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让我快乐，可我每次都练习的不好，总会被一眼看穿。
看穿了就很尴尬。
大夫抱怨我不配合治疗，总是没有疗效。我抱怨大夫眼神太好，一下就看穿别人的伪装，给别人的生活制造困难。
我们总有理由不配合，互相不配合。
其他的事情，我尽我最大的努力配合。比如，吃药这件事，我乖乖地吃了两年的药，那些药压根就不好吃，还永久性伤肝。再比如，吃素这件事，我乖乖地吃了很久的素，直到我的血压掉到了45，我才以此为由并疯狂吃鸡（再次感谢那些鸡腿鸡翅鸡膀子对我血压的贡献）。
这些事情我都配合得很好，大夫也很满意。
病情也一度得到了控制。先是我能在晚上睡着了，不用大半夜疼得睡不着，在心里不停地尖叫了。这件事情让我很兴奋，一度我以为要看到光明了。可是，大夫的本领到此为止了。
大夫和我毫无办法地相持了一段时间。我去医院拿药成了例行公事，那些药进了我的胃里就像进了悬崖一样，杳无音信。我们甚至互相不再提起病情，而是以一种莫名的微笑互相致意，接着便是一阵阵的寒暄。
大夫跟我讲起她的种种不如意。比如，外面进来穿白大褂的那个插队的就很难搞。给插吧，后面排队的病人不同意，不给插吧，医院又有插队的优良传统。这可真教人左右为难。当然，大夫最后还是让那个人插了。该插的队总要插的，大家腰里又没有枪，怎么拦得住人家。
大夫又抱怨医患关系，说某一天她多问了一个患者几句，外面排队的就愤愤不平，想要进来打架。其实我知道，她那天是在打电话推脱一个什么学术表彰大会。我看着她跟对方的人聊了半个小时，被对方拍马屁拍得哈哈大笑。
大夫自己也有病，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甚至一度请假。
对于大夫而言，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安安静静退休。她经常跟我畅想她退休后的生涯，如何坐在自家的木茶几旁边包饺子，如何去操场倒走治疗腰椎间盘，听了我的建议，她甚至动了要把自己挂起来的念头。可惜，她太胖了，悬挂行动总是不能成功。
大夫跟我说了很多，我有时候会走神。有一天走神回来，她盯着我问：“你为什么不快乐？”
就这个话题，我们进行了原本应该深刻冗长但实际上肤浅短暂的讨论。因为我压根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快乐。我对于“快乐”这两个字实在是没有任何概念。我也不是不愿意快乐，只是不知怎么的，我常常感受不到快乐，也感受不到不快乐。
大夫因为这个发现，如获至宝，以为她的治疗要更上一层楼了。
而实际上，她并没有更上一层楼，她还在13层。后来，因为医院格局变化，她们科室确实搬到14层了，不过，那时候她已经退休了。
大夫大概很好奇，为什么一个人情绪平稳至此——常常感觉不到快乐，也常常感觉不到不快乐。我向来都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所以并没有当一回事。直到大夫对我提出“要快乐”的需求，我不得不去寻求快乐，才发现自己真的快乐不起来。
快乐是什么？快乐像是一件很久远的事，一种很模糊的感觉。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从我的生活里找到这种感觉。
直到大夫退休，我依旧没有找到这种感觉。我原以为，大夫会很失望。谁知道，她反而安慰我，让我别着急。大夫跟我说，就算病好不了，能快乐一点也好。
告别了这个大夫，我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再找个大夫。我干脆暂时不去找大夫了。
那阵子，我尊重大夫的运动和快乐疗法——跟已有的病痛和平共处，相互包容，并锻炼好其他的身体部位。于是，我常常去奥森跑步，一个人跑过好多个早晨和夜晚，也终于跑过了四季了。
我依然没有找到快乐的感觉，但是，我想，我跟我的病痛开始和解了。我不再憎恨它们带来的疼痛，也开始慢慢抚摸它们带来的伤痕。
真庆幸，这一切总会过去，虽然它们现在还没有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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