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范冬菊，是我的幼儿园老师。
我入学那年，她还是个留着卷发的微胖中年妇女，爱穿裙子搭配颜色鲜艳的丝巾，笑起来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她的丈夫姓刘，在当地的高中教物理，是我爸爸的朋友。
刚入学时，我不爱说话，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如果有哪个小朋友得罪我，我会瞪大眼睛，恶狠狠的看着他，如果对方做出任何挑衅的回应，我就立马动手，男生女生一视同仁。
因此，我成了幼儿园老师们头疼的对象，每次教室里响起哭声打闹声，老师们冲进来，总是最先望向我的座位。开学没多久后的一天，妈妈把我拉到卧室里，严肃的说：“你冬菊阿姨说你在学校不老实，以后你打小朋友一次，我就打你一次。”
第二天上课，她在讲台上弹着钢琴教我们唱歌。别的同学都配合着点头哼唱，只有我趴在桌子上，瞪大眼睛看着她，嘴里还吐着唾沫泡泡。她看出了我的不满，下课后把我喊到院子里，细声问我怎么了，我沉默着，用脚尖在地上来回蹭。她笑着拽过我的手，放了几颗水果糖。“我这里还有一大罐，你乖乖听话就给你。”说完，她剥开一颗糖，塞到了我嘴里。我看着她，点点头，含着糖笑了。
她对我有一种特殊的疼爱，几次想认我做干女儿。但在幼时的我的观念里，妈妈只能有一个，做了干女儿，就会失去亲妈妈的疼爱。所以我一听到大人讨论此类话题，总会缩到妈妈身后。
后来我升入大班，妈妈坚持送我学舞蹈，我却老是往旁边的画室跑。我想学美术，妈妈一直反对，她认为做事要专一，不相信我的三分钟热度。发展到后来，我干脆哭闹着拒绝上舞蹈课。冬菊阿姨得知后，跑到家里和妈妈聊了一下午。第二天，我就如愿坐在了画室里，但是前提是乖乖上舞蹈课。大约过了小半年，冬菊阿姨帮我报名了当地的儿童绘画比赛，并且请假全程陪赛。比赛现场的画纸全部铺在地上，选手需要坐在地上涂鸦。作画的过程是漫长的，冬菊阿姨没有一句抱怨，只是坐在线后耐心的看着，在我望向她时以微笑回应。比赛结果现场公布，我得了一等奖，颁奖时，冬菊阿姨的脸涨的通红，目光紧紧锁定我，一直在台下鼓掌。下午比赛结束后，学校还没有放学，冬菊阿姨一手举着荣誉证书，一手抱着我冲进院子，像一个骄傲的母亲炫耀着孩子的成绩。我倚在她怀里，可以清晰的看见她眼角的笑纹和脸上的淡斑。
幼儿园毕业后的暑假，冬菊阿姨要回老家，想带我在江苏住一段时间。得知妈妈同意后，我高兴的不得了，却在出发前一周摔倒，在家躺了半个月。
时间飞逝，幼儿园围墙上的水粉画已经翻新，院子里的滑梯也换了颜色，门口空地上的桂树也被伐掉……我升入小学，中学，慢慢淡忘许多故事。
高一时，我和妈妈一起逛街，迎面走来一个中年妇女和妈妈打招呼，远远的就叫出了我的乳名。冬菊阿姨和妈妈寒暄了两句，就紧紧攥住我的手：“长这么高了，变样了，变样了，都不敢认了……”我也认不出她了，她真的老了，手掌硬硬的，白发多了，眉头之前多了两条很深的皱纹。但她的笑容依旧和蔼，让人感觉安心。那次之后到现在，我们没再见面。
高考结束的暑假，有一天妈妈忽然跟我说：“你刘伯伯去世了，癌症。”我一瞬间鼻头泛酸，一是故人音容笑貌犹在，难以想象那个爱笑和蔼的伯伯就这样去世了。二是担忧冬菊阿姨，她和伯伯感情很好，且儿女毕业后都留居外地，无依无靠。
后来冬菊阿姨回了江苏老家，又辗转跟儿子去了浙江。可能我们很难再见面，但我真的很想回到那一天，安静的教室里，可以听到风吹动墙外爬山虎沙沙作响，她就坐在讲台上的老式钢琴后面弹唱，阳光从窗口洒落，穿过她的头发改变了颜色。这次我一定乖乖坐好，配合着唱歌，再看她一眼，谢谢她曾给我的那份特殊的疼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