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临近年关，街上有些清冷，整个城市仿佛一瞬间空了，交通畅通，阳光温暖。

没有工作任务了，中饭后我请了个假，想午休时去逛个花街，去感受下过年前的气氛，因为前几年都会去逛。其实并不想买花，家里已经买好了。

当我在零食店里买了一包黄金椰枣，边吃边朝花街晃悠过去时，突然身后有人喊我，回头，发现是一个女同事。

她说她也来花街看看要不要买盆年桔。

我们一起往花街去，看着一排排姹紫嫣红的菊花、芍药、蝴蝶兰等开得正艳，美得让人不忍挪眼。

她一路走过去，边走边询问商家，年桔怎么卖，蝴蝶兰是什么品种，水仙花要怎么养，菊花能摆放多久……

我心里有点急，因为我原本的打算是在花街晃悠一下，就坐公交回家搞搞卫生，然后收拾好衣物，为防止路上堵车，决定今晚半夜三点钟回老家看宝宝和老人家，一起过年。

但当我看到她不时地很有热情兴致地跟商家攀谈，了解年花的各种情况时，我便不好意思跟她提及我要早点回去这话头来。

于是俩人又一起晃悠了一圈，太阳还真有些毒，火辣辣地，衣服穿多了，热得很，中午没午休，困得很，直想打瞌睡。

大概晃悠了四十多分钟后，在一个交叉路口，她跟我说，她要去那边买点东西带回家吃，让我先逛。

我如闻大赦，连连点头说好。

就在跟她分手两分钟后，我赶紧按原路返回，准备去公交车站坐车。

我顶着大日头，跟瞌睡做着斗争，低头匆匆赶路，猛然抬头时，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她！

原来她所谓的去买点东西吃也是借口而已，她自跟我分手后，也是两手空空地急匆匆地从另一条路往回走！

我放慢脚步，生怕赶上她，生怕她回头看到我，那样可尴尬了！

这事很使我触动。明明俩人都有事，却碍于面子而不肯或者不好意思直接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想法和需求。

一个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愿，忍着种种不适，舍命陪君子。

一个也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愿，最终找了借口才分开。

一个以为自己的舍命陪君子是牺牲是奉献是爱心爆棚。

一个也许并不需要这种陪伴，并不能感知到对方的爱心和好心。

由此导致俩人在信息不对称、没法搞清楚对方真实想法和意愿的情况下，勉强和矫情地牺牲午休时光，相伴在大太阳底下晃悠了四十多分钟！

倒不是觉得浪费时间，而是在反思为什么我不能大胆直接地，从一开始就告诉她，我并无意在花街闲逛买花，只想看俩眼就走人，回家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去做呢。

我也在想，我是这种模式，为何她也是这种模式呢。

她其实也可以一开始就告诉我，她也只不过来花街看看而已，并没打算看那么久，并没打算当下就买花，干嘛她也会像我这样，不好意思向对方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呢？

我们是个委婉的民族，我们通常都很在意他人的感受和想法，担心自己的言行会伤害到人家，会让人家不适和不快，因此我们通常选择压抑自己最真实的意愿和想法，宁愿折腾自己，宁愿让自己不适，宁愿自己委屈，也绝不肯说出自己真实的心声和想法！

这是集体潜意识，已经深深根植国民性格之中。

2

在去花街之前，我也遇到一件类似的事情。

今天中饭后，我没有像往常一样跑去休息室午休，而是回到办公室，准备去拿包上花街。

在出门之前，手机没电了，我就先充下电，想着等充一部分后就出门。

就在这档口，同屋的女同事进来了，她平时就在这办公室支个小床午休。

我跟她说，我充一小会儿电，你要午休了就跟我说下，我就出去，让你午休。

她马上接口说，我现在就要睡觉了。

我听到她这话后，愣了半秒钟！

为嘛？

因为她的反应跟我一向持有、接触、接受的人际交往和应对模式不符。

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教育成要照顾他人的感受，要顾及他人的想法，说话表达要婉转些，不要那么直来直去，因为太直了就会伤害到别人，或者引起别人的不适。

即使家长或老师没有用言语直白地向我们传达过这种思想和理念，但因为它深藏于国民性中，深植于国民潜意识中，所以它总在无时无刻地发挥作用，默默地引领我们在人际交往中要婉转，要间接，不要直接，不要过于坦诚。

我潜意识中有个预设，就是在我跟她说“当你要午休时就提前告知我一下，我就出去让你午休。”这话时，她的反应正常来说应该是回答说，“好的，我等会儿会提前告诉你的。”

我潜意识中会认为这种反应才算正常，才符合中国人一贯的模式。

可是她给出的，不是我潜意识中预设的那种国人惯常的反应，而是直愣愣、一竿子插到底的那种，让人感到生硬、僵硬、突兀，确实会让人感到些许不适。

我在想，如果角色互换，我换成她的角色，我的模式是，即使我现在很困，很想午休了，我也不会直愣愣丢过来一句话，说我现在马上就想午休了，我肯定会给对方几分钟的缓冲时间，让对方再充那么一两分钟或三五分钟电，因为我觉得那样才是正常的通常的做法。

在这样想之后，我脑海里马上又冒出来一个声音，她这种反应错了吗？她表达的正是她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意愿啊，她错在哪？

为何她就敢于这么直接大胆坦诚地表达她最真实的心声和意愿，而我为何不愿意或者不想也不敢这么直接大胆地表达我最真实的意愿和想法？

是什么在支配着我会选择采取这种很顾及他人的感受和想法，而强行压抑自己最真实的念头的模式？

3

回头想想，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确实一直有一个模式，那就是不愿意强人所难，不愿意麻烦别人，不愿意主动向他人提要求，因为害怕拒绝和让他人不适不开心不高兴，不愿意或者说不敢大胆直接表达我的真实意愿和想法。

还是说回到这个直愣愣地说自己现在就要午休的女同事。

前不久我们举行了一次较为大型的新闻发布会，邀请了八九家媒体记者出席。

活动原本由我跟另一位同事一起负责组织和策划，但他临时有事出差，这个重大活动就交给我一个人来组织和策划了。

新闻发布会当天，我一个人忙上忙下，不好意思叫其他同事帮忙。

发布会现场需要有人跟会，但媒体记者又不是一起来的，而是有先有后，所以必须有人去大门口迎接和引领不时到来的记者。

我一个人肯定分身乏术。

好在这位女同事主动补位，她跑去大门口迎接记者。

谢天谢地，发布会开得还算顺利。

事后，这位女同事在跟我聊天中说，你那天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下，需要我去大门口迎接记者啊。

我说，我不好意思开口啊！

她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不都是为了工作吗？

我说，我跟你是平级的，我开口跟你说让你去干啥干啥，我会觉得我是在命令你，我不愿意给你这种感觉！

她说，怎么会给我一种你命令我干活的感觉呢。你看我平时忙不过来时，不也是叫你去干嘛干嘛吗？

我说，我不会拒绝你。可是要我叫你去干活，我就是说不出口，所以你看我平时就算再忙，我都宁愿自己去干，凡事亲力亲为，不愿意麻烦你和别人，因为怕给对方带来不适和不快的感觉。

谈话到此结束。

我反思了很久，我的这种害怕麻烦别人，害怕给别人添堵，害怕给人家增加负担，害怕给人家带来不适的模式真是跟随我好久好久了，似乎从小到大，这种模式一直跟随我，一直深藏潜意识中。

我的直属领导也跟我是一类人，他每当要指挥我去干个啥时，总是有些怯怯的，很不好意思麻烦我似的，会弱弱地说，那这事儿就辛苦你了，或者说不好意思，又要麻烦你跑一趟啦……

我所在的心理学兴趣小组当中的一位男同学跟我说，他也是这类人，不愿意也不善于拒绝别人，但很害怕人家拒绝自己，不愿意或者说不敢于直接表达心声和想法。通常都为了别人而勉强自己去做其实很不愿意做的事情。

4

我曾经也尝试过大胆直接表达我的想法和意愿。

我所在的心理学兴趣小组有八个人，我们平素的相处除了像同学，更像是一个家庭里的八兄弟姐妹。

在这个小组中我会无意识地把其中的一位女同学当成是这个家庭里的大姐姐，而把上文提到的那位男同学当成是这个大家庭里的长兄，在他们两位跟前我会无意识地退行到家庭里需要照顾和呵护的妹妹的角色。作为这个家庭里的妹妹，自然会在哥哥姐姐面前骄纵一些，而他们也在无意识中代入了大姐姐和大哥哥的角色。

记得有一回小组聚会在我家附近举行。

“哥哥”说要去吃生鱼片，我平素对于吃很讲究，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我是坚决不吃的，比如蛇狗牛羊之类，对于生鱼片我也很固执地认为寄生虫特别多，我无法理解他为何要吃这种东西。我和几位女同学走在前面，“哥哥”走在后面，他一直可怜兮兮地小声地对我念叨说，去吃生鱼片吧，可好吃了，我说那东西不能吃，他说就吃这一次嘛，我不接他的茬，最后我们在一家大伙都中意的川菜馆里坐了下来，幸好“哥哥”也颇满意这家。

我后来心里想起这件事还是觉得挺对不住“哥哥”的，因为他那么想吃生鱼片而被我拒绝了。但我又为我敢于直接大胆地表达出我的意愿而感到有些许高兴。

上周去上国画课时，我也很直接大胆地跟我的老师说，画了好几幅樱桃了，我今天想换一下口味，画画枇杷。

老师听了我的话愣了一下，我感觉他有些为难。

看着他为难的样子，我差一点又回到以往的模式中，准备选择妥协了。

我的国画老师也是一位不容易拒绝他人的人，即使他对我提出的想法不太赞同，他也会很好脾气、很委婉地接受。

事后我也会对老师感到有些抱歉，毕竟我的要求有些打乱了他原本的教学计划。

但我再回想每当我表达我内心的真实意愿和想法时，这种感觉不压抑，很敞亮，它让我觉得我是身心合一、身心一致的，我在做真实的自己，不是那个委曲求全的、迁就妥协的人，不是那个内外不一致、心口不一致的分裂的个体。身心合一、心口一致，让我觉得很踏实，很沉稳，很有力量。

5

是什么在阻止我们大胆直接地表达心中的意愿和想法呢？

我想有两大原因。

其一，这也许要追溯到古代的一些封建思想和理念上去，比如过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们似乎总生活在一个无形的囚笼中，成了一个个套中人，难以扬眉吐气、挺直腰杆做人，无形的桎梏笼罩在每一个个体心间和头顶，没有自我，无法自己主宰自己的生命和前路，什么都要听君王的，听父权的，他们从来或者很少有机会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即使在古代有些忠贞之臣敢于在朝堂上直言进谏，那也是做好了万全之策或者甘冒一死，我以我血荐轩辕。最终成就千古佳话的也就魏征和唐太宗这样的极少数CP。

可见从古到今，敢于如此直接勇敢大胆表述心中的想法之人，实在不算太多。绝大多数人心底非常隐秘的角落都潜藏一个声音，要委婉，要温婉，不可太直接，太直接会伤害别人，别人会接受不了的，会对你有看法的，会让别人不认可和不接纳你的，会被视为是智商情商低下不会做人不会来事的，会破坏关系的，会妨碍人生幸福和事业顺畅的……

无论你觉察与否，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潜在的应对模式。

一位心理咨询师在他的书中提到他曾亲历这样一件事，他硕士毕业后去某报社实习，报社主编召集众人开会，主编在会上讲完话后问在座的同志可有意见，他举手很认真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发现周围的人都很诧异地看着他，那眼神是在告诉他，小子，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这儿是你可以说话的地方吗？后来他离开了那儿，成了名满天下的心理咨询界的大咖。

一位作家在他的书里提到他曾经历这样一件事，他那时候刚调入某单位，年终单位发鱼作为福利，大家都跑去选鱼，他也选，选的是条大的，众人就都拿异样的眼光瞅他，那意思是这人太不识相了，情商太低了。这位作家说，从那以后，他坚决要调出来，后他果然跑了出来，成了名满天下的官场小说作家。

可见，人们要想大胆直接地表达心中所想所愿，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很多无形的潜在的所谓规矩规则规条在禁锢着个体。真实大胆表达会招来非议和损害，所以人们也就慢慢调整自己，学会了委婉，曲意，曲里拐弯，山路十八弯。即使某个东西确实自己很想要，也不敢发出声音说我想要，即使某个人明明自己很不喜欢，也得装作很喜欢的样子，即使某些场合明明自己不想去，也非要勉强自己去。

一些人会说这是行走江湖必须的面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的想法都会不同，见解和解释也就不同。

其二，这得借用上文提到的那位心理咨询师的理论。

“好人”从来没有学习过在自己的立场上、在自己的感觉上和别人交往，不习惯。说得更深一些，我的自我是建立在你认可我、你承认我是个好人上。如果没有人认可我，我的自我就不存在了。说得严重一点叫自体瓦解、自我破碎，所以我的存在有赖于别人的认可。

“中国好人”其实是失去自我的人。因为自我不存在，所以只能围绕别人的感受打转。但是西方的好人如华盛顿，则首先以自我感受为重。把自己安顿好了，才去对别人好，这是为什么？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在西方有所谓的超越界，就是上帝、神。可能主流文化中，只有中国是纯世俗文化，在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化里都有神或上帝存在。在基督教文明中，每个人的内心有一个通道，当你自己内心的通道通了，你就可以和上帝对话了。你忠于自己才能看见上帝。而中国人说，你只有把“自我”泯灭了，你才（是个）“好人”，这是最大的区别。

好人通常会失去自我觉知力，他们总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不怎么痛苦。但其实是，他们灭掉了自己的需求与声音，他们使用了麻木的策略。他们给自己打了一剂强有力的麻醉剂，但他们却忘记了。因为，在我看来，这剂绝望的麻醉药，很可能是在婴儿时期就打了的，所以不存在记忆里。

我对中国好人的暂时描绘：只付出，不索取；总给予，但很难接受别人的给予；封闭，感觉麻木；理性或许很发达，但感性一般不发达；内心深处有“我无害”的哲学，所以，他们的好像绵羊，而缺乏力量；他们没有欲求，也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小波说，沉默的大多数。

好人对自己的“好”这一点非常在意，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我是一个好人”的感觉。哪怕撕毁关系，哪怕遭遇虐待与不公，哪怕是牺牲最亲的亲人，都要捍卫“我是一个好人”的自我感觉。因为这样的原因，好人常会好到失去了人情味。

反观我自己和周边绝大多数人在人际交往的应对模式中，不都在苦苦执着于将那个好人的名号和帽子扣自己的头上而舍不得摘吗，而且觉得摘不掉，比性命还不能丢的感觉。

但总归，社会前进的方向该会是，人们越来越敢真实地面对自己，大胆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因为这才符合人本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