“官无邪人”，官府因此无法藏污纳垢，各项职能全部按照既定的、统一的政策执行，因此“民不敖”。王时润解释“敖”字为通“遨”，遨游之意。百姓不用四处遨游，以躲避邪官。
综合以上，最后得出的结果是农民有了更充裕的时间（农多日），不用应付额外的政令（征不烦），可以更专心地埋头耕作，发展农业（业不败）。
从以上讲解可以看到，这一条理念针对的，主要是基层官吏，特别是县吏。作为一种春秋以来新出现的行政单位，县的一把手长官，各国叫法也不一样。鲁、卫叫做县宰，楚叫做县尹，齐叫做大夫，晋起初也叫大夫，进入战国时代改称县令。秦随三晋，也称县令，后把其中一万户以下的小县长官单独称为县长。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句，一国之中，真的可以做到“百县之治一形”吗？
答案是否定的。战国后期，以郡统县的格局基本定型，从各种史料来看，各郡的治理风格都大相径庭，何论郡下之县呢？郡的第一长官为郡守（后世改为太守），“太守于一郡无所不统，实一方之主，拥有高度自主权。”这句话虽是严耕望先生用以评价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但也可参见先秦实况。郡守控制着本郡和下属各县的官吏、政事、刑狱、财政、军队等事无巨细的大权，可以相当自由地决定治民风格，事实上，这正是有循吏和酷吏之别的原因之一。所以，全国都采取同一管理制度，只能是落在大原则上的设想，越到基层事务的细节操作上，越难实现。
另一个可以引申的话题是，众所周知的“统一度量衡”，也是“百县之治一形”的体现。很多人概念里，这是秦始皇帝统一之后的杰出功勋。此话没错，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它并非是秦统一之后才有的创新。《管子·君臣上》曾提及：“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先秦各个政权，都或多或少在自己统辖境内推行了一部分。特别是度量衡的统一，“度”用来校准长短，“量”用来校准体积，“衡”用来校准轻重。统一度量衡，除了方便百姓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意义是和礼制、税收有关。大家知道，礼制下不同等级的身份，用什么大小的器物，都是有规定的。而先秦税收，大多数是收实物，比如谷物和草料。这时候就需要对体积和重量进行统一的称量。统一度量衡，站在政权立场，有便于管理的目的在内。故不必要等到全天下统一，就早已在各国内部尽量推行了。秦始皇帝所作的贡献，实质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了这些政策。后世出土过很多秦权，所谓“权”，就是官方制作的标准重量的砝码，全国各地所用的砝码，都要参照它的重量来制作。这就是“百县之治一形”的一个实例。当然，秦始皇推行这些政策的难度当然要比先秦各国更大，毕竟疆域更加辽阔，风土各异，文化相殊，所以有些政策的效果也打了一些折扣。比如官方欲推行小篆来实现“书同文”，就几乎等同于失败了。
17【原文】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提高关市的税收比例。前面有几条，也是限制商人的，比如禁止籴米粜米，提高酒税之类，是针对粮食类重要商品。这一条更广泛，包含了几乎所有商贾群体。
什么是“关市”，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它是一个偏正结构词汇，特指关塞附近的市场。熟悉历史的都知道，国与国之间，常常会在边境设关塞，附近又允许两国两族人民互易商品，交换所有。第二个含义，它是一个并列结构词汇，分别泛指关塞和市场两类场所。此处，应该是第二种含义。所以我们要分开来讲一讲关和市，才能理解“重关市之赋”的具体意思。
“市”相对简单，就是指市场。商贾的货物摆在市场里售卖，常规缴纳的税钱主要是“絘布”（使用官方店铺的税金），“廛布”（停放货物的地税），以及“緫布”（交易税）。
但是假如货物要销往外地、外国，则要依次经过城门、一个或多个关卡，要缴纳门征和关税。反过来，从外地贩卖东西至本地市场，也是一样，只不过次序颠倒。“门”是界于“关”和“市”中间的环节，既然商君书原文不提，我们也略过。
有些人以为只有国与国之间的边境才设关卡，其实不然。境内主要干道上也会设关，甚至除了陆路上有，还有水关。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寿县相继出土了五枚先秦楚国鄂君启节，其中两枚是舟节，应该就是用来通过楚国水面上所设关卡用的凭信。
关的设置，主要作用是“几”，有时写作“讥”，意思是稽查。不仅要稽查过往人员，防止奸徒混入，本国人外逃；还要稽查过往货物，拦截违禁物品，同时对相关商品进行征税。
《九章算术》里保留了许多先秦至西汉的数学应用实例，其中“均输篇”有一例：“今有人持米出三关，外关三而取一，中关五而取一，内关七而取一，余米五斗。问本持米几何？”
这道题不仅反映了关税可以征收实物，还真实体现了物品运输途中，存在多重关卡，可以重复多次征税的现象。
不过该题中的征收比例，似乎有些夸张，可能是为了便于计算而屈就的数字。真实的关税比例，现在还缺少实证，只有先秦典籍里一些零碎描述。比如《管子·幼官》：“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管子·大匡》又说：“桓公践位十九年，驰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前后看似矛盾，但《管子》本身就是汇聚不同人写的托名文章，和《商君书》一样，理念和设想较多，实践和史实较少。所以百取一还是五十取一，都只能当作参考。
《管子·霸形》里甚至还提及“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也只能认为是一种轻徭薄赋的施政主张。从常理推断，关市之赋的比例，应该是一个随时代变化的数字。有可能在某些时候对某些商品、某些人（比如上文提到的鄂君启）免征关市之赋，而大部分时间里，应该还是面向民众固定征收的。而且理论上来说，它的比例很可能大于“五十取一”，否则不会被当成是齐桓公的惠政。
而在商君书本条理念里，强调还要再加重关市之赋。加赋的结果当然是商品流通受阻，价格上涨，效益降低。于是“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民排斥从商这一路径，已经从商的则怀疑是否还有前途，变得怠惰，最终通过抑商的手段来实现固农垦荒。
18【原文】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童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这一条也是针对商贾。“以商之口数使商”，以商贾家庭的实际人数来役使他们。这说明原先商贾家有些人，是不计算在需要服徭役的，上面垦令的第四条其实已经说过了，奴仆是不算编户齐民的，社会秩序正常的时候，他们没有服役义务。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因贫穷或懒惰，为了逃避官方的赋税和徭役，卖身到富户、大户为奴为婢。事实上在古代，富户家奴仆的生活条件，往往是胜过苦寒贫民的。下文所列举的“厮、舆、徒、童”，就都是奴仆的不同别名。这四个字早先都有具体所指，比如“厮”，是分裂的意思，工作和砍柴有关；“舆”和车辆有关；“徒”和苦力有关；“童”主要是指小奴。这里放在一起，就是泛指所有奴仆。《商君书》建议，这些人也“当名”，必须像平民一样在官府登记在册，以便为他们分配徭役。徭役就像一张天罗地网，让你逃无可逃。
这样一来，“农逸而商劳”，商贾家庭承担了更多的劳动，农民自然可以省下气力去专心耕作，于是“良田不荒”。同时，商贾贩卖的货物也更少流通，农民不会把精力用在买这些货物装饰生活之上，只知道埋头在公田和私田之上付出劳动，那么农事就没有不成的理由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秦的徭役，它的主要对象有以下几种。一种是编户齐民轮流义务服役，最常见的是一年三十日期限。一种是刑徒，即罪犯服劳刑，秦时的劳刑往往为无期。还有一种很重要，是通过出土简牍发现的。睡虎地秦简《司空律》有一条：“有罪以赀赎及有责（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赏（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这句话经常被一些自媒体当成是徭役会支付工钱，是秦的惠政。其实简文说的是：如果欠了政府的债，到期不能偿还，必须通过服徭役劳动来抵债。劳动一天，去除八钱债务，如果公家提供伙食的，一天只能去除六钱债务。那么，假如商贾的奴仆真的也被强加上服役义务，应该是属于第一类。
19【原文】令送粮无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徕疾，则业不败农。业不败农，则草必垦矣。
这里提出三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令送粮无取僦”。什么是“僦”？前人释“僦”为雇佣车辆，没有问题，但雇用车辆的目的，都是为了运输。所以“僦”字引申义，可以指受人雇佣担任运输这一类工作。敦煌汉简里有“僦人张季元付平望西部候长宪”的记录。《汉书·郑当时传》：“当时为大司农，任人宾客僦。”都可为证。
“僦”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出土里耶秦简中发现不少人名之前，冠以“江陵东就”“阳陵西就”“巫南就”字样。研究者起初以为东就、西就、南就，是江陵县、阳陵县、巫县下属的里。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搞错了，这些应该是县里设置的，雇车雇人运输的统一场所，设在县东就叫东就（僦），在西就叫西就（僦）。和市场命名为东市、西市类似。
参考另一条睡虎地秦简《效律》：“上节（即）发委输，百姓或之县就（僦）及移输者，以律论之。”
意思是说，当国家即将大发徭役，需要大批人力和车辆去运输东西时，老百姓这时跑去从事“僦”，即运输工作来挣钱，或者把自己的徭役转移给他人者，都要按照法律对其判罪，因为这样做会耽误国家的工事。从这条律文可以看出，百姓想要从事“僦”，必须“之县”，充分说明县里的确可能存在“僦”这一工作的统一场所。
所以，“令送粮无取僦”，我的理解是送粮任务不得雇人代替自己，而不是雇车。上述真实效律其实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解释，国家的“委输”任务，必须落实到每个人，确保亲自上阵，本人负责，绝不可以“取僦”。“取僦”就是“移输”。
第二个要求：“无得反庸”。送粮抵挡目的地，返程时不能接受别人的雇佣，为其运送，即不能趁机拉私活赚外快。为什么这里说“反庸”，上一句用“取僦”，两者有何区别？参考岳麓秦简《戍律》：“其庸代人者及取代者，赀各一甲。”可以明显比较出，“庸”是我接受别人的雇佣，取是我雇佣别人，付出劳力的主体不一样。放到商君书这里的语境，送粮过程是不能雇佣别人代替自己，所以是“无取僦”；返回过程是不能替别人载货，所以是“无得反庸”，前后用语都非常准确。
第三个要求：“车牛舆重设必当名”。车，指车辆。牛，当时运输多使用牛拉。“舆重”，有一起释为车载货的重量的，也有分开释舆为驾车人，重为载重的。我取后一种。“设”也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车上设备，一种认为是“役”字的讹写。我也取后一种，“役必当名”应该连在一起，意思是对运输任务严加管理监督，每一个细节，包括车、牛、人、载重，都要在官府登记造册，以防中间作伪生奸。“名”就是登记，秦汉律文常规用法。
这三个要求的目的除了确保运输不出错以外，还追求一个效果，去的时候不用花时间雇人，回程也不浪费时间接私活，所以“往速徕疾”。去得快，回得早，农民就不会在其他事情上耽误太久，而误了农活，“业不败农”。
这一条还可以和第十五条相互参考，十五条说要让军市里“送粮者不私稽”。我在前面说过，出于逐利心态，一定会有人运输时多带物品贩卖，所以“车牛舆重设必当名”。而到达之后则一定会有人等等看能不能多接私活，以免空车，所以“无得反庸”，和“送粮者不私稽”也是相匹配的。
20【原文】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则奸民无主。奸民无主，则为奸不勉，农民不伤。农民不伤，则草必垦矣。
这是垦令篇最后一条，也是相对简单的一条。不要为犯罪之人向官吏求请，“饷食之”，给他们好吃好喝的伺候着。没人依仗，奸民就会顾忌犯罪，“为奸不勉”。“勉”字两解，一种是释为努力，刘备给刘禅的遗诏里有“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就是努力的意思；一种是通“免”，即能够逃避刑罚的意思。两解都能说得过去。不能依托权势者，当奸民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只好回去老老实实耕种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原文，是很经典的古籍校对例子。底本严万里校注本，原文是：“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则奸民无主。奸民无主，则为奸不勉，农民不伤。奸民无朴。奸民无朴，则农民不败。农民不败，则草必垦矣。”即使初读商君书者，也很容易看出文字重复烦乱，很不通顺。许多学者对此作了各种梳理、删减、添补尝试，其中蒋礼鸿先生的意见非常独到。他认为，“无主”“无朴”是一个意思，“不伤”“不败”也是，商君书在流传中有可能产生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奸民无主，则为奸不勉，农民不伤”，一个版本是“奸民无朴，则为奸不勉，农民不败”，后来人不慎把两者整理到一起去了，导致了文本的重复不可解。窃以为这可能是最接近事实的解读，所以我采用了他的意见。
到这里，二十条垦令全部讲解了一遍。回顾一下，其中大概提到了以下一些理念：提倡高效公平的吏治；尽量封闭农业以外的其他谋生渠道，特别是商业；防止贵族大家占有过多劳力；通过重刑和连坐等管理制度杜绝任何懈怠和为非现象，所有这些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即把大批量百姓牢牢绑定在土地之上，为自己生存、为国家军事战争生产和储备足够多的粮食。同时，我们也通过文本分析，以及与出土秦简所载律令的对比，明白所谓垦令篇，并非是商鞅所推行的真实法律，而是战国时代一些学者关于如何垦草的思考、建议。它们既有可能出于同一作者，也有可能是整理多人观点所得。而这些建议有没有实行，必须一条条具体而论，绝不能轻易地与秦制画上等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