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作为一个受访者比作为一个采访者有深度的多。
这一期大概五十分钟，《贾乙丙丁》里他采访许知远是三十分钟，但是这一期的内容要远远有厚度的多。
当然可能因为那是五年前，人与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变化。
但五年前的贾樟柯和现在，都有一种典型中年男人的丧——这种丧和青年人的抑郁症是不一样的，青年人即便抑郁也是有生机和活力的，但是情绪大起大落———而中年人总体上是情绪稳定的，但是丧而被窃。
我想是否是因为他关于雾霾和其他灰色角度电影、因为雾霾搬回汾阳等事情引发的公众攻击导致的。他说他看到说“电影就是生命”的“极端”的人就会马上远离，这种因为一个他认为“极端”小点一触即发全盘否认本身也就是一种极端。他说他变得“无情”，在创作上更加独裁，也不再追求一种“共识”的形成。“艺术家、导演只负责分享，不提供形成共识的服务。”他说这些话时，极端与激烈藏在“丧”的平和之下。这种极端，背后一定是巨大的伤痛，对人生、命运和世界的伤痛。是人类的一种自我保护，最后变成了一种强烈的信念力量。
我对这种悲切、伤痛和极端非常熟悉。出于一种对世界的愤怒与无力。这一期我再次发现许知远真的似乎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痛苦，他可能有过累、烦恼，他也有深度观察和思考的能力，但是他不懂痛苦。
这一期里面我再一次意识到一些被自己某种程度上有所忽略的历史节点。他提到川普当选和精英阶层的衰落，与钱理群之前说的川普上任、英国脱欧是冷战结束后的一个全新历史分期一样。这事发生的时候我还在高中，虽然那时候已经有一群最厉害的老师和刚火不久的知乎有所分析，可我还是不够意识到这两件事的严重性———大概那时候，身处历史的人总以为自己只是历史的观望者，只有教科书上标出的节点才可能是真正的大节点。这两件事只是一个标志，背后反映的社会发展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