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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问礼虽师出王阳明弟子钱德洪（绪山先生），但他对于轰动当时的阳明学说，却始终坚持批判态度。骆问礼的这种“背叛”，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枫桥骆氏跟王阳明有无法割舍的关系。这要从骆问礼的曾祖辈说起。

骆问礼的曾祖叫骆琎，骆琎有个兄弟叫骆珑（骆问礼的从曾祖）。骆珑与王阳明父亲王华是同时代人，且两人还是同榜进士，故王阳明称骆珑为“年伯”（科举时代为对父亲同年登科者的尊称）。因了这层关系，王阳明后来还与骆珑成了忘年交，两人平素多有书信往来，直至骆珑去世。

因祖父辈交好，那么后代子孙就可称为“通家子弟”。故骆珑的堂孙（从孙）骆骥，后来直接受业于王阳明之门，成为王阳明的弟子。当时一起师事王阳明的，还有余姚的钱德洪。骆骥与钱德洪后来也成了同榜进士。

也许正是因为这层关系，骆问礼在弱冠之年，得以师从余姚的钱德洪。如果不出意外，骆问礼则是枫桥骆氏第二个阳明子弟。第一个是骆骥，直接得阳明真传，惜乎未展抱负而英年早逝。第二个是骆问礼，虽也称再传弟子，惜乎他从小“先入为主”，因名字里有个“礼”字，深受朱熹《朱子家礼》思想的熏陶，以至于他对阳明理学始终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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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问礼自己承认过他对阳明学说的反对意见。骆问礼有个诸暨同窗叫郦琥，是钱德洪的得意弟子。骆问礼曾为这个同窗写过不少文字，其中有一篇叫《高士轩记》，文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最能说明骆问礼对阳明学说的态度。他在文章里说，当时自己在钱先生那里读书，向先生学习如何作文，而郦琥当时比自己年长一些，他的学问已大有长进，不仅师友推重他，连他自己也毫不谦虚地说已得阳明真传。“而予日沦落，且迂僻，酷是宋朱文公，而于文成之道谢不欲闻。”他说自己越来越不学好，越来越迂诞怪僻，越来越不合情理，虽身在“王门”，而心却在“朱门”，不认同阳明学说，却对朱熹（朱文公）的学说钦服得五体投地，以致对阳明学说“闭目塞听”。“谢不欲闻”是句客套话，其实在骆问礼的内心，阳明学说是被他彻底排除在门外的。

明末藏书家、刻书家高承埏是第一个发现骆问礼理学思想的人。他在骆问礼去世后，曾板印骆问礼的《续羊枣集》，他在序言中说过一段话：“其于学，守紫阳之垣堑，仰攻金谿甚力。雅不喜王文成之说，时时发乎论著。”骆问礼在治学方面，一直坚守朱熹的理学，如同爬山涉水，一步一步，层层深入，他平生不喜欢王阳明的学说，且时时发表评论。而骆问礼对阳明学说的“论著”，就收录在《续羊枣集》中。或许，当年高承埏之所以要板印骆问礼的书，其对阳明学说的批判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骆问礼有个表弟叫郑静观，也提及了骆问礼的理学思想，《万一楼集小引》中说到骆问礼：“迩时谈理学，率左袒文成，而今于紫阳氏，非特不敢弁髦其说，且拥护之若金城汤池，宜与世大相柄凿。”说骆问礼以前谈理学，总是偏护王阳明，而现在对于朱熹的理学，不仅不敢鄙视，而且还极力拥护，牢牢守卫，固若金汤，跟现在的社会时尚大相径庭。郑静观的后半句话是准确的，但前半句说骆问礼以前“左袒文成”，则显然与事实不符，这或许是因骆问礼曾师从阳明弟子钱德洪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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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在骆问礼时代，阳明学说已经主宰了整个思想界，是被人们普遍认同的理学思想。故骆问礼批评阳明学说，很不合时宜，只能被视为“与世大相柄凿”。人家用的是方柄，你非要用圆凿，岂不是大相径庭？岂不是落伍偏执？

高承埏也关注到了这个现象，他在《续羊枣集序》中说：“是先生之侃侃高气不能与时协，可想见其大致矣。”骆问礼说事论理从容不迫，理直气壮，具有不凡的才气，但他“不能与时协”，不愿同流合污，不愿人云亦云，最突出的表现当然是他敢冒死向皇帝进十四道奏疏，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对阳明学说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不人云亦云。
捍卫朱熹学说，反对阳明学说，反映了骆问礼的治学思想，也反映了骆问礼的治学水平。其实这完全属于学术争论的范畴。任何学说，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骆问礼反对阳明学说，当然不是信口胡言，而是基于他精通朱熹理学的功底与眼光。骆问礼是在吃透了朱熹理学的基础上，以朱熹理学研究者、实践者的身份，通过朱熹理学与阳明理学的比较，找到了阳明学说中他认为的瑕疵，对阳明学说进行质疑。正是这样的质疑，被后人理解成骆问礼捍卫朱熹理学的不遗余力。

也正为如此，后来清代绍兴人张岱评价骆问礼时，用了“朱紫阳之功臣”这个定义。只是我们对骆问礼缺乏太多的了解，以致骆问礼在治学上的这番经历始终被人忽视。

骆问礼的理学思想渗透于《万一楼集》的字里行间，那里有对朱熹思想的评论，对朱熹作品的解读等，而他关于阳明学说的批评文字，则集中在《续羊枣集》第一卷和第五卷之中。第一卷中有以《王文成（二十二条）》为题的一篇文章，共22段文字，每段独立论证。第五卷中有《论“行到然后知”》和《论“知行合一”》两篇短文，记录了骆问礼和他人的两次辩论，尖锐指出阳明学说中存在的两个致命弱点。这两次辩论很精彩。

NO4

一天，龙溪王先生来到骆问礼的住所。这个龙溪王先生就是王畿，绍兴府山阴人，与骆问礼是老乡，时任南京兵部主事，且是王阳明真传弟子，是王门七派中的“浙中派”创始人。故论资排辈起来，骆问礼得叫他王先生。骆问礼抓住机会，故意向王先生讨教该如何理解王阳明的“行到然后知”。

王先生说：“理解这个道理不难。譬如我，我不行，怎么到得了你的堂上。因为我内心要来拜望你，所以我就行，就来到你的堂上，然后我看见你的堂上有椅子，有桌子，有棋盘，有围屏，如果我不到你堂上，怎么知道你堂上有这些东西？”

骆问礼说：“那么请问王先生，你现在看到我的椅子了，这到底是‘知’呢？还是‘行’呢？按照你的解释，如果非要坐到这个椅子上才算‘行’，那岂不是你没坐它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椅子、你坐上去了你才知道它是椅子？”

王先生被问得一时语塞。

骆问礼继续说：“阳明先生老是提到尧、舜、禹、汤，是不是他也做过尧、舜、禹、汤的事，然后知道了尧、舜、禹、汤？阳明先生还谈论过天文方面的知识，他是行上天之后才知道这些天文知识的吗？阳明先生还擅长用兵打仗，他是知道这样打要失败、那样打肯定能胜利之后才发兵的吗？或者说他是先胡乱发兵，等有了胜败之结果后，他才知道打胜了或打败了？那么请问，我们这些身居官场的人，可不可以贪赃枉法？”

王先生说：“你怎么说到贪赃枉法了？”

骆问礼回答说：“不是说‘行到然后知’吗？只有行过贪赃枉法之事，我才能知道什么叫贪赃枉法啊！”

王先生再也坐不住了，他气得脸色通红，不辞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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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骆问礼与刑部尚书赵公锦讨论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说。

骆问礼说：“用不着多作解释，单就阳明先生用‘合一’这个词，就已经知道他所谓的‘知’和‘行’原本就是两件事。”

当时正在饭桌上，骆问礼举起一根筷子，对赵公锦说：“你看这只是一根筷子，何必说‘合一’呢。说‘合一’，肯定有两样东西。譬如：有盘底有盘盖，然后合而为一，叫一只完整的杯子；有夫有妇，然后合而为一，叫夫妇合体；有君有臣，然后合而为一，叫君臣合德；有知有行，然后合而为一，叫知行合一。如果原来只是单独的一样东西，何必说合呢？”

赵公锦回答说：“先师王阳明的意思，只想强调‘行’。如果肯‘行’，就是‘知’‘行’，这完全是两回事嘛。假如不肯‘行’，你就是把‘知’‘行’理解成同一件事，对你也起不到任何教育作用。”

骆问礼说：“如果这样解释，那我的疑惑更大了。譬如我是一个医生，我给病人找到了病因，但发现他先前服的药是错的，于是我给他换了自己开出的药方。现在阳明先生说只要‘行’，言下之意，病人只要服药就可以了，根本用不着医生诊断。照这样理解，如果病人要服药，那么你的药方与我的药方都可使用；如果不用服药，那么我的药方也派不上用场了。可是，明明我的药方是对的，你的药方是错的，那我何不劝说病人服用你的药方，借此来痛骂你的短处、炫耀我的长处？”

赵公锦大怒，脸色十分难看。骆问礼赶紧绕开了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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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次辩论，骆问礼巧用形象的比喻，把阳明学说中的薄弱点给予批判和否定。不管对方有多权威，多忠诚于阳明学说，骆问礼就是不依不饶，从阳明学说的软肋处入手，把人家辩驳得哑口无言，乃至下不了台。

其实骆问礼对王阳明的评价还算客观公正。他的《王文成（二十二条）》中的第一条，就高度评价王阳明，说王文成公无论文章、节义、政事、勋业，“无不表表”，堪称榜样。至于他讲良知，说“知行合一”，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他的“必行过然后能知”，“知”字定兼“行”字，则自然有失偏颇。即使这样，仍不损害王明明其人，因为瑕不掩瑜。但骆问礼看不惯当时社会上的两种现象：一种现象是，皆指瑜为瑕，抓住阳明学说中的瑕疵，一丑遮百俊，试图把阳明学说一棍子打死；一种现象是，皆指瑕为瑜，一俊遮百丑，把王阳明说得一好百好，把阳明学说吹捧到完美无缺。这两种人都不客观公正，有失治学的严谨。也正因此，骆问礼从朱熹理学的高度，来观照阳明学说，指出其学说中的方寸之瑕，以正视听。

骆问礼批评阳明学说，集中在对“知”“行”的认识上。他说，自从有书传以来，都是将“知”和“行”相对着说的，且早就有了定论，王文成担忧天下只停留于“知”而不肯落实于“行”，这样的担忧也没错，也算得上是先天下之忧而忧，问题是王文成公原本只要教诲天下人“力行”就可以了，却非要折腾出一个“知己兼行”的新概念来，故骆问礼有批王阳明“未免操异说以胜人”“何必更立一门户”之说。

于是，骆问礼追根溯源，刨根问底，并收集当时批判阳明学说的典型言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像当年王阳明批判朱熹一样，骆问礼对王阳明的学说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譬如：

认为王阳明谥号“文成”，有点名不副实，至少他的“良知”之说是“文”之一蠧，若论戡乱定国，王阳明不值一提。认为王阳明讲学是其一生的败笔，否则王阳明称得上是完人，可王阳明并不自知。认为王阳明的学说与朱熹的学说大相矛盾。阳明子弟说阳明与朱熹是殊途同归，既然如此，王阳明何必立自门户，自辟新说，且排斥朱熹那么不遗余力。认为王阳明与朱熹，其学则同，而其说终异。朱熹心口相应，王阳明是操异说以胜人。认为王阳明的“格物”太过简单化。认为王阳明的学说违背了《大学》的宗旨。认为学术是根本，德行、文章、功业皆生于学术，并不在于其演说。凭王阳明有“良知”的演说而独称其是真儒，这是欺世盗名。认为王阳明弟子在对待王阳明《乞宥言官以彰圣德疏》上另有所图。认为王阳明语录多遁词（因理屈词穷而避开正题所说的推托应付的话）。认为王阳明有孔子自居的嫌疑。认为《论语》早就提到过“知行合一”，可是王阳明却不肯稍稍认同朱熹的学说。认为王阳明弟子在节录《薛文清公读书录》时，故意支离，为其所用。认为王阳明弟子所发表的言论，只停留于古人的《小学》工夫。认为王阳明对《大学》“在亲民”的“亲”字的理解上有错误。如此等等。

阳明心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笔者才疏学浅，不敢妄议孰是孰非，只是据阅读骆问礼作品所得，集成上述文字。故文末特附骆问礼《王文成（二十二条）》原文，以供王阳明学术研究者参考。

附录：骆问礼《王文成（二十二条）》

1、王文成公，文章、节义、政事、勋业，无不表表。其讲良知谓“知行合一”，曷尝不可。若谓“必行过然后能知”，“知”字定兼“行”字，则自是一偏之说。然无害其为文成也。议者纷纷，指之者既为不情，而褒之者亦未免太过。今有美玉于此，不免有方寸之瑕，瑕固不掩其瑜也。作恶者疵之曰“有瑕，非玉也”，固未为然；其作好者执其瑕以示人曰“此正玉之所以为美”，恐亦未得为通论。今之尊信文成者，皆指瑕为瑜也。夫自有书传以来，皆以“知”“行”对言，文成忧天之下徒知者未必能行也，则诲天下以力行可矣，而必谓“知己兼行”，然则“行”字又何为乎？
2、古者“谥以尊名，节以壹惠”，王阳明先生文矣。其讲良知，必（毕）竟为文之一蠧，若戡乱定国，则凿凿无得而议。欲壹其惠，终有所在。借曰孔文子且为文，则亦乌在其为尊阳明也？
3、昔人谓：“王文成节气、勋业、词章皆足以师表一世，惟除却讲学一节，即为完人者。”指其讲良知而言也。文成自谓：“从事讲学一节，即尽捐三者亦无愧全人者。”阳不解言者之意而泛言之也。
4、王文成“良知”之说，与朱文公大相矛盾。其为晚年定论，诬朱子也。夫孔子之德亦因年而进，朱子晚年所得岂无进于中年者？若谓其“致知力行”之说，散见于经传者尽非，而晚年有得又未及尽改日前著述，在朱子则朝闻道夕死可矣，而贻其谬伪之谈以惑后世，可与？且其晚年既有定论矣。而《诚意》一章，易箦所定，乃复寻旧说。蔡沈传书于朱子既没之后，必得与闻其说矣。乃不循其已定之论，而乃袭中年未定之说，何与？至其门人又谓其师与文公入门虽异，所造则同。夫循朱子之说亦可以入道，则阳明又何必更立一门户，而排之不遗余力，又谓其定论之同也。由前之说似于援儒以入墨，由后之说似于推墨以附儒。
5、世儒论朱陆同异，必曰：“朱子道问学而未始不尊德性，陆子尊德性而未始不道问学。”若是，则何言之有？夫尊德性而道问学，中庸之言也，五尺童子亦能诵之。朱子训注之功也，至其自修，顾乃以问学为重，而德性为轻，可以为朱子乎？今世浮誇之士固有所言在此、所学又在彼者。圣贤不如是也，朱子为之乎？至于问学，亦圣贤所必不能废者，陆子又岂能外之？恐其意向则终以此为轻，而又欲执其说以胜人，不觉旨之愈远。如阳明先生，曷尝不读书、不多识，但其开口必以闻见为遮迷，自是豪杰一种，笼络人说话。学者不察，喜其新奇，遂忘真实，而且欲为两可之说。愚谓阳明与朱子，其学则同，而其说终异。朱子心口相应者也，阳明、象山未免操异说以胜人矣。
6、《大学》八条目，朱子《章句》明白易知，一条有一条工夫，不可少也。若依文成，则“格物”一言尽之，余皆赘语尔。愚读阳明文录，固恨其不能通。以质之王龙溪公，终不领略。吴晤斋公谓“朱子之格与阳明之格皆能用之”，亦不可晓。圣人之道易则易，知吾从朱子而已。
7、旨哉！林次崖公之言原始要终，故知死生之说。“死过，然后知乎？”一言尽之矣。
8、郑端简公谓：“今人专指斥阳明学术，余不知学，但知《大学》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为是，而以汉儒旧本为非，此须虚心静思得之。”信斯言也。人所以指阳明学术之偏者，谓其不当言“知必兼行”，必行过然后能知，恐非《大学》宗旨尔。即从汉儒旧本，其说遂可通耶？
9、学术，本也。德行、文章、功业皆生于学术，而德行有激则为气节，功业遇变则成壮猷，皆学术所致，恐不在言不言也。吾乡入国朝已来，语壮猷则刘文成、于肃愍公，语气节则方逊志、孙忠烈公，其他文章、德业不假壮猷、气节而纯然可范者，若商文毅、谢文正、章文懿、胡端敏诸公，尚难枚举。独称王文成为真儒者，以其言良知也。而良知且为斯文一阨，况言而不为良知者乎？世方狥名，则言之不可已也如此。
10、孔门推尊其师，无所不至，而亦有不善推尊者，诛少正卯、辨羵羊萍实之类，虽无之不害其为孔子也，而必附会其说。孟子推尊孔子无他词，曰“仕止久速，各当其可”而已。王文成公《乞宥言官以彰圣德疏》，只如此可谓文成矣，而门人必增损其说，曰“乞宥言官去权奸，权奸欲致之死地，逃至海口”。夫权奸死，文成之心岂谓必无？然当不在言官之上也。言官不必逃之海口，而文成逃之，亦过计矣。不知文成之所以为文成者，不在此也，必在此也，言官先文成鸣矣。
11、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朱子释子曰：“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不致知。此内外合一之学也。”陆氏未免偏于尊德性一边，故朱子以道问学药之。而世之议者乃谓：“朱子之学主于道问学，而晚年未始不尊德性；陆氏之学主于尊德性，而晚年未始不道问学。”其为陆氏得矣，而恐非所以语朱子也。朱子晚年始尊德性，则前此亦世俗一词章之士而已。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诸。”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使冉有之问后子路十年，则“闻斯行诸”亦孔子晚年之定论与？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道其不行矣夫？朱子释之曰：“知者知之过，既以道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道之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贤者行之过，既以道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由不明，故不行也，此“知行合一”之说也。从阳明之说，则道之不行，非不明之过矣，故有识者多疑之，而世之议者乃谓：“朱子之学以知为外，而未始不力行，以求诸内；阳明之学以知为内，而未始不多畜，以尽乎外。”非惟不足以语朱子，亦非所以尊阳明也。使阳明而肯少同于朱子也，则奚必辨之不遗余力若是哉？孟子以义为内，告子以义为外，使告子之德业、文章而杰然于一世，则其义外之说亦未始不同于孟子之义内矣。而况朱固未尝以知为外，人未察之耳。
12、年友许南台公有言：“王文成公忧天下之溺于见闻也，故示人以求知于心，此诚探本之论。然闻见何可尽废也，人固有伤于饮食者，非饮食之必伤也。不曰节之，而曰绝尔饮食而引道服气，天下之能引道服气者几耶？”知者斯言！此可与知者道也。
13、林对山司空谓：“阳明先生文字多可罪。曾子责子夏使西河之人疑女于夫子，而阳明《祭徐日仁文》显然以孔子自居，若《祭刘养正母》《辨冀元亨罪》词皆不顺。刘养正既无君臣，阳明安得尚与之为友？元亨何人，而汲汲以叛臣为忧哉？”
14、阳明先生刻朱子晚年定论成，顾东桥问之，曰：“然则‘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未定之论与？”
15、知行合一，成德之事。若语学，则必先于致知。行道固难，知道亦不容易，所以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成汤则闻而知之’，曰‘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如对今之讲学者言，又要把‘知’字‘闻’字皆兼‘行’字说矣。”不意斯文之阨，一至于此。
16、王文成谓格物是格其不正者以归于正。且谓在事物上格，所谓事物上格者，非于父则孝、于君则忠、于耳则聪、于目则明乎？若是则身已修矣。又说甚么正心，若心能格其不正者以归于正，则心正矣。又说甚么诚意致知，又说甚么格物。
17、陈白沙语录多腐词，王阳明语录多遁词。
18、《薛文清公读书录》小本甚多，窃尝读之，皆切近精实，非王文成、陈白沙二公比。今读其全书，乃知文清笃信程、朱者也。诸小本皆陈、王二氏之徒所节，尽去其异己者。以是知读书当读全部，商鼎一脔非具体也，况注脚六经，而欲束之高阁者哉！嗟夫，世方谓陆子易简、朱子支离。使朱子而果支离，吾所不讳也。况支离者为文清，而易简者为文成，人亦何独乐为文成而不为文清耶？
19、原来王文成之徒所言者，皆古人《小学》工夫，古人《小学》其志向规模已自可观，始使之入《大学》，教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修其身，而齐治均平，其不能者，皆放之归农。今谓圣人个个可做，只是被闻见误了，你如今不要读书，只是要做好人便是，不知要做好人乃《小学》工夫，要做便是释子虚谈。朱子恐后人未必尽得《小学》之力，为寻出一“敬”字，可以补《小学》之功，此孟子谓学问本于求放心之意，极于学者有功。今谓人皆不须别样，只一个求放心，学问之事就完了，殊失孟子本意。不知求放心只是个学问的根本，能求放心方可致力行。朱子“敬”之一字，正是为此。
20、南昌之变，吾乡胡端敏、孙忠烈、王文成可谓三仁矣，易地则皆然者也。
21、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不有学。修道之谓教，则体道之谓学。言学，则道在其中矣。今之世乃有名为道学者，岂道之外别有学耶？或曰：“如今业举者亦可以为道乎？”曰：“朝廷既以科举取士，士非此无以用世，则业举亦道也。今之以道学自名者，不业举乎？不特举子也，即百工技艺之学亦不可不谓之道，何者？天下不可一日无百工技艺也，非道而何？”
22、徐尚书学谟曰：“《大学》‘在亲民’句，程子曰：‘亲当作新。按《左传》：亲间旧，亦以亲为新，疑古字通用。’王文成必要如字解，不知圣人立言要于精切，非若后来学徒讲一笼统套子，随处凑泊也。‘新’字与‘明德’之‘明’字相对待，俱在教上说，犹孟子所谓‘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若曰‘亲民’，即与‘明’字不相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