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乱了几个月，毕业论文终于算是写完了，回过头来想整个写作过程，在写作思路上，从施鹏鹏的博士论文《陪审制研究》中受益良多。此君掌握英法、法语，能阅读德语、意大利语专业文献，初通日语，用大量一手文献资料，从比较法的视角对各国陪审制进行了研究，研究范围之广，资料之翔实令人叹服。
咨询度娘得知，施鹏鹏，1980年人，于2008年，即其28岁时拿到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博士与法国埃克斯.马赛第三大学诉讼法博士两个学位；2009年，即29岁时成为西南政法大学最年轻的教授，硕士生导师；2014年，即其34岁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感慨学霸的人生经历只能膜拜，不是我等学渣所能理解的同时。也为这样有为的年轻人能够学有所用，被高校所认可而喜，从施鹏鹏的经历来看，大学对教授的制度聘任制度似乎越来越为开放。
大学制度从舶来至今约有百年历史，时间并不算久。老牌大学有国立、私立、教会三种办学方式，据蒋梦麟在任教育部长时制定的《大学组织法》，三种形式的大学虽然在治学理念上有所差别，但其法律地位完全平等。三种形式的办学方式都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成绩，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府，国立的中山大学、教会的燕京大学与协和大学、私立的南开大学等至今仍是我国一流大学。
各放异彩的大学制度，产生了相应的人才吸收机制。这些老牌大学在聘任教授时，虽然有学历与资格的限制，但常常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所以才有文化巨匠吴宓推荐小学毕业、自学成才的金克木担任湖南大学的法文教师；才有科班出身的顾颉刚推荐同样只有小学学历的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授；也有哲学博士胡适敢请小学未毕业的沈从文站在中国公学的讲台上传道授业。老大学里这样的轶事非常之多，足以说明那时的教授聘任制度有多大的活力。
与灵活的聘任机制相对应的是那时知识分子灵活的选择权，哪里吃饷更多、环境更为优越，便可自由选择去留，不受行政编制的约束。如鲁讯厌恶厦门大学的派系斗争，赴穗于中山大学任教，后听说与其有过结顾颉刚要来，又主动离开，去往上海；蜚声中外的辜鸿铭因北大薪水问题几欲离职；梁漱溟因“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为由，而离开北大。
与老一代大学灵活聘任教授的方式相比，现代大学在这方面要差距甚大。在行政化办学的现代大学，学历标准、资历、科研化等硬性标准远比真实能力、声望等内在品质更为重要，关于“教学型”还是“科研型”大学老师的讨论引来议论纷纷，窃其背后隐含的问题是对于高校老师的德行与学术之争。孔夫子说“君子不器”，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孔子最看重德行，言语其次，政事与文学又次之，而德行是一个软性标准，最民主的评价莫过于众人的口碑，如果大学不能以老师的受欢迎程度，不能以社会声望，影响力给予教师应有的待遇，便是大学莫大的悲哀。
老一代的大学之所以为人津津乐道，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反观小教员供职的院校，每每评职称时的勾心斗角，反目成仇，风度、气质全无，胸襟无从谈起。行政化加集权办学的军校离地方高校尚有十万八千里，看不到什么希望。
子曰：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身为硕导、博导的传道先生们应该能够担得起孔子所说的知者与仁者了吧，一个好的大学体制不应当使“知者”“仁者”再为头衔、职称、票子、房子、社会交往、人事纠纷而忧而虑，应当允许学者们“笃学好信，守死善道”，不使其为身后事所累，专心于做学问，追求真理，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