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桃花源记》是东晋陶渊明创作的散文佳作，书中世外桃源的图景成为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的理想生活追求。文章之内也处处体现出孔子所主张的“思无邪”之美，即真诚之美。本文将从陶渊明的思想艺术特征角度出发，并过渡到《桃花源记》文章之内，具体分析其所呈现的“思无邪”之美。
关键词：陶渊明；《桃花源记》；“思无邪”
陶渊明多次入世为官，但因为其向往田园，渴求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而最终放弃做官，这在他的田园诗中多有体现，因此他的思想艺术特征具有一种真诚之美。而“思无邪”的思想内蕴，学术界多有争论，本文认可将“思”作为发语词，而将“无邪”训为“诚”的说法。
一、陶渊明思想艺术之真
陶渊明的思想艺术特征多体现在他创作的田园诗中。《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从日常世俗的角度着手，辅之以必要意象，写出农村田园生活的日常劳动，进而描绘了一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忙景象。虽然诗中也涵盖有诗人务农方面的不足和辛劳，但是诗人的情感寄寓也深深镌刻进整首诗作的意境之中。“表达了自己归隐后的愉悦与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呈现自己坦然洒脱的人生态度与特有的人格高度”。《归园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中前半阙诗人表明了自我心境，并采取由远及近，由外到内的视觉转换，呼应了前文所述不喜名利充盈的世俗，唯求怡然自得、退隐田园的快意生活。可见，陶渊明的心志一直贯穿他的全部生活状态和整个生命历程。退隐田园，远离官场作为相互对立的矛盾，陶渊明在经过长时间的挣扎和选择之后，最终遵循了内心当中最初的想法，不再选择名利官场间的随波逐流，而选择自然田园里的随遇而安。这表明虚假的感情追求是不能够长久的，只有以一颗真诚的心去追寻心理意识层面最本真的思想，人格意识才能真正觉醒，进而打破顽固的思想根疾，守持理想正道。
二、《桃花源记》中的“思无邪”之美
陶渊明思想艺术特征的“真”，也成为指导他创作《桃花源记》的思想源流。美国艺术家卡尔·安德烈所说:“艺术家应在创作时摆脱那种负担, 那种遮蔽艺术使它黯然失色的文化重负。艺术家的职责就是摆脱那种负担。”《桃花源记》在创作之前，诗人的艺术想象和联想就已经开始行动，它们统一遵循着一种真挚的原则，剔除其他不必要的思想负担，所以，《桃花源记》从本质上解脱了“为文而造情”的错误理念，以及承担教化功用的文本体制。从创作之初就呈现出自然而然的本真之美。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思想艺术的单一性或者纯一性，在看似普通单纯的意识活动中流淌着的是“自然之道”，由此，诗人的内在精神特质通过心灵化的表达表现出来。
篇中捕鱼人所遇见的桃花林，是诗人理想之中美的事物，诗人在沉思与冥想中对生活中美的事物进行再创造，使这种美贴附在“真”的影响下。佩特说,“人生的目的不在行动(action),而在于思考(contemplation)———是无为(being)而非作为(doing)——是一种精神状态;不论以哪种形式出现,这都是所有更高道德的原则”。桃花林”因其合乎“真”的规范，所以，表现意境状态的对象在选择上的合情合理，使得情感指向秉持着自然而然的状态，从而冲淡了功利性（非作为）。这恰恰也是无目的的合目的的回响。正是在这种庄严伟大的思想和强烈激动的感情参与下使得“桃花林”这一意象充满了崇高精神。这样思想情感就摆脱了世俗生活中机械刻板的思维模式，远离了同质化频繁性的说教，成为对生活事物和理想生活的艺术欣赏。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进入桃花源的过程，即是诗人求真的心理状态。自从人类的物质文明兴盛之后，人的素朴心理开始消解，原始的自然本真状态也在逐渐消失，陶渊明借助渔人寻觅桃花源的足迹传递重新探求真诚出处的信号。虽然，他只是借助散文类的文体从宏观视野的角度探知，没有详实的理性论证，但是，他求真的精神领域本身就是真挚情性的一种表现。这样，文学接受者就可以欣赏到“趋于完美的形状”,体验“真实而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的情感或思维”,从而获得感官和知性的愉悦。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当对象之物映入眼帘由于真挚情感的参与而转化为纯粹的观察和感知。由思维而衍生出来的幻境并不会因为它表象的虚幻性而失真，相反它的本质之内却是合乎情感和谐的心灵之真。所以，这不是一种功利化的欲望满足，恰恰是因为暂时抛开了世俗束缚，而在肉体之外的灵魂内里获得了与真诚交流的情感机会。那么，真诚之心即“思无邪”之美的一个显著表现是无关利益。无关利益是指纯粹的欣赏,它不依靠任何关系审美对象实际存在的东西，在欣赏美时,它关注的仅仅是它的形式,是纯粹的观察和思考。
“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这是作者思想艺术特征的再现，复归田园的理想愿望借助艺术形象加以表达和传递，但作者并不是从直抒胸臆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原因到结果的角度给予一种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感悟。生活于尘世的普通人，没有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往往沦落为被压制的对象。陶渊明深谙“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道理，于是，他在自己的意识圈层内建立成独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这样一座理想王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平凡的个体生命在俗世里艰难地夹缝生存，却又以渺小之力支撑起世代更替的脊梁。同样，也赞美了生命体绝处逢生的前进信念。如是的思想内涵并没有戛然而止，而是进一步延伸扩大成对国家历史的尊重。虽然，桃花源中的人类已经隔绝人世，但他们依旧保留了最初的国家历史。所以，家国同构的儒家文化依旧影响着他们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不忘来源，不忘根本的潜意识一直存留在大脑之内的某处地方，成为一经可靠媒介熏染就会一触即发的存在物。由此可知，作者的桃花源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幻想，而是与外界生活紧密相连的感悟和对灵魂世界的再认知。正是这种看似远离社会生活实质上却紧紧联系现实生活的架构，使得整部作品的思想意蕴充满着审美意境。接受者在体验审美意境的过程中会走向因优美而真的心理认同过程。
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信念的架构不容许被破坏，稳定的平衡不能因为渔人的到来而失守。这句话暗含了对真诚之心的守护，以及捍守“思无邪”本质的希望。“思无邪”从文体内容上来说，它讲求的是思想情感的真挚和纯粹。如果将这一概念理解拓展到人性上也是如此。外界的人即俗世生活中的人，往往因为各种功利性的目的而消解掉原始初心的美好品性。进而，人性的价值往往以物质性的多寡为依据，而不看重精神领域的富足与否。相反，桃花源中的人因为远离世俗的羁绊，重新接近了自然，而且影响他们的儒家文化是抛开了为君主专制服务这一特殊教化目的为依托的纯正思想。这样，桃花源中的人保留了人性中的美好和单纯，思想是一种至诚的状态。那么对比之下，双方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因为特殊环境的影响都不会改变自我的人格属性。所以，“不足为外人道也”也就有了存在的价值。只有双方互不影响，才能保持原有的样貌，以致于不会使桃花源中的“思无邪”状态被打破。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真诚之美无法复刻，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传达的“思无邪”之美，即真实的内心、真诚的思想、真挚的感情。没有虚假，没有矫揉造作，他始终保持着质朴归真的情怀。这就注定了其精神内核的无法复制性。复刻是有意为之，再精确鲜明的复制实际上是无法在看似简单实则盘根错节的思维路径里找寻到出路的。个体思维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共通性也有其严格意义上的独特性或特殊性。或许，陶渊明从“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这个结局暗示了“诚”的可贵与不可多得。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有“思无邪”之心不必复刻他者，应将本我的“真诚”呈现。陶渊明通过一个反面例证表现了他的思想见解，生命的高尚在于寻找本我的“真诚”，本我的“思无邪”。抛弃了自我的纯粹，以功利之心寻找，也就失去了探知“真诚”真义的线索，舍本逐末。
结语：
陶渊明质朴归真的真诚之心构成了他独有的思想艺术特征，这一特征也暗合了儒家经典文艺创作理论“思无邪”，即“诚”的涵义。因此，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呈现出“思无邪”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