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能张口说出鲁迅先生的生卒年份，哪怕是大学毕业后，乃至结婚、生子后。某次聚会席间，偶然谈到上学时一有鲁迅先生的课文，就会有要求背诵的段落时，我说还得背作者简介呢，然后顺口说出1881与1936两个年份，此后话题便转向了我的记忆能力。
其实，能记得这两个年份，并非单纯的记忆能力，而是鲁迅先生自身的魅力，让我愿意去记住，打心里觉得应该记住。
也正是因为记住了，深夜里看到刘小川在《鲁迅传：于无声处听惊雷》一书中写：“1936年10月19日，这个日子，当年日历本要纪念的。”突然就泪如雨下。
刘小川是我国传记文学的革新者，他将哲学带向生活与文化，更带出了传记文学的新思路，用另类笔触，为五十余位中国历史名人立传，比如屈原，比如苏东坡，再比如鲁迅。
鲁迅的传记并不少，通常都会记述鲁迅从出生到去世的经历，比如鲁迅经历了哪些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大事件又会如何触动和改变先生的内心与行为，以及先生那些名作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被创作诞生的。
甚至连日本作家也曾为鲁迅写过传，以一种国人不太能意识到的视角去解析鲁迅的一生。刘小川这部写于2022年，于今年年初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于无声处听惊雷》，也用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便是引入哲思。
有朋友吐槽，说刘小川“思维太发散”，书里好多内容都与鲁迅无关，而是在以鲁迅的故事借题发挥。我于是问朋友，那好不好看呢？朋友想想回答说：好看倒是好看，很能一口气读下去，且读完，就是觉得夹带的私货多了点儿。
朋友所谓的私货，其实是刘小川借由鲁迅先生的生平，找到了一个与当下汇聚的点，在讲先生一生的同时，以哲思之笔表达了作者对当代生活、文化的态度与看法。
比如谈到鲁迅儿时长成的环境时，作者就不乏对现代少年儿童，与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少，而被网络围困的现状，并写下了自己的担忧和想法；再比如谈到鲁迅曾拒绝无意义应酬时，也自然会谈到现今社会上各式“莫名其妙的饭”。
这种发散与哲思，虽然不免有夹带私货的嫌疑，却能让人在阅读中常常莞尔，觉得鲁迅离现在的我们并不遥远，而更重要的则是，好看。
虽然是在为鲁迅立传，但作者并不避讳谈起鲁迅这位思想家的思想盲点，这种立传的态度，也让人读起来十分舒服。
比如书中关于鲁迅处理过世爷爷的日记一事，刘小川在书中是这样起笔描述的，说鲁迅“干了一件很不该干的事”，因为鲁迅烧了爷爷的日记，哪怕他的弟弟周建人犹豫着询问，鲁迅还是坚持烧个干净。
对于这件事，刘小川在书中是这样评论的：鲁迅先生的反封建肯定有反过头的地方，我们不必为尊者讳。
鲁迅在三味书屋念书的时候，爷爷为了让即将参加科举的父亲能仕途平顺，花了大价钱去疏通考官，结果因派去的仆人情商与沟通能力双双不在线，让事情败露，导致鲁导父亲被夺了秀才身份，爷爷更是被关进大牢。
从此父亲一病不起，而原本富裕的周家，为了给爷爷减刑只能变卖家产，从此周家余愈发败落。父亲不久后病逝，爷爷出狱后性情大变，到去世时，鲁迅已经四十余岁，但鲁迅对于爷爷的最深印象，竟然是爷爷身边那些姨太太。
爷爷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用鲁迅弟弟周建人的话说，“他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这位曾拿出万两银票，只为给儿子谋个更好前程的老人，一生手记下的日记，内容虽然少不了被鲁迅鄙夷的姨太太们，但仍不乏家族的、官场的、科场的，甚至是社会的珍贵记录。
但作为长孙的鲁迅，却毫不留情地将之与皇帝赐封给周家的两副诰命一起，付之一炬。
对于此事，刘小川在《鲁迅传：于无声处听惊雷》中，甚至用了“这是何必”四个字。
除了爷爷的日记，鲁迅骂国粹，骂孔孟，甚至是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偏激态度，刘小川皆直接用了类似“过头”这样的字眼儿来评价。
这样的评价，夹杂在鲁迅为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深度思考，对新文化运动曾做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以及为学生、朋友的临难，便要生病的温暖中，不但没有让鲁迅的伟大淡化，反而让鲁迅的形象更为真实和立体。
无法不爱这样的传记写法。周末，沈阳雪后的阳光中，合上这本《鲁迅传：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那一刻，很想对作者刘小川的传记革新写法，说一声谢谢，因为它让这个周末也生动鲜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