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都是前尘旧事。

林桉mini就不是个省油的灯，性格中与“正统”格格相悖，所以才会那么地喜欢酒瓶先生，因为奔放的人生，依旧在。那根对抗指点的骨头，还硬着。

他褪掉裤子，腿下已是江河决堤。不一会儿，随意地收拾了裤带，微醺的脸露出满意的笑容，呷了呷嘴，迷迷瞪瞪地朝住处踉跄，他便是我的一介布衣酒瓶先生，他的随性，在我看来，已经超越了常人的认知。

老婆，有，分居；儿子，有，避远；双亲，有，在土里；亲戚，有，少来往。他孑然的原因，多半是因为酒。而我们对于酒是恐惧的，酒能解忧，更能酿祸，于是我们也恐惧与酒相关的一切。

酒瓶先生是父亲的旧友，我初识他，是因为他是我的国文老师，是我当年文学顽疾的一剂猛药。其人立世不羁，衣可蔽体，饭足果腹足矣，先生总喜欢拖拉着透气的布鞋，白衣大褂，拎着一个茶垢斑驳的水杯，状态松散得像一坨被揉皱的面团，不敢确定他的脸是否洗过，因为眼神总是洋溢着惬意的惺忪，走路又容易踉跄，人睹人厌，狗见狗嫌。穷生所爱，唯诗书酒歌四者，隐于闹市而从不拘于时俗，受到的歧视是自不必少，隔绝也是顺理成章。

父亲待人敦厚，时常忧心这位旧友的营生，隔三差五总会请酒瓶先生来家里吃饭，开始母亲对此种惯常之事，是不习惯的，或者说是疑忌的，常常责怪父亲不该招致叨扰，后来，酒瓶先生总带了酒与肴，不请自来，母亲也只能放任。说是疑忌，也并非没来由，先生饮酒一向不须劝，又爱自斟自饮，觥筹交尽，便发起酒痴来。先生的酒痴，是创作型的酒痴，他的下笔千言，惊龙纸上，还有他的打油诗都要靠着酒劲来催动。而最出彩的，莫过于放歌，尤喜红歌，每次酣饮辄毕，怕他缺水消渴，我素来都在他的住处持汤水照顾，初始时，耳朵自饱受蹂躏，听他放歌就像铜锣钞板颂晓风残月，反差是令人心碎的。

先生不拘小节，然恐惧死亡。当然，人谁不惧死，人都对结束充满着恐惧，对生命的结束甚至可以叫震惧。而在我看来，先生最好的死法莫过于一场宿醉，一曲歌尽，酒罢去了。

酒瓶先生的授课是古怪的，他总摇晃着一本油渍满页的书，洋洋洒洒一通“胡侃”。而那时候，我不懂此中深意，常跟酒瓶先生四目对峙许久。后来我才开始了解，文章千古事，后人的解读，多半是狗尾续貂，像点缀在蛋糕上的老鼠屎，文者，向来都是不能被完全解析的，所以一千个人眼中才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部红楼梦，没有解读，可以乔装粉饰得恰如其分。每个人都该在文章这件事上，作各自的解读，做各自的苦旅，说是解读文章，倒不如是解读自己，打开自己，遇见自己。

在我看来，意识，是独立的，感受，是自由的，思想，是没有约束的，所以，我们对于世间所有文字的所谓正统的感喟，只能叫“唏嘘”，而不能普世，甚至都不能安己。

先生文笔怪诞，总喜欢诙谐地调侃悲剧，调侃周遭，调侃自己，每每调侃罢了就是一通大笑，笑中带泪，然后就是良久的沉默，我想，那是一种仪式，祭奠在文字中死去的自由意志。

他教我作文章也只是让我写，不求篇幅，不求规矩，只求遂心的感受，遂心地胡诌。以至于后来，需要格式化框病的高中时代，我的文风一直是野马游疆，与正统全然悖道，但我始终觉得，比起约束化的字里行间，放逐，自由，才是笔者的灵魂，荒芜比葳蕤更有张力，我坚持认为，世间好的文章是需要被流放的，甚至是自我流放的。

酒瓶先生总钟爱着他的三轮车，钟爱到“三轮车与老婆概不外借”的程度，当地管这玩意儿叫铁驴，他时常骑着铁驴帮东家买菜，西家买油，享受着在车轮上颠簸的酣然。后来我，读到晋代的五石散，是很多大儒的治心良方，治愈心里岁月饕餮之后的饥荒，先生骑“驴”也大抵类似，以天地为衣裤，微微露笑，万无禁忌。

先生的孙子出世，是最近几年他最开心的事，柳家哥哥，作了青岛某报社的编辑，念书，工作，娶妻，生子，酒瓶先生发挥的作用，只是支付教育上的一些费用，至于其他，过问，都是偶尔为之，所以，避远，亦是正常。空闲的时候，酒瓶先生时常往青岛跑，就是为了多看孙子一眼，父亲宽宥，对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准假，总是约定俗成。有时候，我甚至臆断，先生后半生都不会再涉足“家”这个领域了，或者说，这个领域排挤他，我倒宁愿相信，是这个字眼不适合他这放浪形骸的人。

如今啊，先生已从我生活的这个宇宙淡去，我想起他，也是偶尔，或是出离了百无聊赖之际，我甚至忘了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但我始终记得的是，他曾在我面前点燃了一盏呼啸的灯，然后用他一生的豁然扑向火舌，以后我见到的每一位国文老师，我都盼着他能调侃，自由地放歌，能纵酒成诗，能以天地为衣裤，我都巴望着他能是酒瓶先生。

我们都习以为常地以为，正统中矩的指引是拯救世界的灵药，却忘了，世无常性，物无定规，人最容易在规制之中失去方向，人最可悲的，就是戒除了百无禁忌。

我时常想，我可以是一颗特别不想变成土豆丝的土豆，我希望煎、炸、汆、炖甚至于腌渍，来分化我的余生，然后遇幸便笑，滋祸便去嚎啕，然后一抛一掷，悉数都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