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病室》是一部中篇小说，先来看看它的主要出场人物。
尼基达：病室看守人，退伍老兵，头脑简单，暴力，在人世间最喜爱安分守己，因此相信对病室里的人非打不可，不然这地方要乱。
莫依谢依卡：病室病人，犹太籍傻子，因是医院老病人且安分不伤人，拥有唯一可走出病室在外溜达的特权。
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病室病人，害被虐狂，没落贵族，受过很好教育、念过许多书的知识分子，最后一份工作是法院民事执行吏，如带着执行票到市民家收钱，经医师安德烈诊断为疯子被送入第六病室。
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本院医师，知识分子，生活自律，热爱阅读史哲，喜爱智慧和正直，一边赞颂人类智慧是最崇高的精神表现，批判全城简直无一聪明人可有趣谈天，一边消极怠慢工作。简单地将伊万判了疯病。
达留希卡：医师安德烈家的女仆。
米哈依尔·阿伟良内奇：邮政局长，热心，愚蠢，忠诚，喜欢赌博，原是全城当中唯一不惹医师安德烈讨厌的人，和医师称得上朋友，几乎每日例行拜访医师。
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本院医生，安德烈下属。
霍博托夫：本院扩充的新增医务人员，安德烈的同事，同为医师。
第六病室是间疯人院，设立在医院院子里一幢不大的厢房中。关在里面的没落贵族伊万曾为生计所迫做过抄写的活，成为教员后因处理不好人际关系辞了职，最后谋了个替法院当差的事。有次出勤，他又遇见官兵在小巷中押解犯人，内心长期的压抑转为剧烈的反思，他认为在这不公的世道下，自己迟早也要戴上镣铐。这场反思打开了忧虑的闸口，令他惶惶不可终日。行为怪异的他被安德烈医师断为疯病后，送至第六病室。
安德烈医师热爱哲学，崇尚智慧，起初工作得很勤快。可重复单调的工作消磨了他对医学本就不多的热情，寄情哲学的他沉浸在形而上的思绪当中，钻了“意义”的牛角尖，最终认定人终归要死，利用医疗减轻痛苦没有意义，由此变得心灰意懒。邮政局长米哈依尔原本是他放眼整座城唯一能聊天的人，直到一日他偶然与病人伊万聊上了天，被伊万热烈、真实、批判的思想吸引，成为几乎无人踏足的第六病室的常客。
随后院内流言四起，在意图取而代之的医师霍博托夫的推波助澜下，市长组织了一个考查医师安德烈智力的委员会，令安德烈生平第一次感觉受辱。当晚米哈依尔为帮助自己的“疯朋友”转换心情，诚挚邀请他外出度假。心情沉重的医师认为暂时离开这座城，离开将他视为疯子的蠢人未尝不可，便答应了。
在华沙旅行时，米哈依尔赌输了钱，向安德烈借了五百卢布。旅行结束两人回城后，安德烈的职位和寓所都被霍博托夫占了，他被迫搬家。米哈依尔只是继续看望他，却还是没还钱。挤进狭小住所的医师生活拮据，不再只沉迷看书，他会和一直跟随自己的女仆达留希卡一块儿干点家务，还到教堂做起礼拜。
某日，米哈依尔和自认有责任医治安德烈疯病的霍博托夫同时来看望安德烈，他俩自以为是的言论惹毛了安德烈，他气得发抖，将两人赶了出去。冷静下来的安德烈赶去向好友米哈依尔道歉，结果被邮政局长说动，答应到医院养病。
当天傍晚，霍博托夫就将安德烈骗至第六病室关了起来。当安德烈意识到自己上当，他告诉已是病友的伊万，自己精神支持不住了。伊万如往常一样讥讽道，何不谈点哲学。安德烈在此刻什么都明白了，他不要虚无的悲观，不要不反抗的清醒，不要软弱的体面，他要出去，他要自由。安德烈和伊万这两个知识分子终归团结了一次，向门外的尼基达闹了起来，理所当然遭了尼基达的毒打。第二天傍晚，安德烈便中风死了。
关于《第六病室》的创作背景，导读是这样介绍的：
库页岛之行也拓宽和加深了他的创作意境……否定“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在这里善于思索者被认做“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却正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形象是契诃夫在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下取得的杰出艺术成果。
为什么说格罗莫夫形象是在当时书报审查制度下取得的杰出艺术成果？
因为《第六病室》中最精彩、最高光之处，就是伊万和医师安德烈的辩论，他俩是出场人物中唯二的知识分子。伊万在未被囚禁之前就一直保持着批判的思考，他认为——
坏蛋吃得饱、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
在眼下这种审判程序下，审判方面的错误很有可能，没有什么奇怪的。凡事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业务上的关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师等，时候一长，由于习惯的力量，就会变得麻木不仁……
社会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适当的必要手段……
这种论调，放在哪个年代都会被认为是叛逆的吧。
而犬儒哲学的拥护者安德烈在第六“监狱”里，面对这位曾产生无数“大逆不道”思想的伊万，一边是知识分子的惺惺相惜，一边竟企图说服他去相信，最高级的人类幸福是极力理解生活、自由而深刻的思索和蔑视人间纷扰，即使伊万被关在三道铁栅栏里，也仍旧能享受这种幸福。但这种无视他人切实痛苦的“传教”，怎么不会招致伊万的反感。后者是因为谁才被关了进来啊？
伊万坚决否定痛苦只是个概念、不再诉苦它便消失，蔑视痛苦便能心满意足这些观点。他讥讽医师：
“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对一切刺激就一定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回答；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见肮脏，我就憎恶。有机体越低下，它的敏感程度也越差，对刺激的反应也就越弱。机体越高级，也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也就越有力。您是医师，却不懂这些小事！”
他认为从未遭遇生活挫折的安德烈，是没有资格谈理解生活，谈蔑视痛苦的。安德烈所信奉的只是懒汉哲学——
“好方便的哲学：不用做事而良心清白，并且觉着自己是大圣大贤……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浑浑噩噩的麻木……”
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的深刻认识，是超越时代的。
另一边，安德烈面对这样犀利的批评只是温和地笑笑，并没有生气。首先，他对自己唯心的精神幸福法并非坚信不疑，不然以他凡事不作为的态度，他不该有烦恼，可他有，伊万的论述触动了他；其次，至今为止人生都算顺遂的他，甚至还拥有想不去医院便不去的自由，当然无法共情他人的烦恼，伊万有条有理地回击自己的观点，使安德烈产生兴趣，同时产生对他人的兴趣——在此之前，安德烈都只关注自己。
他自己无聊空虚，所以他看世上的一切都没有内容。每个人都要死，所以没必要费力减轻空虚的人那无聊的痛苦。他曾把米哈依尔当成全城唯一不讨厌之人，是因为后者总在附和他而已。当米哈依尔开始讲话时，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事。
然而命运之轮的转动谁能预料。直到自己被关进第六病室，安德烈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厌烦得要命。被尼基达打后，他脑子里头次闪过一个思想：这些人若干年来一定天天都在经受这样的痛苦，这种事他这二十多年来怎么会一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被剥夺自由的安德烈，甚至一天也没能撑过去。但他谈不上无辜。因为他在任医师时，拥有极大的权限，却不对医院乱象进行整改。原文说他“十分喜爱智慧和正直，可是讲到在自己四周建立一种合理而正直的生活，他却缺乏毅力，缺乏信心来维护这种权利。”
可安德烈完全是咎由自取吗？并不是。他纵容恶是一种恶，但内心不坏。真正将安德烈推进深渊的，是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人心。安德烈疯没疯，读者看得最分明。伊万担心自己无端被囚禁，应验了。无独有偶，在安德烈身上也应验了。问题是，失去职务、花光存款的他，沦为半个下层人士，已然达到某些人的目的了，为何最后一定要被送进病室呢？
霍博托夫刚企稳领导职位，米哈依尔一时半会还不打算还那五百卢布。依这样看，两人都有将安德烈关起来坐实他疯病的动机，最后也确实是他俩联手将安德烈送了进去。但作者没有渲染这方面，或是刻画他们的内心活动，反倒都是安慰、感动之类的正面描述。不从阴谋论角度解读的话，他们对一个人的摧毁，只是源于一种更深层的，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人心——以救赎之名实现对他人的统治和同化。思想的统一，行为的统一，安分守己，这最终符合谁的利益，自是不言而喻。
可世上不对的事，总要有人揭发才对。总要有人第一个站出来在一片沉默中发声对抗沉默。作者为何要强调伊万和安德烈都是热爱读书的知识分子，因为优先在不公的世道中觉醒，对制度进行深刻反思并可能采取行动的，一定是知识分子。《苦恼》中的老马车夫约纳他没有办法，物质的匮乏已完全摧毁他的精神。《第六病室》的安德烈原先也没有办法，他的出身使他没多少机会经历不公。但比起米哈依尔和霍博托夫这类卫兵，安德烈所受之教育使他分辨得出丑陋，知道自己也在做着一些罪恶的事，他能够理解伊万的“疯言疯语”。要说伊万是全城第一位清醒者，那安德烈便是第二位，甚至觉醒程度远超伊万。伊万只认为外在不公，安德烈却说——
“不行，我什么也做不成。我们软弱啊，亲爱的。……以前我满不在乎，活泼清醒地思考着，可是生活刚刚粗暴地碰到我，我的精神就支持不住了……泄气了……我们软弱啊，我们不中用……您也一样，我亲爱的。您聪明，高尚，从母亲的奶里吸取了美好的激情，可是刚刚走进生活就疲乏，害病了……”
《第六病室》不只关乎那个时代对正常人的摧残，也是一个关于思想觉醒的故事。人就算不再因思想的自由而遭迫害，但谁又没在为迎合世俗而给自由的思想上枷锁，假装漠视一切呢。自由地思考本就是每个人的权利，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况下，自由地行为也是每个人的权利。可我们都在乐此不彼地统治和同化他人，同时麻木地接受他人的统治和同化。不往大了说，近年一些网络平台的言论氛围，能比第六病室好到哪里去。
大家都是一样的想法，一样的做法，就一定正确吗？无从知晓。但是，应保持独立思考，而非盲目跟风——起码要认识到这一点，却很重要。从无知迈向有知需要学习，从有知勇敢地探索未知需要觉醒。而且，我们总能为这份觉醒做点什么。
安德烈下葬那天，送葬的只有米哈依尔和达留希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