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外公退休
在外面一片混乱喧嚣中,外公回到家里,退休了。带着两个有了年头的大木箱子,里面也是些破旧的衣服和铺盖。
于外婆而言,外公回家,这本是好事,母亲在外地上学,舅舅在郊县读书,家里就剩下外婆一人,外公回来,两人可以好好就伴儿,不至于那么冷清。可是没想到,外婆反倒是糟心了不少。
外公的退休工资只有原来工资的一半。
本来公私合营的时候,外公的工资给定了每月五十六块,这么些年来,一直没涨,也一直没降。可是退休时,因为顶着“资方代表”的成分,工龄只能从公私合营时算起,还不到十年,这样一来,按上面的规定,只能发六成的退休工资,三十二块。然后因为有群众揭发,硬生生又扣成二十八块。
外公一直在笔墨纸砚的商行里当经理。这个行业,本就没什么花头的,利润大致固定,靠的是客户稳定,薄利多销。来往的主顾文化人居多,讲究个清雅淡泊,对货品的要求无外乎质量过得去,价格公道,再就是看个人的喜好和习惯。外公一直是为人厚道,账目清明,从不与人结怨。
可是没想到公私合营前不久招来的一个小伙计惹了麻烦。
这人手脚不干净,他经手的单子,从库房里提足额的货,送到顾客那里,时不时地就短点儿什么,不是少几支毛笔,就是缺几瓶墨。一般大宗的货品,老主顾也不是那么在乎,有时候发现了,就知会外公一声。外公赶紧差人给人家补齐了。大家觉得刚开始入行的人,难免出错,也不会多想。
这家伙胆子就越来越大,直到有一次这个小子顺了两块砚台,跑到离商行几里开外的小铺面兜售。他哪里想得到,那家铺面虽然小,可那个掌柜的却是个懂行的,而且跟外公有过几面之缘。他知道这砚台是产自安徽的上等货,天津这个地界,只有外公的商行在卖。而眼前这个小子穿的就是这家商行的店伙计的衣服,价钱又叫的那么低,顿时起了疑心。
这个掌柜的买下砚台,写了信讲明原委,差人拿着砚台一起送到外公手上。外公又惊又气,把这个小伙计找来对质。这人看证据确凿,倒也没抵赖,痛快承认了。不过卖砚台的钱早已经挥霍一空,追不回来了。
外公找来当时给他作保的人,那人觉得丢了颜面,当着外公的面给了这个伙计两个耳光。之后他家里老母亲得了信儿,赶到商铺,拉住外公哭天抢地的闹了一番,求外公高抬贵手,网开一面。
如此一来,这件事反而搞得人尽皆知。
外公看这事态扩大,已然压不住,只好通报了两个老板。那两人认为断不能纵容如此行为,看在他母亲薄面,可以不报官,但是绝不能再留他在店里。于是外公公事公办,找出了当时接收伙计的文书,按条款写了解约的字据,签字画押,把这小子给开了。
没想到不多久,就赶上公私合营开始了。那个小子找到进驻的工作组,无中生有,添油加醋一番后,指控外公他们这些资本家欺压无产阶级劳动者。工作组当然很重视,决定先让这人复工,再做调查。有了工作组撑腰,这小子堂而皇之地回到了商铺,而外公也无法干涉。
等到工作组把手头的公私合营的各项工作都落实,腾出空儿来查明原委,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这段时间里,这人表现得特别积极肯干。大家想着,毕竟是年轻人,多少给他个机会,也就不再提这茬儿,不了了之。
在大家渐渐淡忘此事,近十年之后,外公退休之际,这人审时度势,抓住机会,跳将出来,旧事重提。他揭发外公和资本家一道,对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进行了镇压。
当然原来商铺里的老员工还是有不少知道是非曲折的,但是在这个“打倒一切”的节骨眼上,谁也不想和这个人针锋相对,惹祸上身。所以大家一番讨论表决后,即便知道外公并没做错什么,为了不让他在这件事上继续做文章,也只好从外公的退休金上再抹掉四块钱,算是对外公的惩戒。如此就可趁早赶紧了结此事,不再牵扯更多的人。
外公因为此事深受打击。本来谨小慎微兢兢业业一辈子,为人到底如何,同僚中也是有目共睹。临了退休时被人不明不白泼了一身脏水,闹得灰头土脸,自己还根本无从申辩。外公有些耿耿于怀,每天抑郁寡言,时常会因为一点儿小事儿跟外婆发脾气。
外婆的难过倒不是因为外公的收入少了一半儿。按照外婆的话,就是“有多少钱就过多少钱的日子。既然已经这样了,就将就一下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可是外公动不动就找茬,不停发作的脾气真的是让外婆有些无所适从。
外婆心中牵挂的儿女都在远处,二满他妈黑天白天地开各种会,也不怎么登门。这时候,外婆真的觉得有些孤单了。
其实外公本该庆幸,毕竟顶着姓“资”的帽子,还保住了一半的退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