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金锁记》中的男性角色

《金锁记》讲述了一个在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因封建家长的要求，被迫与名门望族姜家的残废二公子结婚，在接受家庭其他成员对她的冷嘲热讽和丈夫婆婆死亡的事实，以及金钱的熏染后，重新披上封建大家长的外衣，扮演起当年她婆婆和嫂子的角色，践踏儿媳妇的尊严逼迫其致死并且亲手断送了她女儿的幸福的一个悲剧故事。

《金锁记》中的主要男性角色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身体上残疾，如姜家二少爷、七巧的丈夫姜仲泽；二类为精神上的残障，如姜家三少爷姜季泽、七巧的哥哥曹大和七巧的儿子姜长白。

姜二爷像是身材不及三岁孩子高的软骨病人,是一辈子瘫在床上的“废人”。 [1]作者将七巧描写成身体健壮的人，正好与患有软骨病症的姜家二少爷形成鲜明对比，女性角色在这个小说中比男人更加强大，而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也被彻底颠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贵族阶层患上了“软骨症”。仲泽便是那个已失掉了贵族地位之后,不甘灭亡而苟延残喘的时代和阶级以至家庭的隐喻象征。

姜季泽生性顽劣，作为家中男丁，不为家族事业考虑，而是成日对着自己的嫂子动歪心思，不孝敬上人，娶了媳妇也不收心，整日在外吃喝嫖赌。他是男权社会中男性行为的真实写照。对姜季泽来说，与七巧的调情，是他擅演的风流戏之一，但也只能揩点油而已。家里的女人归根到底是保证“纯种”的工具，一旦惹火烧身，是“躲不掉”、“踢不开”的；要寻求快乐风流，外面有的是青楼女子，犯不着为七巧冒逾越“制度”的危险。张爱玲在这里直逼姜季泽内心，把他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表象同时展现给读者，将其丑恶性和虚伪性暴露无遗。拒绝了七巧爱情的季泽却拒绝不了黄金的诱惑。经过多年的苦等与煎熬七巧终于有了当家理财、成为一家之主的时候，“满面春风”的姜季泽来向七巧倾吐他的“爱情”，他叫她“七巧”而不是“二嫂”，说自己和妻子合不来，拼命在外面玩，都是为了七巧，过去只是碍着家里人多眼杂，不得不管着自己等等。然而，当七巧决定用“金钱”作为试金石来检测姜季泽的“爱”，却发现原来姜季泽是为金钱而来，不是为爱情而来。震怒中的曹七巧用扇子打走了这个曾让她无限“痛苦地爱着”的男人，也打走了作为女人的七巧的最后一点温情和期盼。姜季泽原本有着蓬勃的生气和活力，但他同时又是盲目不知觉的生物，没有意识，所以只能在黑暗中蠢动，而作为封建没落家族的遗老遗少的他，最终还是难逃命运的愚弄。[2]

七巧的哥哥曹大是七巧踏上不幸道路的推动者。他为了攀附权贵，未经七巧同意将自己唯一的亲人送给一个残疾人当妻子，而事后对妹妹在婆家的经历不仅不管不顾，还对她不幸遭遇肆意嘲讽嬉笑：“‘远迢迢赶来看你，倒是我们的不是了！走！我们这就走！凭良心说，我就用你两个钱，也是该的。当初我若贪图财礼，问姜家多要几百两银子，把你卖给他们做姨太太，也就卖了。’”中国传统的人伦道德、血缘亲情在这里几乎看不见，剩下的只是自私的人性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3]

姜长白是七巧的儿子，是七巧在全文中唯一不提防的男人，因为在她看来，她所有的钱以后都是给这男人用的，但是这个被七巧看中的男人没有父亲的教导，没有作为家中长子的意识，“长白盘踞在烟铺跟前的一张沙发椅上嗑瓜子，……”这样的儿子，与当年的姜季泽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七巧苦心孤诣培养长大的儿子没有带给她多少欢乐，反而跟着她学会了抽大烟，学会逛窑子，而七巧将当年自己做媳妇的气撒在了长白的媳妇和姨娘身上，以致他对自己的妻子和姨太的态度不冷不热，还将房中的事讲出来，毫不顾忌脸面。若说姜仲泽是身体上的残疾，在象征意义上，姜长白与他的父辈同属肢体残疾、精神残障、一无所能、成人童稚化的男性形象。[4]

《金锁记》中的男性不仅是父亲和丈夫的男性阳刚性征严重缺失的反面形象.就连下一代的儿子形象,也是性格懦弱扭曲,既不是身心健全的也不是能力卓绝的,他们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与情感也完全消失。[5]而我们在品读张爱玲的这部小说时，不仅应该看到她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对乱世的病态男性进行深刻的批判，更应该看到她对于揭开他们一层一层真实丑恶面目时的心痛和对人性的呼唤。

[1][4]常彬.浮世丑怪众像图——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世界[J].贵州社会科学，2003，(02):68-70+108.

[2] 徐鑫.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D].吉林大学,2006.

[3] 熊学敏.解读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J]. 鄂州大学学报,2013,(05):25-27.

[5] 王美龄.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J]. 文学教育(下),2014,(09):24-26.