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容易做的事就是从一个团队的价值主张中去猜度领导人的道德修养,这是对的,因为团队的意志较大程度上体现出来就是领导者的意志,根据普世大众对是非的判断,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就是白道,游走于体制边缘或相悖于主流价值观的就是黑道。但不管是白道、黑道,总会有一些精英人物卓有成效,如白道极致曾国藩,黑道极致杜月笙,他们的成功又似乎和价值主张无关,在价值主张之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品质,就是这个人的胸怀与格局,白者、黑者,都高度一致,这些都成为他们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曾国藩在官场获誉无双,杜月笙在上海滩上叱诧风云。他们都以自己有限的人生给我们谱写了无限的传奇。看上去毫无交集的他们,在某种处事风格上却有着同样的人生境界,给我们的启迪,让我们思考。
我们说,时势造就英雄,智者善抓机会,但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
境界是所有准备的基础。“要成事,先做人”,既然你要想出类拔萃于普罗大众,千秋邈矣独领风骚,就需有先予后取的度量、统筹全局的高度和运筹帷幄的方略与气势。
境界是格局的修养,同时也是经营人脉的气度。不管是官场也罢,黑帮也罢,都是在经营人脉。驭事者,驭人者也,你可以尔虞我诈,也可以耍勇斗狠,但这种小智慧与野蛮力绝不可能获得景仰者和追随者。境界的魅力,来自于你职业的操守。 圣行圣规,盗亦有盗。不管是文人墨客的“诗礼传家”,还是江湖豪侠的“放荡不羁”!所有操守无非“做人”!这才是从业者的最高德行。
作为知名的礼学家,曾国藩为人文质彬彬,城府很深,克己复礼功夫堪称一流,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实为人之楷模;作为上海滩的传奇教父杜月笙,是上海滩黑帮的标志性人物,霸气而行匪道,率性豪宕,真实坦诚,亦有自己的天然本色!被称为“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曾国潘和杜月笙分别代表着两个泾渭分明的势力团体。他们以不同的价值主张对同时代的中国产生过深远影响。时代变革,他们所服务的社会阶层都在社会的进步中陨落。是非功过,留给了历史去评说。但二人筑就其人生成功的境界与格局,到今天仍可圈可点,值的每一位欲成大事者借鉴。
1、善于识人
独木难成林,不管企业也罢,政体也罢,社会组织也罢,选好人,用对人,是决胜千里的关键,所以对于经济实体来说,人力资源的核心要素还是选人、育人、用人与留人。这一切都以选对人为出发点,只有会识人才是选对人的基础。
曾国藩认为,“办事不用外人,用人必先知人”。就是用人必须具备察人本质的眼力。正是曾国藩识人的过人之处,所以他既能网罗如李鸿章这样正规科举出身的人才,也能吸纳如放排工杨载福、愤青鲍超、师爷左宗棠这样的在野人士,还能让塔齐布这样“根正苗红”的八旗子弟唯命是从。这样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他很善于从细节上判断一个人的品性德行,从而对人才形成全面的判断。曾有一位穷困的读书人在曾国藩帐下谋得一份差事,终于吃上了饱饭。此后,他在吃饭前必定要先仔细地将饭中的谷粒挑出来丢在地上,然后才吃饭。曾国藩见后立刻通知账房要此人结账走人。 旁人不解,便请教他。曾答:此人先前受苦吃不饱,吃饱没几天就忘了根本,变得如此挑剔,将来一旦位高权重,那还得了?他根本不会考虑黎民百姓的利益。
杜月笙的识人本领也很高超,他和戴笠的关系就很能说明杜月笙的“看人”之能。 1921年左右,戴笠在上海还只是一个赌场里的小混混。 有一次在杜月笙的赌场里掷骰子,技艺超群,让赌场出血不少,看场子的人要收拾他一顿,结果,戴笠指名道姓要见杜月笙。杜月笙见了戴笠,让他表演一下。一看之后,对戴笠的绝技赞不绝口,认为此人心思手腕这么灵活,非常人可比。于是当场结拜,以兄弟相称。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心腹。杜月笙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和戴笠的这种特殊关系。
2、懂得分享
道义可以号召人,却不一定能笼络住人。善于分享,才能“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
曾国藩在其创建湘军11年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中。当时的清军盛行吃空额、扣兵饷、出售兵缺,以及在军营中设赌收费。对于曾国藩来说,如法效仿,肯定能获得为数甚巨一笔巨款。比如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800万两。但曾国藩的宦囊并没有因此而丰富。初出山之时,曾国藩就表示:“不要钱,不怕死。”统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但他为“风示僚属”和“仰答圣主”,把自己得到的收入多数奖励了部下,或捐给了灾民,相反,他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
如果只是奖励用人,还不足以显示曾国藩的高明,他还敢于推荐自己的部属担当重任,甚至与自己平起平坐。自古以来,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左宗棠曾在其帐下参赞军务,李鸿章是其学生,当曾国藩感到这两个人都有独当一面的才能时,便向朝廷极力保荐他们担任巡抚。当李鸿章经他保荐离开时,曾国藩将自己的一支精锐部队调拨给他,以利于他在异地迅速打开局面。左宗棠经过他的保荐,不出两年就升任闽浙总督,与他平起平坐了。
上海三大亨中,素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同为黑帮,杜月笙之所以获得不菲的口碑,主要赖于先予后取的为人风范。他持续多年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按户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会出面组织赈济;他悲悯怜人,常常维护工人利益,出面调解劳资纠纷等等。他对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和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时,从不吝财。他生财多门,散财多道,因此笼络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3.简单坚持
清晰的目标,是我们人生的方向,但瞄准目标,最简单坚持,才是人生最有效的策略。
曾国藩小时候的天赋并不高,后来却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这是为什么?因为勤能补拙。曾国藩不因为自己天生的不足而气馁,反而更加勤奋学习。小时在家背一篇很简单的文章背到深夜也没有背下来,横梁上的贼却可以脱口而出,可见其笨拙;但是他不懈努力,终成大器。
杜月笙更能为自己的目标放下身段,能多年如一日的坚持不懈。他早年还在摆水果摊的时候,时常受到小混混的欺负。于是便通过门路,结识了青帮的陈世昌。又通过陈世昌的引荐,加入了青帮,成为了黑社会中的一员。一开始,青帮老大黄金荣把杜月笙当作一个普通小跟班,在自己上茶楼、进戏院、去浴室的时候,让他跟在后边拎皮包,倒茶水,点香烟,递毛巾。后来,黄金荣见这个小伙做事情毫无怨言,踏实肯干,人又机灵,便让杜月笙做了自己的随从。杜月笙是个善于学习的有心人,暗暗观察并记住从黄金荣到其他手下人的生活习惯和脾气秉性,并作为他应对接触的准则。打杂的几年,也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4. 留有余地
走自己的路,也要让别人有路可走。事不做绝、留有余地,才是做人做事的最高良方。
曾国藩很明白水满则溢、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当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凡事太尽,缘分势必早尽”也是杜月笙的人生原则。上海滩王亚樵是出了名的“不好惹”。有一次,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生争执。王亚樵当众甩了杨虎两个大嘴巴子,这位手握枪杆子的司令竟不敢还手。上海招商轮船局董事长李国杰有天找到王亚樵,让其暗杀轮船局局长赵铁桥,并许诺:事后将“江安号”货轮给你。而此前,他已将“江安号”许诺给了张啸林。王亚樵暗杀赵铁桥后,派人去接管“江安号”。结果手下被张啸林的人暴揍了一顿。李国杰赶紧提出将另一艘“江华号”交给王亚樵,王亚樵不同意:“轮船事小,面子事大,我一定要接管江安号。”他率领五百手下,携刀持枪直奔码头。张啸林闻报,立即找杜月笙商量。张啸林说:“先与王亚樵言和,暂作缓兵之计,然后再派人将他杀掉。”杜月笙不同意:“事不要做绝,要留有余地。不然杀来杀去,没有尽头。”杜月笙随即赶往码头,一见王亚樵就说:“此事乃是误会,李国杰将船先许给王爷,后又许给张大哥,都是下面的人没弄清楚。今天愿意把江安号交给王爷。”王亚樵十分清楚李国杰是先将船许给张啸林,见杜月笙这么给自己面子,便说:“此事罢了,你我同在上海谋生,都不容易,还望互相提携才好。”凡事“不做绝,留余地”的杜月笙,就这样在上海滩赢得了黑白两道的赞许。
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曾国藩出身于湖南省湘乡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后官至清朝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杜月笙则从一个浦东乡下小混混,后成为产业横跨娱乐业、金融业和工商业,被誉为“中国版教父”的民国最大黑帮头目。一生极富传奇性。
支撑这个传奇的根是什么?曾国藩之功,杜月笙之胜,不在做事,而在做人。人品,不仅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也是一个人最硬的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